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了“人的文学”和“儿童文学”两大理念，并且将“人的文学”理念应用到儿童文学创作上来，是周作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大贡献。在《儿童杂事诗》中，不管是记录越中四时风习与食物，还是搜罗童话与儿歌，周作人都是基于儿童本位的思想，以儿童的眼光来观察，这体现了周作人自五四时期便形成且一以贯之的儿童本位的思想观。他认为儿童文学的核心是回到儿童本位，尊重儿童独特的个性，顺应儿童的“自然本性”。在中国传统的封建纲常伦理桎梏下，儿童基本是成人的私有财产，从来就没有多少做人的权利与尊严。以成人为本位的传统文化，自古以来就习惯了视儿童为“缩小的成人”，父母总是以成人的视角去规范孩子的行为，或用“父父子子”式的封建礼教规训儿童。这是“没有儿童”的时代，当然也不可能产生儿童所需要的文学。千百年来，无数人的童年时光湮灭在枯燥的《三字经》、《百家姓》和“四书”“五经”里。因此，周作人哀叹道：“可喜别国的小孩子有好书读，我们独无。这大约是不可免的。中国是无论如何喜欢读经的国度，神话这种不经的东西自然不在可读之列。还有，中国总是喜欢文以载道的。希腊与日本的神话纵然美妙，若论其意义则其一多是仪式的说明，其它又满是政治的色味，当然没有意思，这要当作故事听，又要讲的写的好，而在中国却偏偏都是少有人理会的。”周作人深刻地意识到，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令人窒息的蒙昧主义和专制主义以其强大的力量压迫着儿童的生存文化空间。正因如此，要消除无知，把儿童从蒙昧和专制的“非人时代”解放出来，过一种自由而健康的“人的生活”，恢复儿童生命的“自然本性”，便是周作人儿童文学观的基本诉求，这种把人当人、把儿童当作儿童的文学观明显具有现代性品格。

　　三、儿童文学教育观：“儿童中心化”与“人的现代化”

　　丰子恺1921年赴日留学时，正值日本童心主义文学艺术的全盛期，这种氛围促使他将艺术与童心联系起来，在对艺术的崇仰中发现了童心的可贵，这为丰子恺形成以“儿童崇拜”为心理基础的纯艺术儿童文学观提供了契机。当他以居士身份皈依佛门后，更是以佛家教义作为安身立命的宗旨。作为艺术家和佛家“居士”双重身份的丰子恺，其儿童文学教育观便自然而然与他一贯坚守的纯艺术观和趋向佛理的人生观产生了密切的关联。可以说，他的儿童文学教育观正是在佛家“心性本净，客尘所染”的基础上形成的。丰子恺确信，儿童生来就是“身心全部公开的真人”，“认识千古的大谜的宇宙与人生”的童心，是儿童与生俱有的，而这在作为教育者的成人那里却是早已失去了的。因此，他认为真正的儿童文学应该是以童心来教育成人，而不是所谓传统的文以载道规训儿童，否则就像要求天上的神明与星辰，来崇拜世俗的人间那样，令人不可理喻了。儿童文学教育实际上根本“不必父母与先生教他”，“只要父母与先生不去摧残它而培养它，就够了”(《关于儿童教育》)。这样一来，所谓的儿童文学教育，只能是单纯的欣赏、赞叹和保护儿童，而非引导儿童。因为在孩子面前，成人根本没有任何优越性可言。一个病态、残缺、不健全的人是不配教健全的人的。这是丰子恺对于传统儿童教育的大胆颠覆!其实，丰子恺在随笔和漫画中处处赞扬儿童，不过是为了从反面来诅咒当时成人世界的恶劣。他的种种努力都是为了引起人们对珍贵童心的发现，引发我们对于儿童生命价值的重新体认。丰子恺这种尊重儿童个性、高度评价儿童人格的“儿童中心化”教育观，与华兹华斯的“儿童是成人之父”，马斯洛的“第二次天真”等观点都有相通之处。在某种程度上，丰子恺的儿童文学教育观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参考价值。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最早提出儿童文学口号的，他认为儿童文学的最高使命就是尊重儿童的自由生命价值，使儿童的身心得到健全、自由、充分的发展，从而“把儿童养成一个正当的‘人’”(《谈虎集·关于儿童的书》)。这其实是周作人“人的文学”理念在儿童文学观上的自然展开，仍然是关于“人的解放”促进人的“现代化”进程的文学启蒙思想的问题。他认为只有顺应儿童的自然本性，儿童文学才能满足儿童的自然欲望，引导儿童向善向美。因为人是“‘从动物’进化的”，“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到完全满足”(《人的文学》)。尽管周作人强调儿童文学的超功利品性将会带给儿童的精神愉悦，他还是十分重视儿童文学的教育性。为了充分实现儿童文学的教育性，周作人还积极倡导儿童文学文体的多样化，注重童话传说与儿歌民谣对儿童的教育意义，认为童话在儿童教育上的作用是文学的而不是道德的。他极力倡导儿童文学在儿童教育上的价值主要是娱乐、审美等功能，他强调：“我很反对学校把政治上的偏见注入小学儿童，我更反对儿童文学的书报也来提倡这些事。以前见北京的《儿童报》有过什么国耻号，我就觉得有点疑惑，现在《小朋友》又大吹大擂的出国货号，我读了那篇宣言，真不解这些既非儿童的复非文学的东西在什么地方有给小朋友看的价值。”正是由于这样的态度，周作人认为：“《伊索寓言》向来一直被认为启蒙用书，以为这里故事简单有趣，教训切实有用，其实这是不对的，于儿童相宜的自是一般动物故事，并不一定要是寓言，而寓言中的教训反是累赘，说一句杀风景的话，所说的多是奴隶的道德，更是不足为训。”周作人这种特别注重美育的儿童文学教育观具有浓厚的人道主义色彩，体现了“五四”时期中国启蒙主义者对“人的现代化”的强烈诉求。

　　四、儿童教育与文学的当代启示：“成人文化”与“儿童文化”的冲突与重构

　　法国思想家蒙田曾经感叹：“摆在人类知识面前的最困难、最重要的问题似乎就是正确地抚养和教育儿童。”中国当前的儿童教育，确实已经成为社会、学校和家庭里最困难、最重要的问题之一。通过对丰子恺和周作人有关儿童、儿童文学、儿童文学教育等方面思想的上述梳理和对比考察，我们发现，当代儿童教育的实质问题其实是两种文化冲突的问题。

　　我国其实很早就开始重视儿童教育，但是在清末民初以前，我国儿童教育思想一直是“成人本位”的。从清末开始，西方现代教育思想开始传入我国，到民国初年，新式学校取代了旧式私塾。在五四时期，西方儿童观和儿童文学及教育观的传人和倡导，给中国儿童教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根本性变革。特别是“儿童中心主义”者杜威在我国长达两年之久的教育思想的传播，深刻影响了丰子恺和周作人等一批中国的儿童教育者。杜威明白地宣告儿童是教育的中心：“教育的最大毛病，是把学科看作教育的中心。不管儿童的本能、经验如何，只要成人认为一种好的知识经验，便炼成一块，硬把他装入儿童心里面去。现在晓得这种办法是不对了。其改革的办法，只是把教育的中心搬一个家：从学科上面搬到儿童上面。”在杜威等人影响下，丰子恺和周作人都产生了尊重儿童、恢复童心和人性的现代意识，不论是“儿童崇拜”观还是“儿童本位”观，都是对传统“成人本位”文化的颠覆，他们的思想不仅在20世纪初的古老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就是对当下的儿童教育也无疑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毋庸置疑，当前我国儿童教育充满了急功近利的世俗性，应试教育愈演愈烈。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成人与儿童的关系日趋紧张，造成了“成人文化”与“儿童文化”的激烈冲突。以成人为本位的“成人文化”基本无视儿童生命的独立性，常常把儿童看作是缩小的成人，或者是成人的预备。当下商业时代成人间的竞争拼杀已经提前到儿童时代，甚至是幼儿时代或者更早。父母们所热衷的胎教、选学、奥数、各种兴趣班等等这些“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的教育观，带来了儿童教育的误区。丰子恺把这种误区称作是儿童的大人化，周作人认为是一种少年老成主义。这无疑是“成人文化”对以儿童为本位的“儿童文化”的无理强暴。当代著名的儿童文学研究者朱自强先生将这种文化冲突对儿童“当下幸福”的伤害，归纳为三方面：一是孩子们自由自愿的游戏。游戏对于儿童来说是一种非常正当且不可缺少的精神活动，席勒充分肯定过游戏在完成圆满人性上的意义：“只有当人是完全意义上的人，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时，他才完全是人。”所以，当下教育对儿童游戏的基本否定，使儿童教育失去了一种珍贵资源，这与教育的本质背道而驰。二是孩子们的感情，比如成人谈虎色变的“早恋”问题。其实，青春期的孩子对异性的渴慕，本是一种美好的情感，犹如春来花开，是自然而然会发生的事情，不存在“早”与不“早”的问题。在从儿童期向成人期过渡的过程中，当下的教育基本是压抑甚至粗暴地否定这种情感，导致孩子精神生活的丰富和发展被桎梏，甚至会产生人格发展、自我身份认同等一系列青春期心理危机。三是孩子们自己的时间。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需要一定的时间交友、玩游戏、看漫画、闲逛、胡闹甚至发呆、睡懒觉，等等。孩子心灵的丰富和精神的成长，是需要这些“无所事事、不务正业”来哺育的。但在当下的家长和老师看来，这一切都是在浪费宝贵的时间。

　　在充满功利主义的当代儿童教育中，家长们容易走向两个极端，要么放羊式的自由散漫几乎不管，要么是狼爸虎妈式的苛刻要求。孩子一出生，大多数父母就给他们树立远大目标(甚至是自己未曾实现的梦想)，孩子整天被淹没在各种功课里，在朝着成年后人生目标的努力中，丢失了童年的快乐。“预备将来，应该是教育的结果，不是教育的目的。倘能把现在的生活看作重要，使儿童养成种种兴趣，后来一步一步过去，自然就是预备将来。倘先悬一个很远的目的，与现在的生活截然没有关系，这样预备将来，结果一定反而不能预备将来。”杜威20世纪初在中国讲的话，触及到的却是21世纪后中国儿童教育的根本弊端。因此，重新回顾丰子恺和周作人的儿童观和教育观，注重儿童文学的审美教育，强调将儿童文学从以成人意志、成人教育目的论为中心，转移到以儿童为中心，也即以儿童文学的服务对象和接受对象为中心，使儿童文学契合儿童的年龄特征、思维特征和社会化特征，充分考虑与儿童经验世界和想象世界的联系，是当下儿童文学教育的首要任务，这也是重建“成人文化”与“儿童文化”和谐关系的重要环节。令人欣慰的是，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儿童文化建设，中国目前已经出现了方卫平、朱自强等一批积极保护“童年生态”的专家学者，传统的“儿童文学是教育儿童的文学”观念正在被“儿童文学是解放儿童的文学”等理念所代替。因为，文学的价值应该永远是对人类的心灵进行关怀和抚慰，无论它的对象是成人还是儿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