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对抗性公共空间·批判的知识分子(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1
决条件。（2）
（1）、（2）、参见：A cultural studies reader： history, theory ,practice ,第651页、第651-652页。
5、学术场域与公共场域的分离
与自然科学相似，现代人文科学的学科结构以生产专家为目的。日益加剧的学科分化阻止了各学科中的专家把他们的知识与公共领域相联系。学科化的研究要求专家们只关注少数几个与其专业相关的专门问题，这些问题不可避免地远离公共领域中的文化争论。但从文化研究的角度看待文学研究，就必须认识到，文学研究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具有批判性的文化研究，是一个解放工程。这个工程如果脱离与公共领域的联系将是不可思议的。必须从政治（广义的社会政治而不是狭义的党派政治）的角度看待包括文学研究者在内的知识分子的社会文化功能。这里最为关键的是，要既在大学之内、也在大学之外重新形构知识分子的角色。知识分子不只是文人（person of letters），也不只是观念的生产与传播者，知识分子也是观念与社会实践的中介者与桥梁纽带，是一定的社会关系与文化秩序的合法化者或解合法化者，他/她本质上起到的正是一种政治功能。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葛兰西提出了著名的"有机知识分子"概念，并进而把有机知识分子区别为"保守的"与"激进的"。保守的有机知识分子为统治阶级提供道德的与知识的引导，认同统治阶级的权力关系，成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的宣传者，他们为统治阶级提供经济、政治与伦理形构的基本原理；而激进的有机知识分子则尝试为被压迫阶级提供道德与知识上的引导，提供为了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所不可缺少的教学法的与政治上的技巧，帮助他们参与并领导集体斗争。（1）但是，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葛兰西的观点虽然有助于形构文化研究的核心目标之一，即创造抵抗性的知识分子，但葛兰西却过于机械地把"保守"与"激进"的划分纳入僵化的阶级分析框架，认为只有工人阶级才能产生批判的知识分子（即激进的有机知识分子）；而实际上，批判的知识分子可以从任何抵抗压抑性知识与实践的群体中产生，并能够与任何这样的群体合作。正如吉罗克斯指出的，"’有机的’一词并非专指那些把工人阶级作为唯一的革命动力的知识分子。"（2）
但是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概念的巨大启示性在于弥合知识分子哲学（知识分子自觉地建构的思想体系）与大众哲学（常常表现为"常识"或民间习俗）及其社会运动之间的断裂。抵抗性的知识分子总是发现自己处于悖论之中。一方面，他们一般在学术机构（比如大学与研究机关）内生存，而这种机构在产生统治性的文化中常常起到核心作用；而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断地反抗机构，并为学生提供与机构以及社会中其他霸权角色进行斗争的反抗性话语形式。西方的文化批评家经常提醒我们：绝对不能低估学术机构的收编能力，它能够把哪怕是极为激进的知识分子安置在一个体面的任职系统内，并赋予他们以机构外的知识分子不能想象的各种"好处"。从而这个任职系统也就成为充满诱惑的罗网。这就导致了机构内的批判性学术活动一般总是偏离与具体的政治运动的关系，结果是，激进的批判理论蜕化为学术杂志与学术会议的不痛不痒的点缀（比如福科、乔姆斯基、赛义德等激进的批评家在西方成为媒体与大学中的明星，它们的言论似乎正好证明西方学术体制的强大的"收编"能力）。
6、学术的再政治化
真正以批判为宗旨的文化研究必须抵制这种形式的学术与政治收编，其最主要的方法是鼓励批判的知识分子自觉、积极地把自己的批判融入公共领域的重大讨论，从而把校园内的政治与校园外的政治、把学术政治与社会政治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样的工程对于拓宽大学以外的理论与政治运动是必要的。他们必须发展学科体制与学术奖惩体系以外的运动，
呼应葛兰西关于社会就是一个大学校的观点。它鼓励抵抗的知识分子在许多围绕意识形态
（1）（2）、参见：A cultural studies reader： history, theory ,practice第653页。
斗争而发展起来的公共领域中发挥积极作用。
这就是说，文化研究领域的批判性知识分子充分意识到参与对抗性的公共领域之中的重要性。由抵抗的知识分子所实施的反学科的实践如果只有大学校园内的听众，那么它就
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效力。反学科的批判实践应当更加广泛地发生在公共领域。就文学研究与批评而言，文学批评家应当自觉地参与重大的文化价值问题的讨论，并把这种讨论与自己的学术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中国当前的文学批评尤其应当积极关注新出现的、与大众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文化形式与文化实践（比如大众文化），认真地而不是情绪化的分析它们的意识形态效果。
此外，如果文化研究应当是一个对抗性的公共领域，那么，它就应当重新思考专家与业余爱好者、教师与学生的关系，超越那些把专业活动与业余爱好者分离开来的系科设置或专业疆界。应该重新思考一些传统的观念。比如，现代社会中的人习惯于把教室理解为教师把信息传递给学生的地方，一个学科中的专家在这里传递现成的知识，而学生在这个过程中只是一个被动的、非批判性的接受"容器"。但是，如果我们把学生当作文化形构过程中的积极角色，那么他们就能够成为社会实践生产中的能动者。为此，我们应当发展出一种批判性的教学法，它将教会学生批判性地阅读文本中至关重要的意识形态利益。
当然，这绝对不是说批判的知识分子应当放弃知识，更不是倡导反智主义，它的使命是把人文知识再政治化（repoliticize），积极参与公共领域的重大争论，这种再政治化实践只能是纸上谈兵。学科化与学术的专业化使得学术行为被用于确立与公众观点相反的专家视点及其优越性，它因而常常不能达到公众阶层。但是如果把我们的教学与研究活动看作是社会实践的生产而不是对于社会实践的被动描述，那么，我们在教室中所做的就能够扩展到公共领域。批判的知识分子不能认同以下的学院观点：学术研究的听众是只是同一领域的其他专家；相反，批判的知识分子坚持为一般公众写作的合法性，他们必须创造一种与关于社会变革的语言相关的批判语言。
这意味着批判性的知识分子应当自觉地把学术实践与社会政治实践结合起来，对文化产品与文化实践进行政治性的阅读，揭示它以什么方式建构了社会现实。长期的学科训练使得我们远离对于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满足于描述与日常生活无关的文化材料并把这种描述的积累称之为"学问"。这种描述积累而成的不过是与活生生的生活无关的知识仓库。在这种前进下，只有由批判的知识分子所发展出来的反学科的实践才能生产解放性的社会实践。
文化研究的反学科性意味着它不能像现在这样局限在大学或研究机构中。反学科化与反机构化总是紧密关联的。虽然大学的学科结构在近期不大可能消失也不可能有根本的改观，但是我们不能把文化研究固定在这种结构中。在文化研究的语境中，仅仅以生产独特的对于文化产品的阐释为目的是不够的。反学科实践的最重要的目的是促发激进的社会文化变迁。批判的知识分子不应当安于大学为他们设置的角色，他们应当在大学中发展出具有大学之外的政治影响力与冲击力的反学科实践。作为文化批判的一种形式，文化研究应当形构一种对抗性的公共领域。
这样的一种任务要求批判性的知识分子抵制以条块分割为特征的现代学科体制，并揭示这个体制的建构如何与社会劳动分工相互勾连、如何妨碍了社会劳动分工的消除。事实上，它们本身就是劳动的技术与社会分工的一部分，并帮助生产这种分工。文化研究需要发展出一种可能性的语言，通过这种语言，知识将被视作与大学内外的斗争动力相关的集体学习过程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文
（1）、（2）、参见：A cultural studies reader： history, theory ,practice ,第651页、第651-652页。
5、学术场域与公共场域的分离
与自然科学相似，现代人文科学的学科结构以生产专家为目的。日益加剧的学科分化阻止了各学科中的专家把他们的知识与公共领域相联系。学科化的研究要求专家们只关注少数几个与其专业相关的专门问题，这些问题不可避免地远离公共领域中的文化争论。但从文化研究的角度看待文学研究，就必须认识到，文学研究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具有批判性的文化研究，是一个解放工程。这个工程如果脱离与公共领域的联系将是不可思议的。必须从政治（广义的社会政治而不是狭义的党派政治）的角度看待包括文学研究者在内的知识分子的社会文化功能。这里最为关键的是，要既在大学之内、也在大学之外重新形构知识分子的角色。知识分子不只是文人（person of letters），也不只是观念的生产与传播者，知识分子也是观念与社会实践的中介者与桥梁纽带，是一定的社会关系与文化秩序的合法化者或解合法化者，他/她本质上起到的正是一种政治功能。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葛兰西提出了著名的"有机知识分子"概念，并进而把有机知识分子区别为"保守的"与"激进的"。保守的有机知识分子为统治阶级提供道德的与知识的引导，认同统治阶级的权力关系，成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的宣传者，他们为统治阶级提供经济、政治与伦理形构的基本原理；而激进的有机知识分子则尝试为被压迫阶级提供道德与知识上的引导，提供为了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所不可缺少的教学法的与政治上的技巧，帮助他们参与并领导集体斗争。（1）但是，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葛兰西的观点虽然有助于形构文化研究的核心目标之一，即创造抵抗性的知识分子，但葛兰西却过于机械地把"保守"与"激进"的划分纳入僵化的阶级分析框架，认为只有工人阶级才能产生批判的知识分子（即激进的有机知识分子）；而实际上，批判的知识分子可以从任何抵抗压抑性知识与实践的群体中产生，并能够与任何这样的群体合作。正如吉罗克斯指出的，"’有机的’一词并非专指那些把工人阶级作为唯一的革命动力的知识分子。"（2）
但是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概念的巨大启示性在于弥合知识分子哲学（知识分子自觉地建构的思想体系）与大众哲学（常常表现为"常识"或民间习俗）及其社会运动之间的断裂。抵抗性的知识分子总是发现自己处于悖论之中。一方面，他们一般在学术机构（比如大学与研究机关）内生存，而这种机构在产生统治性的文化中常常起到核心作用；而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断地反抗机构，并为学生提供与机构以及社会中其他霸权角色进行斗争的反抗性话语形式。西方的文化批评家经常提醒我们：绝对不能低估学术机构的收编能力，它能够把哪怕是极为激进的知识分子安置在一个体面的任职系统内，并赋予他们以机构外的知识分子不能想象的各种"好处"。从而这个任职系统也就成为充满诱惑的罗网。这就导致了机构内的批判性学术活动一般总是偏离与具体的政治运动的关系，结果是，激进的批判理论蜕化为学术杂志与学术会议的不痛不痒的点缀（比如福科、乔姆斯基、赛义德等激进的批评家在西方成为媒体与大学中的明星，它们的言论似乎正好证明西方学术体制的强大的"收编"能力）。
6、学术的再政治化
真正以批判为宗旨的文化研究必须抵制这种形式的学术与政治收编，其最主要的方法是鼓励批判的知识分子自觉、积极地把自己的批判融入公共领域的重大讨论，从而把校园内的政治与校园外的政治、把学术政治与社会政治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样的工程对于拓宽大学以外的理论与政治运动是必要的。他们必须发展学科体制与学术奖惩体系以外的运动，
呼应葛兰西关于社会就是一个大学校的观点。它鼓励抵抗的知识分子在许多围绕意识形态
（1）（2）、参见：A cultural studies reader： history, theory ,practice第653页。
斗争而发展起来的公共领域中发挥积极作用。
这就是说，文化研究领域的批判性知识分子充分意识到参与对抗性的公共领域之中的重要性。由抵抗的知识分子所实施的反学科的实践如果只有大学校园内的听众，那么它就
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效力。反学科的批判实践应当更加广泛地发生在公共领域。就文学研究与批评而言，文学批评家应当自觉地参与重大的文化价值问题的讨论，并把这种讨论与自己的学术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中国当前的文学批评尤其应当积极关注新出现的、与大众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文化形式与文化实践（比如大众文化），认真地而不是情绪化的分析它们的意识形态效果。
此外，如果文化研究应当是一个对抗性的公共领域，那么，它就应当重新思考专家与业余爱好者、教师与学生的关系，超越那些把专业活动与业余爱好者分离开来的系科设置或专业疆界。应该重新思考一些传统的观念。比如，现代社会中的人习惯于把教室理解为教师把信息传递给学生的地方，一个学科中的专家在这里传递现成的知识，而学生在这个过程中只是一个被动的、非批判性的接受"容器"。但是，如果我们把学生当作文化形构过程中的积极角色，那么他们就能够成为社会实践生产中的能动者。为此，我们应当发展出一种批判性的教学法，它将教会学生批判性地阅读文本中至关重要的意识形态利益。
当然，这绝对不是说批判的知识分子应当放弃知识，更不是倡导反智主义，它的使命是把人文知识再政治化（repoliticize），积极参与公共领域的重大争论，这种再政治化实践只能是纸上谈兵。学科化与学术的专业化使得学术行为被用于确立与公众观点相反的专家视点及其优越性，它因而常常不能达到公众阶层。但是如果把我们的教学与研究活动看作是社会实践的生产而不是对于社会实践的被动描述，那么，我们在教室中所做的就能够扩展到公共领域。批判的知识分子不能认同以下的学院观点：学术研究的听众是只是同一领域的其他专家；相反，批判的知识分子坚持为一般公众写作的合法性，他们必须创造一种与关于社会变革的语言相关的批判语言。
这意味着批判性的知识分子应当自觉地把学术实践与社会政治实践结合起来，对文化产品与文化实践进行政治性的阅读，揭示它以什么方式建构了社会现实。长期的学科训练使得我们远离对于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满足于描述与日常生活无关的文化材料并把这种描述的积累称之为"学问"。这种描述积累而成的不过是与活生生的生活无关的知识仓库。在这种前进下，只有由批判的知识分子所发展出来的反学科的实践才能生产解放性的社会实践。
文化研究的反学科性意味着它不能像现在这样局限在大学或研究机构中。反学科化与反机构化总是紧密关联的。虽然大学的学科结构在近期不大可能消失也不可能有根本的改观，但是我们不能把文化研究固定在这种结构中。在文化研究的语境中，仅仅以生产独特的对于文化产品的阐释为目的是不够的。反学科实践的最重要的目的是促发激进的社会文化变迁。批判的知识分子不应当安于大学为他们设置的角色，他们应当在大学中发展出具有大学之外的政治影响力与冲击力的反学科实践。作为文化批判的一种形式，文化研究应当形构一种对抗性的公共领域。
这样的一种任务要求批判性的知识分子抵制以条块分割为特征的现代学科体制，并揭示这个体制的建构如何与社会劳动分工相互勾连、如何妨碍了社会劳动分工的消除。事实上，它们本身就是劳动的技术与社会分工的一部分，并帮助生产这种分工。文化研究需要发展出一种可能性的语言，通过这种语言，知识将被视作与大学内外的斗争动力相关的集体学习过程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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