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之事，改于二十一年举行”（《明史·王如坚传》，又《明史·申时行传》），但群臣并没有放弃先前已经争取到的目标。第二天，告假在家的内阁首辅申时行，就密疏“请申前谕明春册立之旨”；工部尚书曾同亨也在同日“请明春册立，毋改期”。因申时行告假而在朝主持政事的次辅许国，与位居第四的内阁大学士王家屏，看到情况紧急，“虑事中变”，于次日“仓卒具疏”，“引前旨力请”“明春册立” （《国榷》卷七五神宗万历十九年八月癸丑、甲寅条。《明史·许国传》。《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七《争国本》）。九月，内阁次辅许国上书引退，同时敦请皇帝，册立太子事要“仍明春如期勿改”（《国榷》卷七五神宗万历十九年九月己巳条）。到年底十二月初，先前努力争取到万历皇帝建储允诺的大学士王家屏，因次辅许国、首辅申时行先后引退，三辅王锡爵省亲回家，这时已经成为内阁首辅，他又一次就此上疏，“力请践大信”，遵依前约，在“明春建储”。当时因“册立期数更，中外议论纷然”，王家屏劝慰皇帝说，只有如约册立常洛为太子，方能够“塞道路揣摩之口”，反映出人言汹汹，朝廷内外俱已进入焦点时刻（《国榷》卷七五神宗万历十九年十二月甲午条。《明史·王家屏传》）。
　　在这样的紧要关头，刊印这样的灵签，其题记中所说的“以便臣民决疑，令预趋吉避凶”的刻书动机，毫无疑问，完全是讲给她自己听的，即她想通过施财刊印《观世音菩萨感应灵课》，来为自己祈求神灵的佑护。
　　看破这一动机，我们就可以明白，皇后王氏正是利用这篇刻书题记，向神明也向世人，清楚袒露了自己的急迫心愿。揣摩题记中的每一句话，其实都有特定的指向，耐人寻味。特别是“愿宫闱清吉”一句话，直接针对她所面对的紧迫威胁。“诚信以来格，佑为善以先知”，是在为自己祈福，相信观世音菩萨一定能够预先佑护自己这样“为善”的人平安如意；而“苟渎慢不敬者占之，反至尤焉。尔其钦哉”这两句话，已经是破口大骂，是在赤裸裸地诅咒和警告郑贵妃，让她小心点儿：像她这种为人行事渎慢神灵的人，用观世音灵签占卜，只会招来灾难！——如此生动的心态记录，能不珍视？
　　前文谈到，傅维鳞在《明书》中描绘王皇后是一个“聪颖”的人，很善于处理事务。粗看上述题记的内容，她刊印这部《观世音菩萨感应灵课》，除了直接为自己祈福之外，似乎只是想借机发泄一下愤恨，其实事情并不这样简单。
　　王氏的家族没有显达的背景，可以倚重。据黄宗羲讲，皇后王氏本姓黄，著籍浙江馀姚，与黄宗羲同宗。明初因逃避勾补军伍之苦，馀姚黄氏始改姓为王，至成化年间，又恢复本姓；而王后祖上一支，已在此前充军入京，故一直冒用王氏未改。王后先祖名王蕴，充军入京后，累积军功至锦衣卫百户，其后世所居官位、身份，相继有教授、镇抚、太学生等，均微末不足道（《南雷文定》前集卷一一《书神宗皇后事》）。在这种情形下，她唯一可以借重来保护自己的力量，就是朝廷里那些一心反对郑贵妃专宠的臣僚。可是作为皇后，她深居后宫，无法直接与外界沟通联系。在这样一个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她需要向外界发出一定的声音，表明自己的存在、处境和心迹，以进一步唤起官员们对她的关注和同情。祈福泄愤，都会直接招致或强化人们对她个人存废安危的关注；而她在题记中讲自己过去“为社稷卜岁丰，祈太平”，“屡屡感应”；愿今后“宫闱清吉，海宇万安，雨露均调，仁凤休作”，则是有意提醒大家，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社稷联系到一起。
　　王皇后选择印施《观世音菩萨感应灵课》的方式来宣示自己的愿望，这种做法很可能是受到了明朝皇后编刻书籍先例的影响。《明史·后妃传》载成祖永乐皇帝皇后徐氏，“尝采《女宪》、《女戒》作《内训》二十篇，又类编古人嘉言善行，作《劝善书》，颁行天下”；又《明史·睿宗兴献皇帝传》载世宗嘉靖皇帝的母亲章圣皇太后蒋氏，也作有《女训》，颁行天下；更近一些，有《万历野获编》卷三“母后圣制”条载万历帝生母慈圣皇太后李氏撰有《女鉴》一书。这些都应当是后宫的必读教养书籍，《明史·后妃传》就提到世宗嘉靖皇帝，令皇后张氏“日率六宫听讲章圣《女训》于宫中”。所以，万历帝的皇后王氏很容易想到要利用刻书来发表言论。
　　有意思的是王皇后的政敌郑贵妃，在后来步其后尘，也采用刻书这种方式，搞起了政治宣传。其事件缘起是万历十八年时山西按察使吕坤编纂了一部《闺范图说》，万历帝看到后赐给郑贵妃一部。大致在万历二十六年或稍前，郑贵妃唆使其兄郑国泰，重刻此书，增刻后妃一门，首列汉明德皇后，终以郑贵妃本人，郑贵妃且亲自出面作序，将其与先朝皇后撰著的《内训》、《女训》诸书相并比。这不管从那一角度来看，都明显带有为郑氏篡夺后位而鼓噪张目的嫌疑。于是引发朝臣著书攻讦，掀起一场轩然大波。这已经是与本文无关的后话，我在这里只是想通过这两件事的相互联系对比，来说明万历帝王皇后刊刻《观世音菩萨感应灵课》，绝对是有明确政治目的宣传行为，而不会是无为而发。
　　王皇后刊印这部灵签是否产生过什么效用，史阙有间，我们不得而知。不过万历二十年正月壬午日，就在她印施《观世音菩萨感应灵课》的六天之后，大臣们由礼刻给事中李献可发端，以请求皇长子朱常洛“豫教”（即出阁请老师教授读书，这是培养皇太子所必经的途径）为名，发起了在漫漫前后十五年的“国本”争执过程中，声势最为浩大也是最为强劲的一场攻势，史称“九臣面讦政府，十四官同时降削”（ 《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七《争国本》）。尽管未能实现在万历二十年立储的既定目标，但万历皇帝也不能不越来越有所顾忌。
　　万历二十年前后各方面围绕着“争国本”展开的一系列活动，对于最终确保常洛的皇储地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其中，也有王皇后的积极参与，而由她施财刊印的这部《观世音菩萨感应灵课》，则可能是她留存下来的唯一文字记录。
　　最后让我们回到版本学的问题上来，看看本书的刊刻地点。王皇后题记所云“大乘禅寺”，并不是具体的佛寺，只是一般泛指寺院。具体刊刻这部《观世音菩萨感应灵课》的衍法寺，位置在北京阜成门外大街路北，距阜成门约一里。寺院始建年代久远，据明杨一清正德七年撰《衍法寺碑》，系正德年间由一个名叫张雄的太监捐赀重建（见《日下旧闻考》卷九六《郊坰》）。寺院与明朝后宫的这种密切联系，可能是王皇后选择在这里刊刻灵签的一个原因；另一方面，据《明代版刻综录》卷三著录，在正德、隆庆至万历十四年间，衍法寺刻印过多种书籍，说明衍法寺本来就有很好的刻书基础，这应是在这里刻印《观世音菩萨感应灵课》最重要的原因。此石印万历刻本《观世音菩萨感应灵课》在版本学上另一重要的资料价值，就是丰富了北京衍法寺的刻书历史，除了可以为《明代版刻综录》增补一个版刻品种之外，还可以借此把有具体实物证据的衍法寺版刻活动，由《明代版刻综录》著录的万历十四年，下延到本书付梓的万历二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