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围城”还是一座文化的围城，这一点钱钟书在小说中的三闾大学，就巧妙地运用了这种讽喻。在三闾大学中，决定要在学校里面实行导师制度。导师制度其实是英国剑桥以及牛津大学对于学生的一种训导方式，原本是学生和老师一起生活，平等相处的关系。不过在三闾大学中，却变成了假道学的绝妙讽刺。

　　小说中的三闾大学正是处在文化的围城之中，他们把封建主义的思想，加诸于导师制度上，西方的文明在中国传统文化下，变成了一个畸形的制度，变成了连坐、男女授受不亲的制度，所以三闾大学的教师赵辛楣就感慨“外国的东西，来中国，来一件，毁一件，中国真厉害”，这句话既幽默，又非常讽刺。知识分子的自我嘲讽，反倒把“围城”当中的实质给点出来了。而事实上，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与人生，必然是痛苦的，必然是要踏破围城的，而这个过程，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虽然痛苦，但是不需要悲观，前路就在脚下。

　　参考文献：

　　[1] 王爱民：《解读〈围城〉中的现代忧患意识》，《河南农业》，2007年第22期。

　　[2] 彭卫红：《论小说〈围城〉的男权意识》，《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3] 齐松珍：《透过〈围城〉反观现代人的婚恋观》，《中国校外教育》，2009年第7期。

　　[4] 常凌�、符银香：《解读〈围城〉对苏文纨的男性偏见》，《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