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与1998年相比，1999年清史研究领域相对活跃，如《四库禁毁书丛刊》的编辑、出版，新的理论阵地《明清论丛》创刊，三次重要国际学术会议的举行等。
　　清代纂修《四库全书》时，曾因思想、的商品化趋势和刍论》（《民族研究》第3期）探索了清代回疆的法律文化；陆韧《试论明清时期滇缅水路的兴起与发展》（《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第二辑，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年2月版）则研究了南疆交通史上滇缅水路的兴起与发展。晏子友《清朝外藩封爵制度》（《社会科学阵线》第3期）对清朝的外藩封爵制度进行了总结。
　　中外文化交流方面，西学与传教士一直是研究的重点。何兆武《明末清初西学之再评价》（《学术月刊》第1期），从文艺复兴以来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当时中国历史的当务之急、当时东渐西学的性质这三个方面，分析了明末清初西欧的天主教传教士传入的神学体系与中国时势要求的背离，认为对中国从中世纪转入近代起推动作用的还是深受19世纪末新教传教士影响的中国学者。李天纲《早期天主教与明清多元社会文化》（《史林》第4期，待续），对天主教与中国士大夫集团尤其是东南士大夫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耶酥会与东林党、教徒结社与复社的“文艺复兴”有内在联系，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在明末清初的社会变革中，教会内外共赴国难，西方势力较深地卷入了中国的社会和政治中。朱庆征《顺治朝上帝坛》（《故宫博物院院刊》第4期）对顺治十四年开建、康熙朝即废弃、《乾隆京城图》上也不见踪影的上帝坛进行了考证，为探讨顺治帝与耶酥会士汤若望的关系及所受西方宗教的影响提供了实物证据。加拿大蒂尔贡与李晟文合作的《明末清初来华法国耶稣会士与“西洋奇器”──与北美传教活动相比较》一文，以法国传教士的书信、笔记与报告为基本史料，从文化史角度分析法国耶稣会士来华携入的西洋奇器的数量、种类及在传教布道中的作用，并与法国传教士携入北美的器物相比较，认为这些“西洋奇器”对中国传统科技的发展有进步意义，遗憾的是它们的作用没有被认识、研究和充分利用。李金明《明清时期中国瓷器文化在欧洲的传播与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2期）则对中国瓷器西传史进行了研究。吴伯娅《从康熙满文朱批奏折看耶稣会士与中西文化交流》一文，也从特定角度出发，对康熙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自己的见解（《清史论丛》）。
　　1999年澳门回归，有关澳门的研究成为一个热点。万明《清朝前期对澳门的治理》（《清史论丛》）介绍了鸦片战争前中央政府管辖澳门的情况，但面临葡萄牙越来越严峻的挑战；黄庆华《澳门与中葡关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2期）则就葡萄牙人入居澳门后中葡关系史上的几个重大问题——葡萄牙人东扩与居澳缘起、议事会与关闸门之设置、澳门的鸦片走私与苦力贸易、“澳门地位”与中葡立约等进行了分析和论述；龙心刚、彭学涛《论清政府早期的澳葡政策》（《河北学刊》第4期）重点考察清军入关至鸦片战争前的196年中清政府对澳葡政策的发展沿革、特点及对澳门的影响；王东峰《清前期澳门地租沿革考》（《岭南文史》第1期）结合中葡文献具体探讨了清代前期澳门地租的数额沿革和征收情况。
　　有关朝鲜燕行使团的研究，王政尧《18世纪朝鲜“利用厚生”学说与清代中国》（《清史研究》第3期）一文，是作者对《燕行录》中《热河日记》系列研究的成果之一，主要介绍18世纪朝鲜“利用厚生”学说的起源、特点和内容；黄时鉴《纪昀与西学》（《文史》第1期）则通过对乾隆朝燕行使团成员洪良浩《耳溪先生集》中收录的纪昀答洪书（新近出版的《纪晓岚文集》中未收录）的研究，描述了占支配地位的官方定论“西学中源”说的发展轨迹。
此外，1997年11月在广西东兴召开的中外关系史学会第六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西初识》出版，主要论文有吴伯娅《碰撞与裂变──清代前期中西关系刍议》、莫小也《18世纪清宫廷“海西派”绘画的时代背景》、刘宝建《传教士与清宫仪器制造》、吕一燃《1861年中俄会勘东段边界研究》等。

　　管窥1999年度的清史研究，有个显著特点，这就是继承与发展并见，探索与求新尤显。在世界进入信息化、全球化社会的今天，清史研究队伍日趋庞大，理论阵地不断扩展，材料发掘增多、运用更趋便利，结合这些有利条件与扎扎实实的工作，清史学科在新的世纪获得长足进步是可望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