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不背酒色之徒的污名只不过是一种障人耳目的说法，而且对于花花公子来讲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充分享受生活”。但是文化保守主义者指出，如果打破道德禁忌而无拘无束地开发经验边疆，那么，享受生活骨子里永远都不可能充分。一个典型例证是，在早年美国那场禁酒运动中，对酒的渴望曾被提到向往自由的高度。但是这个高度在今天显然已被超越。大麻、可卡因、海洛因带来的刺激才能给人以更亢奋的高峰体验。文化保守主义者由此断定，“娱乐道德观”的蔓延不仅会荡涤理想崇高，而且会引发另一个更严重的社会后果。这个后果就是道德生态的破坏。
文化保守主义者反复强调，放纵和约束的关系是一个关乎文明命运的根本性问题。虽然他们不赞同原教旨分子那种把道德热忱政治化的偏执主张，但却始终认为，对人的自然欲望予以督导和节制，不仅在价值上是正当的，而且对文明的健康发展来说也是必须的。他们从这个意义来理解宗教和道德的功能，也按照同样的思路来理解文化的意蕴。因为，如果说文化体现了人类超越动物状态或自然状态的努力，那么它在本质上便是培养和教化。[68]但是，自近代以来不断高涨的“表现型个人主义”潮流，却把这种培养和教化看作对人的自然本性的过度禁锢、无理干涉乃至于专门塑造伪君子的道貌岸然。因此，一代又一代的新潮个性便以寻求自由、解放和真诚的名义，展开了对原被锁住的情欲边疆的奋力开拓。他们首先在情感体验中为自己构造一个小世界，接着用生命意志的重锤将长久受人尊奉的最高价值打翻在地，最后则在本能冲动中跳起了享受胜利果实的欢乐歌舞。如果说，培养、教化同自发、任性构成对立面，那么，将反传统、反理智、反道德禁忌、反制度规范推到极至，无疑就是消解一切既定秩序以实现“零度结构”的反文化了。
根据贝尔的解析，作为一种社会风潮，反文化从生成机制来看乃是“天才民主化”结果。[69]在一极，那些为生命意义寻求哲理阐释的文化精英或许有某种形而上的价值关切，但是这种关切一经转到文化大众的另一极，就往往被当作单纯的刺激物来接受。因此，在天才民主化逻辑的作用下，尼采那诗化的狄奥尼索斯，被新潮男女们投进弗洛尹德揭开盖子的沸腾的原欲大锅而烹煮为快感冲锋的疯狂摇滚，乃是一件十分顺理成章的事情。所以布鲁姆讥讽说，上帝死了，“它的位置由性关系以及有意义的各种关系所取代。”[70] 人们最终在性解放中过起了纵情狂欢的酒神节。事实上，这也就是“娱乐道德观”的核心。
文化保守主义对个性自由浪潮的最后诊断是：“功利型个人主义”把自由归结为财产，从而不断地挺进外部自然边疆；“表现型个人主义”把生命归结为性欲，从而不断地挺进内部自然边疆。两者都显示了惊人的创造力。而且耐人寻味之处还在于，当这种创造力所代表的成功在财富追逐中培育出优胜劣败的强制性法则的时候，它在享乐竞赛中也差不多形成了同样的法则。由于不会享乐就要降低人的自信心，因此，“经过某种具有讽刺意味的扭转，享乐本身也成了社会性强迫行为，以致于寻欢作乐的必要性也像以前清教关于它的禁忌一样的严厉。那些不能用享乐这类词语进行描述的聚会、约会、度假被附上了某些失败的意义”。[71]萨特曾提出“自由就是重负”的天才洞见，但“娱乐道德观”的强制性法则给这一天才洞见作了一个反讽的民主化注脚。
文化保守主义指出，个性自由浪潮持续不断地加大反传统的力度，但是时至今日，风俗蛋糕已被打得稀烂，再声言反传统犹如奋力进攻一扇敞开的大门。因此，问题也许应该倒过来：怎样约束自大狂呢？贝尔说：“西方伟大的历史性宗教对人性有着共同的判断：当没有抑制时，当人们根据经验确定行为可否时，即使有了美学上充分的理由，人的那种要探索一切、寻求一切感觉的冲动也会导致堕落、肉欲、对他人的腐蚀和谋杀。这些宗教得出的一致教训就是，社会必须拥有一种羞耻感，以免使社会自身丧失对道德规范的一切感觉。”[72]鉴于个性自由的泛滥在今天已使人们的道德感觉受到严重破坏，因此，从传统中寻求富有建设意义的精神给养，就成了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基本结论。麦金泰尔对这个结论作了最精彩的表达：“传统的一种适当意义是在对将来的那些可能性的把握中表明的，这种可能性就是说，过去已使现在的出现有其可能，活着的传统，恰恰因为它们继续着一个未完的叙述而面对一个未来，而就这个未来具有的任何确定的和可确定的特征而言，它来自于过去。”[73]
注释:
[1] 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2－53页。
[2] 麦金泰尔：《德性之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46页。
[3] 在这里，讨论的重点是自由主义的伦理内涵及其社会效应，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而不是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
[4] 卢克斯：《个人主义：分析与批判》，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60页。
[5] 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1页。
[6] 参见贝拉：《心灵的习性》，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46－51页。关于“功利型个人主义”和“表现型个人主义”的区分，是后面展开讨论的一个重要支撑点。
[7] 舍勒：《资本主义的未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7页。
[8] 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86页。
[9] 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84页。
[10] 贝拉：《心灵的习性》，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49页。
[11] 密尔：《论自由》，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63页。
[12] 密尔：《论自由》，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60页。
[13] 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14页。
[14] 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18页。
[15] 卢克斯：《个人主义：分析批判》，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
[16] 梅斯特尔宣称：“一切权威、一切秩序都需要郐子手。他是人类社会中的恐怖力量，是把社会维系在一起的纽带。”（参见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三分册，“法国的反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1页）
[17] 舍勒：《价值的颠覆》，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22页。
[18] 舍勒：《价值的颠覆》，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28页。
[19] 舍勒：《价值的颠覆》，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4页。
[20] 舍勒：《价值的颠覆》，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