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为一个忠诚的儿童崇拜者，儿童自然是丰子恺文学和漫画创作的重要元素，以下是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丰子恺与周作人儿童文学教育思想比较的论文范文，欢迎阅读参考。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20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催生出的中国现代美术和现代文学，是一对最先引人注目的现代文艺双胞胎。这对中西文化交融孕育而生的小姊妹，从她们诞生之日起，就重新建构起中国文艺发展的新坐标。在这个坐标系上，丰子恺和周作人无疑分别是各自坐标轴上一个无法绕过的重要坐标点。作为中国“漫画之父”的丰子恺，虽然一生痴迷艺术，崇拜童心，但在时代政局的变动下，这位一心向佛的“居士”，后来在日趋窒息的“车厢社会”里，竟然也显示出“战士”精神的另一面。而与此相反，周作人则由五四时期发现“儿童”和“妇女”，高举“人的文学”大旗的“叛徒”，在政治风云的逼仄下转身为一个专心耕耘“自己的园地”的“隐士”。两人的生命历程和思想逆转，令人不胜感慨。由于都留学日本，接受了西方现代文明，关注儿童命运，丰子恺和周作人在关于儿童、儿童文学、儿童文学教育等方面形成了许多颇为相似而又有区别的观点，认真梳理、比较和考察这些观点，对于当代中国儿童文学教育诸方面凸显出来的一系列问题，特别是对于“成人文化”与“儿童文化”的冲突与重构问题，将会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一、儿童观：“儿童崇拜”与“儿童本位”

　　在人类发展史上，人的自我发现有一个较长的过程。西方社会在16世纪发现了人，18世纪发现了妇女，19世纪发现了儿童，此为西方近代的三大重要发现。瑞典的爱伦凯则认为，18世纪是人的世纪，19世纪是妇女的世纪，20世纪是儿童的世纪。她对儿童地位将得到提升的预言，表明了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儿童，被解放得最晚。虽然儿童自古以来就一直存在，但是关于儿童的自觉观念，却沉睡了两千余年。“儿童”是在社会历史不断迁移的过程中，被成人文化所构建出来的一种意识形态。作为历史的概念，每一种形态的“童年”，都是某个历史时代的制式在具体的儿童生命和生活上的映现，是成人社会对“童年”的普遍假设。法国教育家卢梭认为：“在万物中，人类有人类的地位，在人生中，儿童期有儿童期的地位;所以必须把人当人看待，把儿童当儿童看待。”可以说，“儿童”作为人类文化的一道主要风景被发现，积极重视儿童文化生态建设，是衡量我们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尺。

　　深受西方现代艺术启蒙并有五个孩子的丰子恺，可以说一生崇拜儿童，痴迷艺术和宗教，儿童是他创作素材里的主角。在他的漫画和散文里，儿童的率性活泼和健全处处可见：有给凳子腿穿上袜子的;有睡着后遗落满手香蕉的;有要天不下雨、要球停在墙壁上、要拉住火车尾巴、要月亮出来的;有以为剃头师傅要割爸爸脑袋的，等等。丰子恺的笔下，儿童的世界天真烂漫广阔自由，儿童们都是天赋的身心健全者。而与儿童的健全相比，大人是残缺的;与儿童的纯真相比，大人是虚伪的;与儿童的身手活跃相比，大人就是手足麻痹、半身不遂的残废者;孩子是“莲花不染尘”，大人则是“物欲蔽天真”。儿童与成人完全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成人的世界由于受实际的生活和世间的习惯的限制，所以显得非常狭小苦闷，而孩子们的世界则不受这种限制，非常广大自由。年纪愈小，其所见的世界愈大。丰子恺认为，儿童时代是人一生中唯一的“黄金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儿童的种种行为都是“惟我独尊”式的，全然没有成人的“遏制”、“忍耐”、“牺牲”等等“人类之爱的辛味”(《送阿宝出黄金时代》)。然而，儿童这种健全的天赋会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失去，以致儿童长大后就离开了他们的黄金时代，成长为可悲的成人。丰子恺的内心深处，是拒绝孩子成长，痛惜孩子走出黄金世界的。他常想象的理想人生甚至是，小孩子长到十岁左右无疾而终，完成极有意义与价值的一生。他认为早产而夭折的儿子比拥有天真烂漫生活的儿童更加令人艳羡，因为他是“完全的天真，自然，清白，明净”(《阿难》)。因此，丰子恺认为，成人应该做儿童的崇拜者，儿童精神世界的守护者。除了他自己多次在文章中称自己为“儿童的崇拜者”外，丰子恺还在自己随身携带的烟斗上刻下一首诗：“吾爱童子身，莲花不染尘。骂骂唯解笑，打亦不生嗔。对境心常定，逢人语自新。可慨年既长，物欲蔽天真。”可以说，真心欣赏儿童、崇拜儿童是丰子恺长期坚守的儿童观。

　　与丰子恺这种颇为感性的“儿童崇拜”观相比，周作人的“儿童本位”观似乎更为客观理性。清末以来进化论观念甚为中国读书界所推崇，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以周作人为代表的现代知识分子认为，中国要想取得进步的发展，必得倚赖中国儿童未来的发展。他概括出现代意义的儿童观包含这几个方面：“第一，要把儿童当人看;第二，要把儿童当儿童看;第三，要尊重儿童的独立人格。”尽管目前有学者质疑“儿童本位论”不是周作人最早提出来，但学界还是一致认为，大力鼓吹、实践“儿童本位”观，周作人无疑是立场最坚定、宣传最给力的启蒙者。在中国，自“五四”以来“人”的发现后，就是“妇女”的发现和“儿童”的发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周作人发表的《祖先崇拜》集中阐述了“幼者崇拜”的儿童本位观，激烈批判了“父为子纲”、“祖先崇拜”的传统文化思想：“我不相信世上有一部经典，可以千百年来当人类的教训的，只有记载生物的生活现象的Biologie(生物学)才可供我们参考，定人类行为标准。在自然律上，的确是祖先为子孙而生存，并非子孙为祖先而生存的……所以我们所感谢的，正因为古时文化来了又去，祖先生了又死，能够留下现在的文化和我们——现在的文化，将来也是来了又去，我们也是生了又死，能够留下比现时更好的人。”(《谈虎集·祖先崇拜》)周作人以历史的发展的眼光，站在生物学、进化论的科学理性高度，否认“祖先”、成人的绝对伦理标准和权威的意义，肯定儿童在社会和历史中的特殊地位，具有人的价值，是将来社会的主人，人类未来文化的创造者和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力量。这是一种以自然科学为依据，以民族和人类的现在、将来的发展为价值取向的新的儿童观。这种“儿童本位”观与周作人倡导的“个人人间本位主义”相一致，不仅要求人们尊重儿童，还要求人们理解儿童。因为儿童不仅是人。同时又是儿童。也就是说，儿童不仅具有一般意义上的人的价值和地位，同时还有其独特的文化价值和地位。

　　二、儿童文学观：“艺术诗性”与“自然本性”

　　最为一个忠诚的儿童崇拜者，儿童自然是丰子恺文学和漫画创作的重要元素。他憧憬于孩子们的生活，并在自觉不自觉中。将孩子们的生活诉诸笔端，留下了《从孩子得到的启示》、《华瞻的日记》、《给我的孩子们》、《儿女》、《作父亲》、《送阿宝出黄金时代》等美文。这些文章都是极好的儿童文学作品，一方面显示出丰子恺对儿童生活的羡慕，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他对儿童文学中“艺术诗性”的追求。例如，他饶有兴趣地描述了一个炎夏的下午，几个孩子吃西瓜时的艺术表现：最初是三岁的孩子的音乐的表现，他满足之余，笑嘻嘻摇摆着身子，口中一面嚼西瓜，一面发出一种像花猫偷食时候的“ngam ngam”的声音来。这音乐的表现立刻唤起了五岁的瞻瞻的共鸣，他接着发表他的诗：“瞻瞻吃西瓜，宝姐姐吃西瓜，软软吃西瓜，阿韦吃西瓜。”这诗的表现又立刻引起了七岁与九岁的孩子的散文的、数学的兴味：他们立刻把瞻瞻的诗句的意义归纳起来，报告其结果：“四个人吃四块西瓜。”(《儿女》)在丰子恺眼里，儿童是天生的艺术家。他们每天做火车、做汽车、办酒席、请菩萨、堆六面画和唱歌，全都是主动自觉地创造生活。儿童们的创作力比大人旺盛得多。大人们的呼号“归自然!”、“生活的艺术化”和“劳动的艺术化”，在儿童面前“真是出丑地很了”(《给我的孩子们》)。丰子恺认为儿童具有“绝缘的眼”，可以看出事物本身的美，可以发现奇妙的比拟。而这种态度，是与艺术的态度相一致的。正因为丰子恺把童心与艺术看作是相通的，所以，他认为儿童艺术要排斥一切世俗功利，以及道德、社会、科学和技能的因素，儿童文学的创作者要像看待天上的神明与星辰那样，把人间的艺术与儿童放在同等的地位上。因为真正的儿童文学就是天然的“艺术”，字里行间处处都充盈着“诗性”。

　　相对于丰子恺的儿童文艺实践，周作人更注重儿童文学理论研究。据不完全统计，从1912年到1913年，他发表的有关理论文章就有25篇。这些文章内容非常广泛丰富，既有对儿童文学的形式、特征、作用、创作方法等基本理论的探讨，又有对童话、儿歌等多种文体的研究。特别是在1920年10月26日，周作人在北京孔德学校作了题为《儿童的文学》的讲演，宣告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理论的诞生。他说：“以前的人对于儿童多不能正当理解，不是将他当作缩小的成人，拿‘圣经贤传’尽量的灌下去，便将他看作不完全的小人，说小孩懂得甚么，一笔抹杀，不去理他。”“儿童在生理心理上，虽然和大人有点不同，但他仍是完全的个人，有他自己的内外两面的生活。儿童期的二十岁年的生活，一面固然是成人生活的预备，但一面也自有独立的意义与价值，因为全生活只是一个生长，我们不能指定那一截的时期，是真正的生活。”“我们承认儿童有独立的生活，就是说他们内面的生活与大人不同，我们应当客观地理解他们，并加以相当的尊重。”这篇讲演成了此后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纲领性文件，研究儿童文学的人经常将其中的观点作为自己立论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