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说现代性至今尚未完成呢？哈贝马斯认为，启蒙运动开启的“现代性工程”由于资本主义过去200多年的发展进程出现了严重偏颇而处于停顿状态。但尽管如此，其价值和理想直到今天尚未全面实现，而它们毕竟体现了进步的逻辑，为人类的未来指明了方向，因此，现代性仍然是一项“未竟的工程”。 不仅如此，哈贝马斯还认为，流行的反理性主义思潮（指形而上学批判派和后现代主义）仅对理性的一部分，即工具理性，作了批判，却不看到整体的理性尚未衰竭的内涵：“在这个圈子里被指责为‘理性’的东西，其实是被夸大的整体的目的理性，一个僵化为自我保存的主体性。” 正因为如此，败坏了我们的现代性文化的名誉的“不是理性太多”（当然，理性批判者指的是理论理性），而是“理性太少”（哈贝马斯指的当然是实践理性）。
现代性为何一再遭遇挫折而未能顺利完成呢？哈贝马斯认为是“自主化的工具理性的扩张”导致“生活世界的内殖民化”。
“工具理性”，又叫“目的理性”或“技术理性”。它是一种“被资本主义惟功利化原则彻底异化了的理性，它仅仅着眼于利益关系而与道德要求相分离” 。马克斯?韦伯认为，价值领域的分化以及目的理性行为的子系统的自主化，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呈现出来的两种普遍的历史趋势。这两种趋势造成的后果可以用两个词来形容，即“意义丧失”和“自由丧失”。在哈贝马斯看来，韦伯所描述的“意义丧失”和“自由丧失”的现象，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不仅未能得到控制，相反，却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变得越来越严重了。 “生活世界（life world）的发展受到现代社会里系统（system）的优势地位的损害。我们错误地将来自工具理性的标准应用于生活世界的问题中，以及应用于那些完好地存在于它们自己的社会领域的制度中。” 哈贝马斯称这一过程为“生活世界的内在殖民化”。“系统（包括经济组织和管理组织）向应该属于生活世界（由教育体系、媒体和家庭生活构成）的社会领域的扩张，尤其是它的推理方式。系统逐渐侵入生活世界，或说使生活世界殖民化，它障碍了生活世界的发展、扭曲了生活世界中的制度——如家庭和教育体系。” 哈贝马斯在《交往行为理论》一书中对工具理性大张挞伐：“自主化的工具性行为子系统（经济和行政管理）的绝对命令，愈来愈深入侵入生活世界和个人生活空间，日益明显的法律化和官僚化倾向强制性的将人置于目的性行为规则（金钱和权力的攫取）的统治之下，从而使以相互理解为宗旨的语言调节机制失去了任何作用。” 生活世界的日益殖民化，导致了善与恶、真与假、美与丑意义的解体，判断事物的标准的模糊，以及人与人关系的破坏。司法、经济、政治、教育等行政管理领域形成了各自特有的规则，已经与最初的宗旨发生异化。它们寄生于生活世界，仅仅遵循技术原则。原来建筑在人与人相互协调和理解之上的生存价值在全面的外部干预和控制之下彻底丧失，生活世界的合理结构被严重侵蚀。这已经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最大的弊病。 尽管人们普遍认为，现代性乌托邦的潜能已经耗尽，但哈贝马斯却不这样认为，他说：“假如一种不加深究便被接受的惊慌失措情绪逐渐取代着眼于未来的探索方向的尝试，那决不是现实主义的态度。现状在客观上也许是不透明的，但不透明性同时也说明了准备行动的决心，这是一个社会自信的表现。这里涉及的是现代性文化对自身的信赖。”
哈贝马斯坚信，当今社会的危机并不意味着启蒙运动追求的理想的彻底失败，更不表明“现代性”已经衰竭，而仅仅说明，“现代性工程”并未完成，仍是值得人们为之奋斗的理想。尽管当今现实存在阴暗面，世界面临巨大的风险，许多矛盾和问题需要解决，但我们决不能丧失信心，放弃希望。 我们的迫切任务是审视启蒙思想家设计的这一蓝图所隐含的内在缺陷，发现制约资本主义变迁的主要因素以及阻碍当今社会发展的真正原因，并提出一种克服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推进社会朝着民主自由的方向发展，最终实现人的解放的方案，使现代性这一宏伟的工程最终得以完成。 哈贝马斯提出的疗治方案是，必须在理论上批判形形色色的非理性思潮对现代性所作的否定主义和失败主义的断言，在实践中通过重建交往理性和话语伦理，整合残缺和破碎的生活世界的合理结构在政治、经济和法律体制中真正贯彻民主和公正的原则。 如何重建交往理性与话语伦理呢？哈贝马斯认为，惟一途径就是在生活世界和公共生活（包括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实现符合交往理性的“话语意志”的平等和自由：不论话语活动的参与者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如何，在不允许使用权力和暴力的前提下，每一个人都应享有平等的发育权。 “语言所讨论的是公众的事，任何一项决定都必须为多数人赞同才能有效，反之，得到公众一致支持的决定又必须为所有人视为对自己有约束力的而遵守之。惟有如此，话语意志的民主和自由才能实现，一种社会制度也才能获取稳固的基础。” 立足于话语伦理学，哈贝马斯构建了一个庞大精微的交往行为理论体系，为“现代性工程”的深入推进提供了一个可供选择的“施工方案”。现代化，不仅如韦伯所说，是西方的“宿命”，也是全球的“宿命”，是理性的决定性实现。无论各种非理性主义或反理性主义思潮对“现代性”如何攻击，它都将不可逆转地进行下来，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坚决捍卫和实施方案的改进，为我国大力推进现代化建设提供了较好的资鉴。
二、后现代性：“有点太狂热了”
“后现代社会（比现代社会）更难用一种精确的方式来表述”，尼格尔?多德如是说，“没有哪一个单一的定义会完全令人满意”。 “后现代社会概念含有与现代社会分道扬镳的意思。对于这一中断的含义有多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后现代社会代表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它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迁一样是根本性的。另一种观点认为，它不仅表明现代社会的衰落，而且也表明了现代工程的垮掉。在社会学文献中，第二种观点更为普遍。但它不像初看起来那样消极，因为现代性的衰落不仅伴随着现代进步观和改良观的失败，而且们伴随着从意识形态约束的解脱，而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这种约束是现代性所强加的。如果要找出后现代工程共性的话，那么它便是要求我们去积极接受文化和政治上的多元论，而接受的方式是哈贝马斯从来也不会想像得出的。” 尼格尔?多德把后现代社会定义为：“一种社会制度和社会生活的重组方式，这些社会制度与社会生活于20世纪60年代晚期开始出现，它们主要由信息技术、全球通讯和服务部门的增长、消费主义和金融市场中交换关系的膨胀以及文化多元主义的增长所构成。”
哈贝马斯可不这样认为，他对后现代性持严厉的批判和否定态度。1980年，当时哈贝马斯被授予法兰克福市的阿多诺奖，他发表了《现代性：一个未竟的规划》的演说，译成英文后标题是“现代性对后现代性”。在这次演讲中，哈贝马斯把后现代的概念等同于一些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