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十五年》一书中的看法，万历帝之不视朝、不御讲筵，不亲郊庙、不批答章疏，不补中外缺官等种种荒怠朝政的乖异举动，都是他对臣僚的报复行为。
　　在这场争执当中，皇后王氏表面看起来置身局外，不论立长立幼，都不关她什么事情。可是实际上却直接威胁到她的地位甚至性命。王恭妃与郑贵妃虽同为妃嫔，但王氏之得幸生子仅缘于万历帝一时寻欢作乐，皇帝对她并没有多少感情，立恭妃子常洛，不会马上对王皇后的地位构成太大威胁，而且恭妃的儿子常洛一直由她带在身边养育，她对常洛“调护备至”（《明史·后妃传》），即使常洛登基，也不至于对她构成损害；而郑氏不惟深受皇帝宠爱，且已进封“贵妃”，依明朝制度，“内廷嫔御，尊称至贵妃而极”（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三“列朝贵妃姓氏”条），位距皇后，仅一步之遥，若其子常洵被立为太子，郑氏很可能随后就取代皇后的位置。
　　这绝不是毫无根据的揣测。明代宣德、景泰、成化、嘉靖四朝都有过废除皇后的先例，就是先废皇后，后立太子，也不是不能实行，而且施行起来似乎更为容易。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三“今上笃厚中宫”条记载说，万历二十八年即册立常洛为太子之前一年，京师盛传皇帝故意裁减皇后食用服侍，致使皇后久病濒危。若王皇后身故，郑贵妃继承后位，常洵便可依据朱元璋定下的立嫡不立长的原则，取代常洛，成为太子。万历帝闻流言大怒，内阁次辅沈一贯在劝慰他时讲到，“今日之谤，十年前已鼎沸”，说明万历帝因立储一事欲加害于王皇后的流言，早在万历十八年时，就已广为传播。纵使万历帝圣德仁厚，绝无加害之意，也说明客观上这是解决这场政治争执的一种自然选择。
　　万历帝是否真的要害死皇后？宫闱密事，几百年后的今天，真相已难以确知。不过万历十八年时要废掉皇后的传言，却是事出有因。
　　原来在万历十八年正月和十月间，先是有申时行、许国、王锡爵、王家屏四位内阁大学士也就是明朝事实上的宰相、后又有吏部尚书朱纁率领群臣、以及礼部尚书于慎行，先后几次上疏，请求马上册立东宫，确定皇长子常洛的太子身份。这几次表态，非常严重，从地位上看，出动了几乎所有最高文职长官；从规模上看，是朝廷官员的集体性示威。因此，万历皇帝不能等闲视之。在强大的压力面前，迫不得已，万历皇帝答复说，他讨厌臣僚们不停地上疏激扰，离间他和常洵父子，假如明年谁也不再拿这件事来烦扰他，他就一定会按照大家的请求，在后年亦即万历二十年春举行册立典礼。
　　需要说明的是，这是采用了《明史》申时行、许国、王家屏、罗大纮传的说法。万历帝允诺的册立时间，其它史籍如《明史纪事本末》中另有记载是在万历十九年。申时行、许国、王家屏当时均位居内阁大学士，是最主要的当事人和最近密的知情人。《王家屏传》记述说万历帝先是允诺在万历十九年冬确立储位，王家屏担心口说无凭，万历帝随时可能变卦，于是起草诏谕请皇帝颁布，以留下公开的字据，造成既成事实。万历帝不答应，并改口说改在万历二十年春举行册立典礼。这一变化，应当就是史籍中万历十九年和二十年两种不同记载的来由。
　　尽管王家屏当时没有如他所希冀的那样拿到皇帝允诺册立的诏谕，但他还是施展政治智慧，成功地把这一约定透露出去，由礼部尚书于慎行“通行南北诸司”（《国榷》卷七五神宗万历十八年十月辛卯条），使之成为万历皇帝向所有臣民做出的正式保证。
　　早在万历十四年大臣们最初提出册立常洛为太子的时候，万历皇帝就明确表述过没有不立常洛的意思，后来又再三申明在皇后无子，诸子均为庶出的情况下，他完全认可“长幼自有定序”的皇位继承原则（《明史·王如坚传》。《国榷》卷七五神宗万历十八年十月丁亥条），所以对举行册立典礼，他就应该早有考虑，可是现在为什么一定要拖到两年以后去办呢？这实在耐人寻味。
　　后来万历二十一年的时候，在群臣连续不断的催促下，万历帝才亲口透露出一丝端倪。他说：“读《皇明祖训》，立嫡不立庶。皇后年尚少，……数年后皇后无出，再行册立。”（《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七《争国本》）王皇后若果然能够生育皇子，自然皆大欢喜，不过查继佐《罪惟录·皇后列传》称王氏因体弱多病而不能生育，况且纵使身体允许，生不生孩子，也由不得她自己做主，刑科给事中王如坚就直截了当地拆穿说：“天地之交不常泰，欲后嗣之繁难矣！”（《明史·王如坚传》）
　　既不指望也根本就不想让王皇后生育，那么万历皇帝打的到底是什么主意呢？请注意《罪惟录》记载说皇后王氏体质很差。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中讲到：“后贤而多病。国本之论起，上坚操立嫡不立长之语。群疑上意在后病不可知，贵妃即可为国母。”（见卷七五《争国本》。又夏允彝《幸存录》“门户杂志”条所记略同。）原来万历皇帝是在等待王氏病死。王氏身体本来就相当孱弱，按照《万历野获编》记述的传言，在这时再通过撤减食用服侍等方式施加虐待，促其速死，大概万历帝估计，她怎么也拖不过一两年的寿数，这便给郑贵妃入主后宫正位预留出了必要的时间，所以才会答应在万历二十年为常洛举行册立典礼。
　　不过万历皇帝对待王皇后毕竟还是宅心仁厚的。他不愿向臣僚们承诺一个确定的立储时间，实际上是因为没法确定王氏的身体能够支撑多久。他清楚知道只有王氏病故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却无意采用最卑鄙残酷的手段加害于她。一定程度的精神与物质生活条件的虐待容或有之，但终其一生，万历帝对王皇后始终未动杀机，这一点也应该可以肯定。不然，想让她什么时候死就什么时候死，何不爽爽快快地定个虚假的册立典礼的日子去糊弄大臣们呢？
　　不过这些都是几百年后我们作为事后旁观者所做的判断，身当其事的王皇后可不敢这样乐观。自古天意高难测，生杀予夺都不过是万历帝一念之间的事情。她需要做好准备来应对最坏的局面。册立太子的时间既已公布，极度的危险也就向她直面扑来，生命的倒计时马上随之启动。可以想见，处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下，皇后王氏的心绪该是何等惊惶，何等恐惧。
　　那么，面对这一生死攸关的重大威胁，皇后王氏对待周围的环境又是怎样一种心态以及她又做了怎样的应对呢？


　　史籍中对于神宗王皇后其人没有留下多少记载。《明史·后妃传》只记述说她“性端谨”，也就是老实规矩，深得神宗生母孝定李太后的欢心，不与郑贵妃计较争宠；傅维鳞在《明书·宫闱纪》中除了“端谨”之外，则又增加了“聪颖”二字评语。作为她“聪颖”的具体表现，傅维鳞列举了两桩事情。一是暗自留心收下皇帝留中不发的奏章，以后遇到皇帝处理相关问题时，“则随取所奏上之，毫无错谬”；二是善于处理后宫内部的问题，“调剂之不使乖”。由此看来，她并不是一个完全老实巴交、遇事束手无策的女人。万历皇帝如此怜爱郑贵妃而又始终未能让她取代王氏的皇后位置，恐怕与王氏善于自处要有很大关系。只是以前我们在史籍中没有找到任何关于她如何应对废位危机的直接的记载，而这部万历刻本《观世音菩萨感应灵课》，恰恰透露出一些相关的迹象。
　　了解到上述历史背景，我们可以一下子清楚地看到，王皇后出面刻成这部《观世音菩萨感应灵课》的“万历壬辰春正月十五日”，正是万历帝与臣下约定的册立东宫的期限马上就要到来的时候。这部书无论字迹还是插图，都镌刻得相当精致，这需要花费一定时间，所以其动工开版的日期需要向前推溯到万历十九年底。对于王皇后，这可以说是“大限”即将降临的时候。
　　虽然在这之前，由于工部主事张有德在万历十九年八月莽撞呈请皇帝准备翌年的典礼仪式物品，致使万历帝找到借口，降旨毁约，将“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