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能不能写“性”与怎样写“性”,两书作者的思想观念是绝然相反的。李绿园直斥《金瓶梅》为诲淫之书，在《歧路灯自序》中说：“若夫《金瓶梅》，诲淫之书也。”在第90回中，作者借他人之口说“但坊间小说，如《金瓶梅》，宣淫之书也。……杀却天下少年矣”.李绿园在《歧路灯》中有很多处，或夫子自道，或借人物之口，怀着无比的仇恨抨击《金瓶梅》写性(如第11、19、24、58、90等回),言词之激烈非同寻常。

　　《金瓶梅》以大量的篇幅写“性”,作者的创作命意是写性，题材、主题都是写性。它是一部性小说。《金瓶梅》大写特写性，到底有没有价值?

　　在常人眼里，性小说是腐朽没落的思想观念的产物，毫无价值可言。但作为性小说之一的《金瓶梅》，则有非同凡响的重大价值。

　　《金主亮荒淫》《如意君传》《浪史》《绣榻野史》《闲情别传》等性小说，完全脱离当时的社会现实而专写性交媾，认识价值、历史价值都谈不上。《金瓶梅》则是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写性，全面系统深刻地揭示了晚明社会的性纵欲风气(而不是专写性交媾).《金瓶梅》开创了与它那个时代相适应的，“以描摹世态人情”为特征的小说创作的新潮流。其突出贡献，就在于它取材于当时的社会现实，以反映、表现这个世俗社会为宗旨，“描写世情，尽其情伪”,揭示这个社会中的形形色色的世态人情。“食、色性也”,食与性是维持人类生存和繁衍的两大基本活动。性、性风气是世态人情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金瓶梅》写性、写各色人物的自然情欲，勇敢地向人们生活中最隐秘的深处挺进，这无疑是对小说主题、题材的重大开拓。

　　如果我们从性学角度来考察，它在中国性文化史上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和研究价值。其一、由于它写性的全面性、多层次、多角度性，且涉及到全社会的各色人物、各个层面，它几乎涉及到性学、性文化研究的各个方面。因此，它是中国性文化史上的一部百科全书。其二、晚明社会的性文化现象，在中国性文化史上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独特性。

　　《金瓶梅》全面揭示了这一时代的性文化现象，因此它是一部“断代性文化史”,在中国性文化史上是不可或缺的，具有很高的地位。其三、由于它是小说，它对性现象的描述是细腻的、直观的、形象的。这是任何一部性学理论着作都无法做到的。因此，它为中国性文化研究提供了一部唯一的、形象直观的研究资料。当然，《金瓶梅》写性也有其严重缺陷。作者在揭露晚明社会性纵欲风气时，所持的基本上是自然主义的纯客观描写，其态度是崇扬多于批判;对于具有超强性能力的男性，则是崇扬备至。作者大写特写西门庆的超强性能力。写他一天能进行很多次交媾，数天间达上百次;每次交媾达数小时，抽送达数百次……这种无所不用其极的夸张手法，将西门庆写成了一个性战神。这种反现实主义手法所塑造的形象，完全失去了现实的真实性和典型意义，表现了作者的庸俗的审美情趣。

　　作者离开情节的发展，多次对男女性器官作独立的显微式的扫描。这表明作者就是一个性器官的狂热崇拜者。

　　从总体上看，《金瓶梅》大写特写性，一方面对晚明社会性纵欲风气所作的全方位揭示，其认识价值和历史价值可谓大矣;另一方面作者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对理学思想的强烈的蔑视和否定，难道在思想认识上没有一点进步意义吗?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李绿园对《金瓶梅》写性的仇视。李氏可算是个准理学家，理学是他的世界观、人生观、行动规范。因此，李氏与《金瓶梅》的对立，是理学和反理学的对立，是意识形态和原则立场的对立。这是不可调和的对立。《金瓶梅》要拆天，而李氏要补天，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