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为例,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的女性写作仍笼罩在主流意识形态宏大叙事里,90年代的女性写作则开始在“个人化”写作浪潮中疏离主流意识形态,带有强烈的自传性和主观色彩,体现出了鲜明的女性意识。从思想史上来说,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等观念均是现代性的产物,而现代性本身亦受制于菲勒斯中心主义,女性身体更是与现代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20世纪90年代,被遮蔽的女性经验虽然获得显在性,与此同时女性身体也沦为观看的焦点。在消费主义的大潮中,“一旦女性写作以明确的性别身份进入文化视野,那么,它立刻面临的不仅是男权文化的狙击与壁垒,而且更重要的是立刻面临久已围困着女性的文化镜城”。

　　这一时期,女性的文学实践虽以“私人化”的写作姿态消解了宏大叙事话语,改写了传统的女性形象,不过仍未从菲勒斯中心主义突围,反而陷入更大的困境———“文化镜城”。在这座“文化镜城”中,女性写作宛若一曲“双调夜行船”,因为“性别之于女性书写者来说,可能会是一把双刃匕首,它可以合理运用成为一种文化身份上的‘僭越’,同时又是其攻守进退时的护身甲胄”。凭借女性经验或性别意识进入象征秩序是一种冒险,女性时刻都面临着分裂的危险,那么,其所建构的主体身份是否坚实、可靠?女性主义批评这位理论风暴中的“经验孤儿”,是否能坚守女性身份?

　　三、女性身份的二律背反

　　如果说女性身份是女性主体意识高度发展的结果,那么女性主义批评的诞生则是女性身份的话语实践。肖瓦尔特认为女性主义批评在不同阶段所承担的任务是不同的:初期阶段主要揭露文学中的“厌女形象”;第二阶段主要发掘女作家的文学传统,重写文学史;第三阶段则从根本上重新思考文学研究的基本概念,重建文学理论。不论在哪一阶段,女性身份都是女性主义批评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基石。威蒂格也非常重视女性身份,她认为女性应使自己成为主体并拥有自己的身份:“当某人已经丧失了身份,没有作斗争的内在需要时,我们就不可能为他而战,因为虽然我可以为他人而战,但我首先应当为自己而战。”

　　女性身份作为女性“作斗争的内在需要”,是女性主义必须坚守的阵地,一旦失去身份的支撑,女性就不可能在象征秩序内“为自己而战”。

　　女性主义批评对身份的重视直接促成了女性写作的诞生,女性写作是法国女性主义批评提出的重要理论,最初指“女子的身体,女子的差异刻入语言和文本的行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女性写作在文学创作、文学理论及其批评实践上备受关注。简单地说,女性写作是以女性为中心的写作,严格意义上来说,女性写作是由女性书写的、关于女性的、且为女性书写的作品。女性写作对女性身份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得到男权文化的默认后,“确立了自己的文化身份,从此女性书写自己的历史才成为可能”。在女性写作中,男性暂时性地不再被视为中心,女性获得并确认了自我的主体身份。不过,从主体建构的方式上来说,女性主体是一个去主体化的符号性主体,在其背后潜藏着另一个欲望的无意识的主体。因此,在去男性中心化的叙事背后,女性写作仍然很难走出菲勒斯文化的樊篱,诚如肖瓦尔特所言:“那许诺给我们的国土并不是一切文本无差异大一统的宁静境界,而恰恰是动荡喧嚣、盘根错节的差异之荒原”。女性写作虽然描绘了一种乌托邦式的可能性,但并非一种文学实践,肖瓦尔特所发明的“女性批评”(gyn-ocritics)以女子著述为中心,显然带有更多的实践意味。不管是强调“压迫”的英国女性主义批评,强调“压抑”的法国女性主义批评,还是强调“表达”的美国女性主义批评,都转向了“女性批评”,都“在奋力寻求一个术语,能将女性从固定不变的卑贱的意义中解救出来”。女性写作与“女性批评”对女性性别身份及其中心地位的强调,为阅读或谈论女性作品提供了一种新的解读方法和理解框架。

　　然而,随着女性写作被纳入到菲勒斯中心话语,这一革命性的概念与实践亦失去了最初的革命意义。在男性批评家们追捧“女性写作”神话、欢呼“她”世纪来临之时,女性内部已然开始分裂,甚至倒戈相向。女性身份虽然可以视为女性主义理论的建构基石,但在具体的话语实践中,不少女作家极其反感对女性特征、性别差异的强化。法国新小说派作家娜塔丽·萨洛特、当代英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莱辛等西方女作家纷纷否认其写作与性别差异有关,甚至宣称没有从见过什么女性写作。在“女”作家看来,“女性”作为“写作”的修辞定语不但没有突出女性的主体性,反而贬低了女性经验在文学中的地位。吊诡的是,不管是以何种性别身份来写作,女性首先必须接受“符号性阉割”(symboliccastration)。“女人想成为女人,必须要承担的损失不是放弃男性,而是永远阻止她成为女人的东西———‘女人’是一种伪装、一种弥补、一种失败,即不能成为女人的伪装。”

　　按照齐泽克的理论,女性身份的确立恰恰意味着一种一般性的丧失,这种丧失是内在的而非外在的。女作家要想成为女作家,必须要承担的损失不是放弃男性,而是永远阻止她成为女作家的东西。挪威女性主义者陶丽·莫依也认为,“女人”这个词在理论上是靠不住的。20世纪90年代,女性主义理论已经不再关心女性写作了。

　　21世纪初,玛丽·伊格尔顿仍然强调女性主义应关注女性为争夺作家身份和权威所进行的斗争,陶丽·莫依也针对“我不是女作家”这一声明进行了分析。陶丽·莫依认为,“男性或者男性特征仍然是规范,女性或者女性特征仍然是对规范的偏离。”

　　换言之,“我不是女作家”是对某种挑衅的回应,属于防御性言语行为。按照彼得·毕尔格的分析,“只有当她们从性别秩序中走出,或是抵制这一秩序时,她们才会被注意到。”这就意味着当某人被称为女作家时,意味着她是能写作的“女人”,性别往往是关注的焦点,而当女作家声称“我不是女作家”时,她们才会被注意到。无独有偶,不少女性主义者声明“我不是女性主义者”,拒绝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新一代女作家的崛起,女性写作获得前所未有的机遇。然而,不少获得主流话语认可的女作家、女批评家们,并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女作家”或“女性主义者”。80年代中期,张抗抗曾公开表达其对“女作家”这一称谓的反感,说这一称谓容易让人产生不愉快的联想。在“女作家”的称谓之下,女性写作是“一块被特别划分出来的空地”,这意味着女作家只有在性别不被特别指明时才能真正与男作家平等。戴锦华也在一次访谈中坦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她还没有足够的勇气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尽管她不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却承认自己生而为“女人”,女性主义是其“内在的”组成部分。女性主体在现代主体性的场域中的退隐,可以看成是自我设计的退隐,否认或拒绝女性身份究其实质是均系“以毁灭自我来达到自我实现”。

　　四、结语

　　从文艺复兴时期主体意识的觉醒,到现代性语境下主体意识的破碎,人们的主体观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现代性语境下,以男性为中心的主体性观念开始动摇,主体的衰落恰恰为女性身份的建构提供了历史契机。男性主体的死亡对于言说的女性仿佛是一种解放,随着主体之死女性或许还能从那“没有赋予他可以生存之处的构架中解放出来”。虽然主体已经声名狼藉,但性别正义的实现仍需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与发展。女性在幻像与真实之间不断地重建主体身份,如同西西弗斯不断地把滚落的巨石推向山顶,其看似荒谬的反抗,实则与尊严同义。“如果主体意识被消灭而不是在更高的形式中被扬弃,其后果将是倒退———不仅是意识的倒退,而且是倒退到真正的野蛮状态。”

　　无论如何,主体意识都是女性主义必须坚守的阵地,否则隐匿于历史褶皱处的女性将永远停滞在真正的野蛮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