堪称万恶之源的自私，虽是私心衍生，但绝不可以同私心混为一谈，不能因为反对“自私”而不分青红皂白连带否定了天经地义的进取原动力。这就好比治疗癌变，在消灭癌细胞时，不应把所有细胞一律格杀不论，以致连生机都一起给毁灭了。
孔子那时代，汉语中还没有“自私“这个词；孔子把私心称作人欲，把自私叫做贪欲，对此区分得清清楚楚。就好象在英文中，私心为Private Interest， 自私是Selfishness，两者既非同义词，亦非近义词，绝无混淆之嫌。可怕的是，在伪儒长期流毒下，现代汉语一直将正当的私心和恶质的自私混为一谈、无分彼此，动不动一起打翻在地，直到今天，还是一笔糊涂帐。
“天之至私，用之至公。”（《黄帝阴符经》）大公只能来自大私，源自利己之心的“升华”。
如果打着“至善”旗号，否定私心，倡导“大公无私”，那个“无缘无故”的大公，只能是空中楼阁或假冒为善的伪公罢了，结果不仅压抑了灵性创造能力，造成发展停滞，而且自私贪欲必将在伪公外衣包装下，借种种诡异险恶的变态形式到处窜流，以求一逞，导致甚至胜似“至恶”的人间浩劫。
统观天朝上国千载而下主流文化取向，总是 “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 ，巧兮伪兮，处处“厚黑“权术计谋，在一派虚情假意中讨生活；稀缺乃至无有者，追求社会发展进步的创新智慧火花和土壤环境是也。如此人生，没有落到开除球籍的地步，已属万幸。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举“破私立公”大旗，以“斗私批修”为纲，非仅秉承了中华传统文化中误尽苍生的“崇公抑私”致命“德性”，更且“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意在导向红彤彤的“大公无私”纯粹净界太虚幻境，相当於一场“敢叫日月换新天”，规模宏大、前无古人的“以公灭私” “反调谐” 型再造人性社会实验。实质上同伪儒宋明理学一脉相承，变本加厉，登峰造极；与追求个性解放（人的解放）的马克思主义根本不相为谋。
雷锋被塑造为纯然无私的榜样，就成了虚矫的假人。其陈义至高的一片公心，只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越是号召学雷锋，越是讳言“个人利益”，社会性“假大空”虚火愈趋炉火纯青。
从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到“批林批孔”，不打刘彻董仲舒，不批程朱陆王，反而“假作真时真亦假”，进一步迷乱了自家本性，岂非中国人自暴自弃灵性悲剧？
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新政二十五年来，经济腾飞，举世瞩目，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改革开放突破了一个又一个经济禁区，却几乎没有触动“国民劣根性”这个积淀千载、污秽不堪的“酱缸”，仍然缺乏一种适合国情和时代需要的调谐型共同价值观；不可能维持社会性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也难于改革上层建筑以适应经济基础。如今普遍受惠，皆大欢喜的蜜月已经过去，严重的结构性社会不公，权钱交易，贪渎腐败，弱肉强食，正在不可遏制地蔓延，成为进一步发展进步的桎梏，直接威胁社会稳定运行。有识者忧心指出，现状已达危险的临界状态。
中国的虚假现象已经铺天盖地。假冒伪劣不仅见诸假品牌，假货品，假指标，假工程、假学历、假档案……最可怕的是假共产党员大量涌现，他们不是在党籍文件上造假，而是披着为人民服务和献身共产主义理想的高洁伪装，执掌生杀予夺和支配国家财富的大权，干着以权谋利、窃国害民，包括数以千计高官挟亿万巨款外逃这样丧尽天良的勾当。年年打假，年年反贪，却越打越猖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假冒伪劣已经渗透了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所有方面，其规模和表现早已突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水准，直逼吉尼斯世界纪录之最。
真伪儒家意味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念型态，或称“心态文化”。“心态文化”是根本的文化，文化的根本。人类灵性创造能力能否发挥，如何发挥，必受“心态文化”支配。换言之，人类社会能否发展，如何发展，何去何从，“心态文化”是决定性的无形推手。如果没有适当的“心态文化”为后盾，中国政治民主化改革和现代化宏愿只能是一盘夹生饭，仍然可能失去大好历史机遇，重温不堪回首沉沦噩梦，当非危言耸听。
德国着名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 1864－1920）在《基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称赏基督教新教中产生的以宗教热忱改造现实生活的心理转变，他写道：正因为这种从“离世修行”转到“现实生活实践”的宗教心理大革命，西方社会才能成功进行资本主义与现代化社会。
请不要忙着给韦伯扣上“文化决定论”的帽子。韦伯以为：“直接支配人类行为的是（物质上及精神上的）利益，而不是理念。但是，透过‘理念’创造出来的‘世界图像’，经常如路轨上的转辙器一般，规定了轨道的方向，在这轨道上利益的动力推动着行为。人们藉着这种‘世界图像’试图解答下列的疑问：我们愿意‘从何’得到解救，解救之後又‘何所去’，而且----不可忘记----要如何才能获得解救。” 这样的观念暗合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动力观，但又“弥补”了经济动力观鞭长莫及之端（说不清“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原委，解释不了东西方社会发展迥异的成因。），对於诠释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重大“抉择”，可能有一种发蒙振聩的意义。
人类社会在“经济动力”这个火车头驱动行进途中，会遇到无数岔道，如果缺乏一种“导人以正”的“理念”作为“路轨上的转辙器”，以维持前进的正确方向，那就难免掉进迷失之海，落入毁灭的深渊，或像中国推背图显示的那样，陷于无休无止循环转圈、无所长进的窘境。
青年毛泽东曾痛感“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
他以为“民智污塞，开通为难。” “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之源”相信“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
他又说：“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叁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孔孟对答弟子之问，曾不能难，愚者或震之为神奇，不知并无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执此以对付百纷，驾驭动静，举不能逃，而何谬巧哉？”（均见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致黎锦熙信）
迷乱心窍的“中国结”绳端，就在千古第一奇冤真假孔子双包案。不昭雪此案，无法想象如何了断这场“自作之孽”。
罗马教皇保罗二世可以为伽里略平反，决意构建和谐社会的中国执政党为何不能给孔丘孟轲昭雪？现在莫非就该是还孔圣人“天之木铎”，“与孔子同在”，天机解密，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千载一时？
中共新党章规定的“三个代表”指导思想，明确提出了“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要求。如上论证，文化先进性首重“心态文化”的调谐水平。作为解结第一步，执政党何不鼓励和支持知识精英与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不失时机地主导一场为儒家学说正本清源的大讨论，秉赤子纯一至诚之心，从“性与天道”大本大源出发，沿着儒家心路历程，如切如蹉，如琢如磨，发掘、理清中国传统文化中以真版儒家学说为代表的调谐两心（利己与利他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