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梁漱溟文化哲学的第一命题——“生活的样法即文化”的字面进行解释，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命题：生命活动的式样即文化，这样我们便轻而易举地得出“文化是生命的表现形式”这一结论。
梁漱溟之学，是人学，是仁学，是儒家的实践智慧之学。他深切地从自己的生命历程中体会到人之所以为人是离不开其文化场景的。个体生命民族生命、人类生命的不同在于文化的不同，同样，西洋人、中国人、印度人之所以不同，并非生理上的不同，而源于文化之不同，在他们身上分别体现着不同的民族文化精神和文化生命精神。西洋人身上充盈着民主精神、科学精神、奋斗的精神和批评的精神，中国人身上体现着内圣外王精神和中庸和谐的精神，印度人身上则充满着出世精神和禁欲忍让的精神。从对文化对生命的深刻的体验和实践，梁漱溟先生的理论使得当代中国人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作为一个中国人是不能离开其民族生命精神和文化生命精神的。
认识到文化生命是人之为人的不可或缺的生命组成，这是梁漱溟先生对文化哲学的独特贡献，也是他对孔子真精神的深切体认。在孔子那里，文化同人的自然状态、文化生命精神是密切相关的，完美的人格理想即是人的自然生命与文化生命的和谐统一。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XIII] 这里的“质”，指质地、质料，指人的自然状态或本性，即人的自然生命。“文”，指文采、华饰，实质上就是文化作用于人身而特有的光采和气质，即人的文化生命。自然生命是内在的，文化生命则是外在的。孔子认为，对于每个具体的人来说，都包含着两种生命——自然生命（质）和文化生命（文）。如果自然生命超过了文化生命，人就会显得粗野，反之，如果文化生命超过了自然生命，人也会显得浮夸。只有把这两种生命形式配合得很恰当，才是君子的典范。孔子赋予文化以生命的形式，使之成为生命的一部分，并和自然生命一起贯穿于人的一生的始终。人的生命的延续，不仅是自然生命的延续，也是文化生命、文化精神的延续。这一文化精神为宋代大儒朱熹直接继承，梁漱溟则重新开启了宋明儒学之门，复活并发展了孔学的真精神。牟宗三先生指出，“他独能生命化了孔子，使吾人可以与孔子的真实生命及智慧相照面，而孔子的生命与智慧亦重新活转而披露于人间。同时，我们也可以说他开启了宋明儒学复兴之门，使吾人能接上宋明儒者之生命与智慧。”[XIV] 梁氏的文化生命理论不仅为现代新儒家的理论与发展指示了一个方向，更为重要的是，他把生命放进特定的文化背景中去认识，显示出他对人的理解所特有的深度。德国著名的哲学人类学家M．兰德曼指出，“除了人生来就具有的自然特质之外，只有研究人的客观精神的根源和文化的条件作用，才能完全理解人”。[XV] 也就是说，不仅要研究人种的永久不变的遗传性，而且不可避免地要研究那些从一代人至一代人，从一个时代到一个时代人在内容上不断变化的文化精神和生命精神，只有如此，才能完全理解人，完全理解生命。梁氏这一理论正是在这点上显示出它独特的魅力，它使人真正体悟到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生命之所以为生命的深刻的文化的与精神的真实内涵。
四、文化生命精神的高扬
在揭示出人的文化生命之后，梁漱溟先生对文化生命精神的内涵作了进一步的界定。与孔子简单地把“礼乐”作为文化生命的基本内涵不同[XVI] ，梁氏的文化生命精神更为丰满，它包含着生命中的文化精神与文化中的生命精神两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
援引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来阐释儒学，建立生命本体，从而以生命化了儒学，直觉化了道德，为现代人生提供指导，为人类文化指明道路，这是梁氏哲学的一大特色。柏格森认为，生命是一不断实现着“生命冲动”的永无休止之流，是一种宇宙的运动，而生命的冲动就是“绵延”，柏格森又称之为自由地创造意志，其向上冲动创造精神，也创造生命的形式，而其受碍后向下附落则形成物质。生命是运动，物质是运动的逆转。这两种相互对立的倾向相互克服又相互存在于一体，就形成了有机体和世界。深受柏格森哲学的影响，梁漱溟认为，宇宙本体是生命，尽宇宙只是一个生命，生命的不断变化产生出外在的现象世界。这个外在的物质世界是由所谓“前此的我”构成的，而“前此的我”又是由“现在的我”(意欲)产生出来的。就这样，梁漱溟建构了自己的生命(意欲)本体论，并以此来解释文化及其发展轨迹。
从生命本体论出发，梁漱溟的结论是：生命是文化的归宿和原点，文化只不过是生命作用于世界的创造物，只是生命的表现形式而已。文化的变迁只是其核心思想——人生哲学人生态度的变迁。现在西方的态度发生了改变，由原来向外看向外探求，转移到现在的关注自己关注生命，这表明西方文化要发生一次质的转变。按照梁漱溟的意思，“人类文化有三步骤，人类两眼视线所集而致其研究者也有三层次：先着眼研究者在外界物质，其所用的是理智；次则着眼研究者在内界生命，其所用的是直觉；再其次则着眼研究者将在无生本体，其所用的是现量，初指古代的西洋及在近世之复兴，次指古代的中国及其将在最近未来之复兴，再次指古代的印度及其将在较远未来之复兴”[XVII]。 从文化对生命精神的关注看人类文化发展的三阶段，依次表现为对较低的生命精神的创造物——外界物质的关注，对生命精神的载体——生命自身的关注，对生命精神的超越，对无生命的本体——无的关注，它们依次代表着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所以在最近未来复兴的不但是东方的文化，而且直接了当的是中国文化，因为中国哲学的方法是直觉，所着眼研究所关注的是生命。而文化发展的终极目标，文化向最好的方向去发展，唯一的标准就是看它能否增强人的生命活动，弘扬人的生命精神，使文化与生命得到统一。梁漱溟先生的结论是：“最好的文化就是增盛人的生命活动的文化，反之，最不好的就是那减低阻碍人的生命活动的(文化) 。”[XVIII]
从生命本体论出发，梁漱溟重新诠释了在不久的未来就要复兴的中国文化，继续发挥着儒家哲学“万物化生”的变易思想。在梁氏看来，中国文化关注的是“生”，讲的是“宇宙之生”。这里的“生”不仅指生命，还指化生生命的过程，故说“生生之谓易”——化生生命是宇宙自然不变的准则，梁漱溟认为，“这一个‘生’字是最重要的观念，知道这个就可以知道所有孔家的话。孔家没有别的，就是要顺着自然道理，顶活泼顶流畅的去生发。他认为宇宙总是向前生发的，万物欲生，即任其生，不加造作必能与宇宙契合，使全宇宙充满了生意春气”。[XIX] 孔学最重要的观念是生命的观念，充盈孔学和宇宙的最基本的精神就是生命精神。
梁漱溟抓住了孔学的核心——最能体现生命精神的“仁”。在梁氏看来，“仁”是一种敏锐的直觉，是调和是中，是绝对的乐，是“刚”的态度。
孔子的“仁”实质上是一种主观的自觉精神，有时孔子又把它作为一种最高的道德境界和某些具体的道德范畴来使用。由于深受柏格森直觉主义影响，从生命本体论出发，梁漱溟对“仁”进行了本体的阐释，把“仁”看作是本能，—情感、直觉，是一种敏锐的直觉。梁漱溟引用了《论语》中宰我问三年守丧的一段话，指出“仁”就是不安，就是对丧期间吃米饭穿锦衣的不安，“而所谓不安，不是情感厚直觉敏锐是什么？”[XX] 孔子叫人求“仁”，不过是叫人求得平衡，一凭直觉，顺着宇宙自然大化流行的基本法则去生活罢了。这样，宇宙这一大生命的法则，这一大生命的精神也就是人的生命精神和生活准则，它的具体体现就是“仁”。深切的生命体验，使梁漱溟对“仁”的精神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