崇尚个人权利、张扬个性自由是现代体系的确立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个人潜能的自由迸发，所以，当一个个“小我”摆脱传统纽带的束缚，在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实现其人生价值的时候，几乎所有的进步思想家都对此表示了肯定。历史进步等于自由创造，等于个性解放，等于反禁欲、反传统，成了一种习惯的思维定势。但是，现代文化保守主义者却认为，这种思维定势存在着极大的片面性。在他们看来，即使个人自利的原则蕴含着前所未有的创造能量，那么要将这种能量的释放纳入一个健康的轨道，也必须借助另外一套原则的积极配合。这另外一套原则来自传统伦理。

    文化保守主义者的一个基本看法是，以个人自利为原则的市场体系的最初运行，是稳固地靠在前市场社会的精神气质的肩上的。正是传统伦理所强调的责任、义务、信用、承诺、勤劳和节俭等等，通过对个人贪欲的限制，给初创阶段的市场体系的合理化和有序化提供了重要的道德基础。在这个意义上，一种健康的市场规则的确立，与其说是纯粹的个人作品，不如说是对无拘无束的个人施以督导的产物。文化保守主义者强调，那些世俗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功利主义哲学之所以被人们接受而较少考虑其负面效应，就起源来说，也部分地在于它受到了影子一般的传统道德遗产的约束或支撑。早期的自由主义者，如斯密，曾或多或少地把这种约束或支撑视为理所当然，因而未对它作过多的评论。但是斯密的后继者们却在传统道德遗产受到严重侵蚀因而也是最为需要的时候将它忽略了。在文化保守主义者看来，先于资本主义存在而被带到资本主义时代的传统道德遗产，由于约束个人贪得无厌的需求和欲望，因而以弥补个人自利原则之缺陷的方式为市场交易的正常进行提供了限制性保护。就此而论，它不仅是市场体系的初始条件，而且是其持续存在的条件。“自由主义这些年来一直能不断存在下去，是因为它所产生的个人主义始终是不完全的，得到古老的戒律和忠诚，以及地方的、伦理的、宗教的稳定模式的调节。未经此调节的自由主义是无法长期存在的。……自由主义对其历史性限制的胜利将是一场危机。” [48]

    但难以逆转的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按照自身的内在逻辑勇猛地突破了在它看来不过是绊脚石的一切传统边界。它不仅把个人的自然欲望公开释放出来，而且动用各种各样的舆论宣传手段，给追求世俗幸福的功利原子提供缓解焦虑的祷文，进行洗刷负疚意识的心灵蒸气浴。经过不断地蒸发，自由主义逐步耗尽曾对其予以限制的传统道德遗产，它变得纯粹了，单一了，也缩小了，或者不如说膨胀了。结果，“我们的欲望成为一种我们必须尊奉的神谕圣言”。[49]文化保守主义者强调，尽管自由主义思想家也承认个人利益有一个专属于他自己的正当范围，但是，由于其批判矛头主要不是指向个人的过分自由，而始终是由社会督导和约束所带来的个人的过分不自由，因此，他们在生活实践中激起的文化效应，将趋向于一种狭隘的自我中心主义。托尔维尔指出：“个人主义是一种只顾自己而又心安理得的情感，它使每个公民同其同胞大众隔离，同亲属和朋友疏远。因此，当每个公民各自建立了自己的小社会后，他们就不管大社会而任其自行发展了。”[50]

    文化保守主义者倾向于在封建体系和传统道德之间作出审慎的区分。按照他们的看法，以自由竞争为基本原则的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打破封建体系的禁锢，但其合理、有序的运作，却离不开传统道德遗产的隐性支持。可是问题在于，当自由主义作为主导性的价值观念获得文化霸权之后，不断膨胀的自负使它对于传统道德遗产提供的给养压根就缺乏意识。在它的心目中，传统戒规最好不过是某种不必要的负担，而最坏则是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因此要么对其漠然处之，要么就是有意的敌对。这样，在愈益偏狭的自由主义驱动下，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打破封建禁锢的同时，也把传统道德体系负载的价值意义一并抛弃了。于是它就按照自身逻辑卷入了一场“创造性的毁灭”的风暴。[51]对它来说，任何创造都是对旧有界限的毁灭，而且不毁灭旧有的界限就无法进行创造。虽然由于使物质财富滚滚而来，这股风暴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巨大成功，但是熊彼特指出，成功背后隐藏着负面。因为它砸碎的前资本主义文化镣铐，同时也曾给它以必要的支持和庇护。而一当完全摒弃这种庇护，资本主义终有一天无法消受它成功的美酒，不仅醉倒，甚而中毒，以致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将因为自己的成功而一步步走向衰败：

    在破坏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时，资本主义就这样不仅破坏了妨碍它前进的障碍而且拆掉了阻止它崩溃的临时支架。这个以其残酷无情的必然性而予人以深刻印象的过程，不仅仅是一个消除制度上的枯枝败叶的过程，而且也是一个赶走资本主义阶层共生的老伙伴们的过程，和它们共生在一起，原是资本主义图式的本质要素。[52]


 道德生态的失衡与重建

     贝尔指出，在近代，随着传统社会结构的瓦解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