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的独立个体有两个主要的人格样板。一个是企业家，另一个是艺术家。企业家以谋利为目标，在物质财富的追逐中表现出永不餍足、不断挺进新边疆的贪婪冲动。但是，就像韦伯分析的那样，资产者的早期经济行为受到新教伦理的羁约，逐步养成了精打细算、勤奋刻苦的工作态度。这种态度对辛勤致富的认可是同对声色歌舞、纵情欢乐的严厉讨伐相呼应的。[53]与之不同，自文艺复兴以来独立成长的艺术家则特别推崇激情、灵感与想象。他们不仅热衷于一种独创性的自我表现，而且往往使这种自我表现采取反功利、反理性、反道德禁忌的极端形式。对他们来说，物质崇拜卑污庸俗，制度规范枯燥乏味，惟一有摆脱世俗羁绊的自由人生才值得大书特书。这样，以企业家为代表的“功利型个人主义”和以艺术家为代表的“表现型个人主义”便似乎岔入了两个相反的轨道。[54]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在于，个人主义的这两种类型实际上都与传统道德规范相冲撞，并且因为这种冲撞而在历史变迁中发生了进一步的品格错位。韦伯曾经注意到，随着按效益原则运转的市场经济逐步成长为一个自律体系，新教伦理的道德监护权将不可避免地被剥夺；而一当经济冲动力成为惟一的主宰，财富的追求便会丧失其原有的宗教涵义而趋于同纯粹世俗的情欲相关联。[55]正是在这里，潜伏着禁欲苦行的工作伦理向纵情享乐的“消费道德观”蜕变的可能性。按照文化保守主义的基本思路，倘说这种可能在今天已经成为现实，那么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就是：“表现型个人主义”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它是否同其他社会因素相配合或者以某种特殊方式促成了这一蜕变？

    从历史上看，用艺术阐释人生意义的努力始于文艺复兴。其积极倡导者是一些人文思想家和浪漫思想家。他们之所以用艺术对人生意义重新加以解说，是为了填补近代世俗化和理性化潮流不断消解超验价值所造成的巨大精神空白。实际上，这是一个信仰的重建问题。但是，作为新时代的产儿，当人文思想家和浪漫思想家用艺术替代宗教接过生命价值的核准权的时候，他们从一开始就确立了一个朝着松弛和放纵一端移动的方向。彼特拉克的逻辑是：我不想变成上帝，而只追求那种属于人的光荣。拉伯雷给他向往的新人拟定了一条规则：想做什么便做什么。卢梭为了展示自己的率真，不仅敢于像述说自己的忠厚善良一样暴露自己的卑鄙龌龊，而且在暴露自己的卑鄙龌龊时表现了一种有点像述说自己忠厚善良一样的平静。后来的新潮个性干脆将在卢梭那里已经变得徒具形式的“忏悔”字眼儿抛诸脑后。拜伦视激情和狂热为沛然不息的生命本源，他对传统戒律和世俗陈规的回答是“独自反抗你们全体”。惠特曼追求一种自由狂放、无所羁绊的人生，于是在《自我之歌》中不加掩饰地发出了“我赞美自己，歌唱自己”的高声大叫。很显然，按照这样一种精神品格，人的生存意义已经与传统的连续性巨链脱钩，而仅仅与自我的个性或者自我经验的奇特性相关了。贝尔借西方哲学的典范术语，将“表现型个人主义”的座右铭概括为：“我感觉，故我在”。[56]

    在近代文化变迁中，褒扬生命情感是谋求个性解放的一个重要路径。但是，当新文化的弄潮儿沿着这条路径迅跑的时候，他们不仅将批判锋芒指向严酷专断的封建纲常，而且往往指向一般意义的道德禁忌和文明规范，结果就以不断加剧的叛逆姿态，一步步扫荡了传统伦理，特别是宗教信仰极力强调的那种对丧失约束的自发本能和感性趣味的恐惧。按照贝尔的看法，传统宗教本质上具有一种约束性品格。它通过区分神圣与邪恶两个领域而给人们的行为设定了一条道德边界。宗教的一个基本功能，即在于守护这个边界，防止人们堕入邪恶的深渊。但是，现代文化从承接同邪恶打交道的任务的那一天起，就提出了“ 艺术自治”的要求。它把着眼点放在自我经验的奇特性上，声称一切都可以探索，什么都可以表现和咀嚼玩味。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它不再像宗教那样设法去驯服魔鬼，而是去拥抱魔鬼，甚至从中取乐，寻找起创造性的源泉了。此乃权威中心从神圣到亵渎的转向。 [57]

    可以想见，这个转向一当演化为声势浩大的社会风潮，会给崇尚自由的男男女女们带来多么强烈的激动。因为它使人从上帝的监护下解放出来，也就意味着使人免受负罪感的折磨，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摆脱“囿于善恶去判断人类行为的长久专制”。[58]由此也可以断言，“表现型个人主义”必将以价值虚无主义作为它胜利凯旋的里程碑。因为人们在张扬自我的过程中愈发贪得无厌的胃口，最终使他们领悟：充分的自由只有在意识不到道德时才可获得。[59]事实上，这也就是大多数文化保守主义者特别厌恶尼采的原因所在。按照他们的看法，尼采以“上帝死了”的决然口气宣布最高价值的沦丧，就等于说区分是非善恶的道德边界已完全消失。人既可以超越于善恶之外，羞耻感、负疚感就被连根拔除。因此，无所谓神圣的“一切皆虚妄”，支持着狂纵不法的“一切皆允许”。潘多拉盒子于是被彻底揭开，魔鬼纷纷出笼。色情、淫欲、暴力等等按传统道德标准属于邪恶的东西，现在光明正大地成了人们在艺术创作乃至日常生活中的探索对象、表现对象和欣赏对象。这样，在虚无主义的文化土壤上合乎逻辑地盛开了媚人的“恶之花”。

    正因如此，文化保守主义者以否定的口吻批评说，随着虚无主义之风的盛行，严肃地检视生活既不再可能，也不再成为需要了。[60]尼采曾为自己是历史上“第一位非道德论者”而感到自豪。[61]但是严格讲来，所谓非道德主义是就那种具有客观性和绝对性的传统道德标准的翻转而言的。事实上，尼采用“我为什么这样智慧”、“我为什么这样聪明 ”、“我为什么就是命运”等等作为其自传的标题，恰好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他通过否定传统道德标准那种非个人的客观性和绝对性，而使道德判断成了纯粹个人的主观、相对的东西。按照这种逻辑，自我是惟一的权威中心。他可以“为自己颁布自己的新法则以及他自己的新的德目表”。[62]从这个角度来看，不论尼采的思想表达多么具有形而上的思辨意味，其核心观点都能被给出一种形而下的通俗理解。布鲁姆将这种理解概括为：“谁要想成为受人尊敬的和高贵的人，就不能追求或者发现善的生活，而要去创造他自己的‘生活样式’。”[63]

    用不着仔细分辨就可以看出，这样一种价值观念一当流行开来，会给强调禁欲苦行的新教伦理以多么巨大的冲击。丹尼尔·贝尔曾注意到，新教伦理的瓦解与大众消费社会的兴起有关。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汽车、电影、广告、分期付款等技术发明和社会学发明促成的。但是另一方面，汽车之所以被当作自由逃离邻居的窥探目光从而可以打破旧禁的流动私室，电影之所以成为展示摩登样板的窗口和传授快乐技艺的学校，广告之所以能对人们的欲望和趣味构成强有力的牵引与刺激，分期付款之所以腐蚀工作伦理而成为驱动享乐主义的便利手段，从一种相当确定的意义来说，又都是与追求自我经验全面提升的文化风尚，特别是虚无主义由于勾销善恶界限而给自由个性以极大的心理解脱密不可分的。因此结论是，“表现型个人主义”不仅同其他技术发明和社会学发明相配合，而且以其独特的颠覆性能量，促成了干涉冲动的“行善道德观”向放浪不羁的“娱乐道德观”的蜕变。丹尼尔·贝尔把这一蜕变描述成一百八十度的乾坤挪移：“在过去，满足违禁的欲望使人产生负罪感。在今天，如果未能得到欢乐，就会降低人们的自尊心。”[64]

    

    “娱乐道德观”的蔓延给个人主义赋予了哪些新特征并进而引发了什么样的社会文化后果，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但是按照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评论，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