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太平天国运动，《中国近代史》原将其定性为“划期的资产阶级性的农民革命”，[4]（P61）《中国现代史初编》则在对此作了详尽分析后，指出它实为“中国民主运动的前奏曲”，[1]（P146）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不可能成为正式的民主革命”，其政策“尽管表露了许多反封建的民主主义色彩，然而这些政策执行并不彻底。甚至在许多地方仍旧抄袭了封建主义的老文章”，他们反封建的土地法令并未得到实行:颁布的行政、法律、社会政策虽含有民主的成份，却也保留了不少封建积习，特别是当其领导层滋长了骄傲和脱离群众的情绪时，“封建的潜势力就会在运动的组织中作怪，侵蚀民主的幼芽”，削弱革命力量。（同上P155）对于五四运动，《中国近代史》原来只有不到10页的描述，论证也很不充分。《中国现代史初编》则以60余页的篇幅作了详尽分析，认为五四运动开启了新民主主义的纪元，使中国革命的巨潮从此“不再在旧的狭小的河床中奔流，而己经扩大了水道，日益与世界各国新人群与被压迫民主革命运动汇合起米，并且作为整个世界革命运动(产业劳动集团的世界革命)的一个支流而奔腾入海。”它不但保留和扩张了急进市民与小市民的革命力量，还吸收并培养了劳工大众来强化和更新民主主义运动的阵容。（同上P269-270）这些地方，都反映了作者敏锐的史识。
平心的现代史研究，始终贯穿着强烈的现实使命感。书中，他一再表示，自己“对于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注重各个阶段的历史特点与历史教训的分析”，目的在于供研究中国革命问题参考，（同上“卷头例言”）或者说是“为了战斗的需要”[3]（初版自序）为此， 他不但总是站在关怀祖国和民族历史命运的立场上去思考、研判现代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还把眼光投向了发生在人们周围的当代历史事变，如1933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对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2年上海“一二八”以1933年初日本侵占热河等事件的及时报道:40年代初出版的《中国现代史初编》和《论新中国》中，又对当时全国人民最为关注的卢沟桥事变和抗战开始阶段的徐州会战、武汉保卫战、华南战事，相持阶段各地区的正面战和敌后游击抗战，乃至皖南事变的真相与内幕作了论述，并十分注意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
如在分析1924年至1927年的国民大革命特点时，他指出，这场革命之所以一度爆发出所向无敌的力量，乃因它是在一个新统一战线形成的基础上展开的，该统一战线订立了当时“最进步的民主革命纲领，动员了最广大的人口加入战斗。它是以生产大众的战斗力量为中心支柱，而革命的率领者是最进步的产业劳动大众与革命的市民及其代表联合组成的革命同盟”，尤其是工农大众的大规模加入，以及他们之间的密切结合和所发挥的突出作用，都是在中国革命史上破天荒的。也正为工、农“这两种运动作了革命战线的中心内容，同时市民层与劳动界的二重领导在革命进程中尽了决定的推进机作用，当此二重领导趋于分裂之时，也就是大革命退潮之时”。[1]（P429-430）作为一名亲身参加过国民大革命而又差点被淹没在革命失败血泊中的战士，平心对于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之流破坏国共合作、叛变革命的行为深感痛心疾首。如果说在《中国近代史》中，迫于当时的形势，他还只能用简略而貌似“中立”的隐晦语言叙述这段历史的话，那末，在上海“孤岛”抗战时期撰写出版的《中国现代史初编》和《论新中国》中，他却利用特殊的环境，对这一历史真相作了相当的披露。书中，他公开指责蒋、汪合流发动血腥政变，造成“工农组织被封闭，群众运动被禁压，许多左翼分子被逮捕枪杀，无党无派的无辜民众死于恐怖时期者盈千累万，‘宁可枉杀千人，不可放走一人’成了武汉政变后杀戮无辜的流行口号。整个大革命的轮轴逆转过来了，民众运动的齿轮几乎全部停滞了”。（同上P470）并深入分析了革命失败的原因，指出“帝国主义的进攻革命，封建残余势力的侵蚀革命，民族市民层的背弃革命，小市民层的动摇变节，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中国军队的雇佣制度，以及革命率领的机会主义错误，都是大革命失败的重大原因”。要求“深刻地记取和学习大革命的教训，克服大革命遗留下来的各种不利条件，发展大革命传统下来的各种有利因素，继续完成大革命所没有完成的新民主主义任务，争取独立、自由、幸福的民主共和国之建立，这些乃是中国人民不可顷刻怠忽的革命勤务”。（同上P477-478）
平心的这番话，既是论史，也包含着对时局的深切忧虑。事实上，由于抗战以米国民党当局中的顽固派和亲日派不断发出“反共”叫嚣，加紧对内摩擦，试图破坏抗日统一战线，至1941年1月“皖南事变”的发生，更使全国团结抗战的局面遭遇空前的危机。对此，平心怀着极为愤慨的心情，接连发表了《从明末党争说到今日国事》、《国内时局恶化的内幕》等文(这些文字，后来都收入当年出版的《论新中国》中)，以辛辣的笔触和大量无可争辩的材料，揭露了国民党反共分子背信弃义、破坏大局、坚持独裁和反对民主的卑劣行径。指出:此次事变的发生，是国民党内亲日反共派蓄谋己久的，这些人本米就缺乏抗日到底的信心，又害怕共产党在抗战中力量日益壮大和威信的小断提高会危及其独裁统治，于是“不能不布置和施展毒辣卑鄙的反共阴谋，不能不用尽力气分裂国共合作。然而，倘只有亲日派的阴谋活动，事情还不十分严重。问题是在于亲英美派中的顽固分子也参加了反共的预谋与合唱。尽管他们在利害上和亲日派还有矛盾，但在反共一点上刚好被亲日派觑中了弱点，加以利用。他们钻进了亲日派安排好的恶毒圈套，客观上当然也就是中了日本以华制华的狡计”[3]（P187-188）而日本军国主义则正欲利用这一机会，“来捣毁中国抗战相持阶段的安定性，破坏中国的总反共准备，确保和经营其占领地”。（同上P217）然而，他们的阴谋一旦败露，立即就会遭到“愚民”的反对。历史己经证明，“凡真正与人民血肉相连的党派和军队，其向前迈进，是‘防’不了，也‘止’不住的”。（同上P160-161）现在，尽管“亲日派与反动派是要把中国拖回黑暗的明季，但中国人民与中共却是要使中国进入灿烂的明天”，形势何去何从，相信“历史不久就会给予爽利的回答”（同上P159）针对当时的局势，他还提出，对付顽固派和亲日派的反共阴谋，“必须站在民众的立场，坚决反对右倾和过左的不正确主张”，即既要保持民众和革命党派的独立立场和主动地位，与大资产阶级、大地主中的亲日派与反共派展开坚决斗争，又应注意团结一切抗日的阶层、党派与友军，才有利于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进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同上P223-225）
这些论述表明，平心对国家和民族未来命运的思索，当时就己达到了相当深刻程度。
关注时代思想的脉搏与走向，是平心现代史研究的又一显著特征。其《中国现代史初编》称:“本书注重批判研究，对于各家政治社会思想、各种民众运动与文化运动，以及各种宪法、约法、宪草的价值与影响，均尽可能依据时代条件予以客观的评估。”[1]（卷头例言）书中不但对现代以来各时期的文化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均列专节叙述，还对思想界的各类代表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孙中山等作了相当评述。特别是在“五四时代的民主思潮”的一节中，对现代史上影响深远的“新青年”派群像一一展开剖析，如认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当时是以急进的小布尔乔亚代表的姿态出现”的，他曾向传统孔教思想发出过最勇猛的挑战，但其思想也表现出种种内在的矛盾冲突。胡适则是“仿徨于革命保守之间的自由市民的典型代言人”，其实验主义在政治上化为和平的改良主义，目的在“将和平统一、宪政法治的精神注射现成的政治机构里”。而首先注意到把“民主主义和公社主义结合起来”的当推李大钊，“他的思想之勇猛、坚定与深刻，在当时的文化运动史上己经创造了一个全新的风格”。至于蔡元培，在五四运动中虽非正面出马、冲锋陷阵的主将，却承担了“侧面策应、掩护大军的护法。他的思想冷静而不激越，建设性多于破坏性，但是却在不少地方显露了光辉的民主主义锋芒”。正是个人思想上的这些差异，直接导致了五四以后革新阵营内部的分化。（同上P286-3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