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整个史实的叙述，紧扣近代以来帝国主义侵华和中国人民奋起反抗这一主线，努力揭示“国际资本的群魔怎样从中国吸吮着膏血来膨胀它们自身，怎样驱使它们的鹰犬来榨取中国广大的勤劳人口，以及中国的被压榨的奴隶大众怎样用自己的战斗力量米反抗此种残酷的吸血与绞榨。至于宫廷的变故、官僚的功罪、武人的勋业、英雄的言行，在别的历史书要用繁重的卷帙去描写叙述，而在我们这里却反而不重视了，因为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熟悉掌故，亦不是要替少数人作传的”。[4]（P5）按照这一思路，本书既未采取李泰桑《新著中国近百年史》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各朝考察的框架，也不像孟世杰《中国最近世史》那种按变政、共和等政治体制变动划分时段，而是始终把整个中国近代视为由传统农业社会沦陷为半殖民地社会形态的连贯过程，从中列出影响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重大历史事件，依其相互递嬗的演变态势展开论述。其叙事，尤注重帝国主义列强的历次侵华战争和其相互间矛后勾结之状，以及农民起义、民众反帝运动、劳工政治斗争等“富于历史意义之事件”，并将各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复杂因素融入其间分析，给人以主线明晰流畅而毫不枝蔓之感。

　　第二，强调史论结合，这也是本书最为见长之处。其《编辑凡例》称:“本书叙事与分析并重，簿记式的编年体与纪事体既易流于机械枯涩，而社评式的史论体与评议体亦易蹈于浮泛肤浅:本书力矫此弊，以便于教学与自修之用。对于每一史事，既叙述其原委，同时予以扼要之剖析。”书中对近现代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分析，总是力求结合中国社会的具体特点展开，因而不仅在当时显得观点新颖，有的还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

　　如对太平天国运动，不但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和各种矛后的交错激化等方面详细讨论了爆发的原因，肯定了其反帝、反封建的历史地位，还对它的成败得失作了透彻的分析，认为太平天国战争之所以小同于以前的单纯的农民暴动，乃是由于“当时国际资本主义的浪潮已开始冲毁了农村的藩篱，破坏了国内农民手工业者的自足经济。因此这一时期的农民革命内战是在国际资本主义的侵略与国内封建势力的榨取错综交织之下必然爆发的革命战斗”。[4]（P62) 至其失败，除了敌对势力相对强大等客观因素外，从主观方而看，还有这样一些原因:一是没有先进阶级(市民阶级或“现代城市生产阶级”)的坚强领导，“仅仅以贫农及破产手工业贫民为中坚，他们缺乏集体的有组织的斗争力量，保持着浓厚的封建私有观念，更没有为创造新社会而战斗之明确的目标，因此容易涣散革命的团结力量，小能忍受反革命的强有力的打击”。二是战略上没有主动汇合全国的反清势力，如北方的捻军、南方的三合会、小刀会等，组成统一战线而壮大自己。二是在形势一度有利的情况卜，军事战略上未能及时组织足够的力量，去摧毁清廷的统治中心，使他们“得以从容布置，调兵遣将来反攻革命”。四是未能使群众的斗争力量和整个革命战争适当地配合起来，“结果造成一种单纯的军事投机，在军事力量离开的地方，有战斗力的群众亦随军而去，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使地方的反革命势力得以盘踞于农村与城市结集武装力量袭击革命”。五是太平天国运动中后期高层领导的腐化和内讧，极大地削弱了自己的力量。[4]（P96-98）

　　不仅如此，在论述同属下层农民反抗的捻军暴动和义和团运动时，书中还注意通过与太平天国的比较，去更深入地把握其特点。指出，捻军与太平天国虽都是农民反封建统治和剥削的革命，但其参与的成份(贫农及流氓无产者为主干)、作战的方式(流动作战)、遭遇的对手(纯由地主、贵族和商人组成的封建统治势力)、打击封建势力的程度(仅仅是一种军事打击)，都与后者有着相当的差异，这些差异主要是由当时南北小同的经济状况所决定的。至于义和团，其活动“固然是带有浓厚的反动性的，但本质地说来，它却是破落的农民与贫民反对奴役与扶开始就给统治阶级所利用，便陷于自杀的矛盾中而不可自拔了”。[4]（P115-116.287）这些分析，即使在七十年后的今天看来也仍不乏其启示的意义。

　　其余如对晚清帝国主义列强侵华过程中纵横裨阖的外交关系之揭露，以及戊戊变法、辛亥革命等历史事件的剖析，也都表现出这一擅长理论分析的特点。

　　特别难能的是，本书的公开出版，正值蒋介石加紧“围剿”共产党领导的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之时，但平心本着一个曾经受党教育的进步史家之良知，对一些现代史上的敏感话题，仍能抱定宗旨，决小迎合国民党当局，作违心和违背史实之论。书中高度评价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1923年“二七大罢工”和1925年“五卅”运动，又直斥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四·一二”血腥“清党运动”为“苦推打”，“共产党员、左翼分子及工人被捕杀者甚众”。对于南昌起义，也能实事求是地述其原委，并分析其军事上失败的原因，指出其除“军事方而的战略错误而外，在政治方面主要是缺少广大工农群众为基础，更没有发动土地斗争，造成了一种单纯的军事投机”。[4]（P389-392）虽然因条件的限制，书中还不可能就这些问题展开充分的论述，但这样做，在当时已十分不易，对于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了解共产党以及国共关系的真相，尤具实际的意义。

　　平心的《中国近代史》，无论是叙事风格还是理论框架，都为当时的近代史研究建立了一种全新模式，给人以莫大的启示。该书出版后，曾在八年内连印十余版，受到多方的推赞，便最好不过地说明了这点。

　　在抗战进入最为艰苦的相持阶段，平心先后出版了《中国现代史初编》和《论新中国》两本现代史著作。

　　《中国现代史初编》原名《中国民主宪政运动史》，1940年由香港国泰公司出版。全书分两编，序编四章，专论中国民主宪政运动的基本理论问题:本编八章，通过具体史实的剖析，论述自太平天国运动至抗战时期（1940年初）民主宪政运动的起伏进程。

　　《论新中国—中国的现在与未来》1941年8月初版于上海，署名青之。是一部讨论抗日及民主建国前途的时论与史论。书中《新中国的道路》一章，系依据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基本观点对中国民主革命的性质及其前景展开的理论探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部分的论述，不仅有力揭露国民党内反共亲日派摧残民主、破坏抗战的行为，驳斥了他们种种颠倒是非的谬说，还保存了不少难得的史料，包括国民党方面为“剪除异己”制定的一些秘密文件，以及当时海内外有关民主区和国统区的报道和评论等。该书出版不久，就因太平洋战争爆发和上海“租界”沦陷，在日伪查禁反日书籍的重压下被迫毁版。   

　　和前期出版的《中国近代史》相比，平心的现代史研究虽然在时间范围上并无大的逸出，内容重心却发生了明显转变。前者突出的是中国由传统社会转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后者则略于一般熟知的政治史与内战史，强调“以人民自觉运动为中心，对于一般史书所忽视的人民政治生活史与民族觉醒史，叙述不厌求详"，[1]（卷头例言）凡各时期民主运动、政治改良运动、民族解放运动、文化运动、民众运动、民主思想史与社会思想史，以及制宪史与宪法条款等，特别是有关太平天国、清末维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民大革命的讨论，小仅篇幅大增，认识的层次也较前大为深入。在他看来，“近十年中国历史学界渐渐腾涨了清算旧史观的科学新潮，一般新历史学者企图用科学方法重新整理中国近代史:但无可讳言的，一种公式主义的积习严重妨碍了中国新史学的发展。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有些人离开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和民众实践，机械地背诵新史观的公式，按照西洋社会史的模型米解说中国近代史:他们不能也不愿理解历史的一般规律在特殊状态中的具体展现，结果，为中国人民创造出来的生动历史场面，为中国近代民族生活所显示出来的无数历史特点，是给那种干枯无味的教条主义所荫蔽了。”[1]（自序）故其史风在保持前期注重理论分析的同时，对具体史实的评价也更趋于从实际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