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二千年来的传统主流意识形态，人云亦云，咸称“孔孟之道”、“儒家学说”，实为天大谎言。

自从雄才大略的西汉武帝在今文经学家董仲舒协同策划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封神立教（儒教）、教为政用以来，历代尊奉的并非真版儒家学说，而是借夫子令名，偷梁换柱，重加塑造，一百八十度逆孔孟真意而行之的伪儒；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超级愚民工具，维护封建专制绝对权力超稳定永世其昌的“政教合一”型社会控制论。借近世中国社会惯用的一句政治术语，该叫做“打著红旗反红旗”的伟大表演（Great Performance）了。

真假孔子之大别，在于如何定义人类出诸生物本能的利己之心（即通常所说的私心或人欲）；如何定义作为道德滥觞的利他之心（即通常所说的爱心或公心）；以及如何定义这“两心”之间的关系。一切人文科学命题当中，这三大定义当属大本大源范畴头版头条；相当于一部欧几里德《几何原本》开宗明义基本公理（Axiom）。一旦出错，就从原点开始，错之毫厘，失之千里了。

君不见中国孔子儒家学说原是历久弥新一流先进文化结晶，揭示万物之灵“当行之路”（人之所以为人的应循客观规律，或称“天道”），不涉迷信，以人为本，以民为本，推动文明建设，指引社会发展，增进人类福祉，导向大同理想人间天堂的经世致用美轮美奂金声玉振大成宝典。

真儒的道德观并非与人欲为敌，恰恰相反，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

如果把孔子济世学说宗旨归结为一句话，就是：“肯定人欲，引上正道”八个大字而已。

这个正道，并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之类自欺欺人之谈，不是什么牺牲“人欲”、否定个人重要性的苦行主义。

孔门之学，莫先于求仁，亦称仁学。仁也者，以人为本，以人欲为当然，因“自爱”而“爱人”，因“爱人”而“使人爱己”，从而实现“自爱”与“爱人”相统一，以弘扬利他精神为互惠互利皆大欢喜的成功之道，为每个人求取可靠、长远的最大利益的无比高明的利己之道。

《礼志》云：“欲人之爱己也，必先爱人。欲人之从己也，必先从人。无德於人，而求用於人，罪也”。因此“知者利仁”（《论语·里仁》）。

世界上一切生命体当中，唯有“万物之灵”的人类能够感悟“利他心”——爱心或公心对于改善自身生存条件、在更高的层次上满足自己的私心要求的有效性和必要性，因此唯人类才有求仁的要求（与鸟兽不可言仁也）。

人类社会要不受破坏，引导私心动力驱使天赋灵性创造能力实现文明进步，走向人心响往的小康以至大同理想境界，关键在于因时因地因体制宜弘扬爱心（公心）以调节私心，实现社会性的两心调谐境界，这就是儒家济世思想的始发点。

“仁学”是优化的“为己之学”，“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利己与利人之心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两心调谐”型“心态文化”，“两心相悦”的人间正道 。

——西方基督教的爱心救赎教义本质上相当于真版儒家思想的神性版。写基督教《神学大全》的著名神学家阿奎纳（Thomas Von Aquin）说得明白：“道德的净化并非要去掉七情六欲，而是使七情六欲合于规范。”

伪儒与真儒有本质上的不同。伪儒在“绝对权力”支持下，高踞似是而非的“崇公抑私”道德制高点，将谋求发展进步的私心（Personal Desire, Private Interest）驱动力和万恶的自私（Egoism，Selfishness）原罪混为一谈，否定个人本位（Personalism）和自我意识的合理性，藉专制君权代表的伪公压抑天经地义的私心进取积极性，阉割、扼杀人类最可宝贵的创造能力。特别是自命孔子传人或称“後儒”的宋明理学家（朱子之学到陆王心学），倡“尽天理，灭人欲”悖论，把这种破坏作用发挥到了不可救药的极致，阻绝了中国政治制度改良和科学技术进步的前进道路。

君主政权为什么不惜国家民族付出如此天价，三百年前黄宗羲说得明白：“使天下之人不能自私，不敢自利，”从而“以天下之利尽归於己”也。（见《明夷待访录·原君篇》）

曾有人说过：“真的孔子死了，假的孔子在依著中国的经济组织、政治状况与学术思想的变迁而挨此出现。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的建议单独推尊孔子其实汉朝所尊奉的孔子，只是为政治的便利而捧出的一位假的孔子，至少是一位半真半假的孔子，决不是真的孔子。若使说到学术思想方面，那孔子的变迁就更多了。所以孔子虽是大家所知道的人物，但是大家所知道的孔子未必是真的孔子。”——周予同《孔子》

“历代王朝在孔庙里供奉的孔子，都是假孔子或半真半假的孔子，决不是真孔子”——匡亚明《孔子评传》

“孔子于其生存时代之社会，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故余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时君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李大钊选集：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

当代美国知名汉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克里尔（Herrlee G. Creel， 1905－1994）所著《孔子与中国之道》（《Confucius and the Chinese Way》， 1949年初版，1960年修订再版；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有中译本）相信孔子有真假之分。他认为汉武帝时开始了对孔子思想的重大篡改，宋明理学家阐述的孔子思想不会被孔子认可。他说，如果现时的许多中国人不能适当地区分正统的国家儒学与被歪曲的早期儒家思想，那么，他们所有一切认识便都不是真实的了。

清初学者颜元，曾经尖锐指出宋明理学的泛滥流行，实是国家衰亡、苍生涂炭的重要根源；直呼：“程朱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

其实明代在华传教的西方耶苏会士，早就质疑当时流行的儒学，认为充满迷信思想和知性谬误，主张返回到真孔子那里。他们认为中国固有文明的精华无疑只在于早期儒学，孔子所开创的道德哲学是世界上其他民族无与伦比的。他们主张中国文化的发展应该是批判否定后儒，通过对先儒精义的阐释与重建，最终达到超儒，以建立中国文明的新体系，走出一条能够长期发展的新路。传教士们把他们发现的真孔子及其思想传播了到欧洲，使当时欧洲许多有识之士深受启发鼓舞；通过这种渠道，孔子思想曾对欧洲的启蒙运动产生直接影响，并进而影响了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

今日世界进入大智大能讯息高科技世代，如果谈史论道仍然不知区分真假孔子，甚至还把宋明理学捧为儒家思想的最高水平或“完善阶段”，那就真个“时空错位”（Anachronism），一错到底，一佛出世，二佛升天了。

伪儒与一个比一个消极无为的释、道相揉合，造就了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心态文化”落后顽症，就是当年鲁迅先生痛心疾首，至今犹如梦魇般挥之不去的“国民劣根性”。

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根源是什么？一言蔽之：反人性、反天道，误以抹煞个性、放弃自我、消灭自我、无私无欲、“大公无私”为至善高尚美德。

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显性主要表现是什么？一言蔽之：虚假两字。说明白一点，就是伪善成性，面子第一，自欺欺人，把一个做学问、办事业、求进步最要紧的“诚”字丢到了九霄云外。如此劣根性不除，人类特秉至可宝贵的灵性创造能力不可能循正道顺畅发挥，不会产生强大的自主科技发明创新能力，不会有真实的民主共和政治，也不会有真性道德复苏；纵然一时金玉满堂，只缘秋潦无源，浮萍无根，如何成得正果？

私心（利己之心）出诸生物本能，是人类谋幸福、求进取的原动力，也是焕发利他的爱心或公心的根本原因。硬要装作无私无欲，可怜的中国人不虚假、不骗人、不把整个国家变成一座大戏台能行吗？

私心漫无遮拦恶性发展成为损人利己的“自私”，就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