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者，又称行者，自古以来一直活跃于各个政权之间。使者的礼遇程度和个人尊严往往与其所处政权力量的强弱密切相关。宋代南渡时期，南方的宋朝与北方的金国在军事上极不对等：宋弱金强。为了达到缓解军事压力、保持政治局面的稳定等目的，宋朝不间断地、甚至是密集地向金国派出使节。宋朝派出的使节，既有文臣，亦有武将，但无论文臣还是武将，一般都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和雄辩的口才。这些使臣有不少长期羁留于金国甚至为此殉难，这样的经历往往令他们终身难忘。也正因为如此，这部分诗人尽管整个一生创作的时段较长，但出使期间的诗歌创作及追忆使金经历的作品往往是他们诗文集中最有特色的部分，因此，使金诗人群也就自然形成。
从理论上讲，使金诗人群应该是一个较大的群体，也应该创作了不少诗歌。张荣东根据《宋史·交聘表》、《金史·交聘表》及《宋史·本纪》统计，整个宋代共向金国先后派出使节190次。其中北宋15次,南宋175次，派出使节共计359人。显然，正如张荣东所说，这些统计是不全面的。即便如此，将这些使臣的人数平均到南宋与金国并存的100余年中，也是较为可观的。如此多的使臣理当有不少诗人并由此创作了不少诗歌，但遗憾的是，南渡使金诗人与作品的数量都很有限。这既有主观方面的原因，如张邵在北地讲学之余，还颇有著述，然其回到南宋后，因担心与时局不合，招惹祸端，将诗文稿全部焚毁;又有客观方面的原因，北地文化环境不如南方，创作既少交流的对象，文献又不易保存。如此种种，造成了现存使金诗不成规模的状况。
因为南渡使金诗人人数少(且不少诗人只有零星诗歌传世)，传世诗歌数量不多，对该类诗歌进行整体研究很难找出规律性的特征。当然，毕竟该类诗人有着较为相同的使命、际遇与创作环境，诗歌中也应该具备一些共性的成分。这里挂一漏万，姑妄析之。
一、强烈的使臣意识
诗人在不同的时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但并非每个时期都明显地在诗歌中表现出某一身份角色意识。
这种现象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普遍存在，很多诗歌无法编年即便作一粗略的编年也不可就说明了这一点。然而，南渡使金诗人，无论是其人还是其诗，皆能够强烈地表现出使臣角色意识。先撷取部分使臣事迹，以窥知大概：《宋史·滕茂实传》：金人谕之曰：“国破主迁，所以留公，盖将大用。”迫令易服，茂实力拒不从，见者堕泪。
《宋史·朱弁传》：绍兴二年，金人忽遣宇文虚中来，言和议可成，当遣一人诣元帅府受书还。虚中欲弁与正使王伦探策决去留，弁曰：“吾来，固自分必死，岂应今日觊幸先归。愿正使受书归报天子，成两国之好，蚤申四海之养于两宫，则吾虽暴骨外国，犹生之年也。
《中州集》：弁……天会六年，以通问见留。命以官，讬目疾固辞，猝然以锥刺之，而不为瞬。以上是众多有关使金诗人史料中的一部分。很明显，这部分使臣以使节要求为取舍标准决定自己的行为。朱弁和縢茂实的辞官，皆是出于维护使节身份的具体表现。其他如洪皓、张邵等人亦多有壮举，皆体现出使臣之节操。而违背使臣准则的举动则会受到其他使臣的鄙视。宇文虚中出使金国后，接受金国的任命，为朱弁、洪皓等人不齿。李任道曾将朱弁与宇文虚中的文章合编，命名为《云馆二星集》，朱弁写诗回应。
编者注曰：“叔通受官，而少章以死自守，耻用叔通见比，故此诗以不敢齐名自讬。”洪皓诗歌《次大风韵》下亦有按语：“集中次韵诗，于原作姓名往往不载，岂当时龚璹之流后皆降仕，故削而不录。”虽然这些按语未必就是诗人们的本意，但结合朱弁、洪皓的行为看，则可以视为合理的推断。
使金诗人不与金朝统治者合作，却与民间人士保持着一定的联系。不少使金诗人与当地诗人有诗歌唱和，如司马朴有残篇《雪霁同韩公度登圆福寺阁和李效之诗》，其中韩公度是金初大臣韩昉之子韩汝嘉，洪皓有《赠彦清》等，彦清为金相陈王固新长子。而且，这些使金诗人还有意识地将中原文化传播给金人。
洪皓曾经教授陈王固新儿子汉地文化，“诲其八子”。当时传授文化的条件非常艰苦，据传，“因无纸，则取桦叶写《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传之，时谓之桦叶四书”。史载，张邵在金国亦热心传播汉文化，“人知公以儒学，士多从之授书，生徒断木书于其上，捧读既过，削去复书”，其讲授《易经》，引得“一时听者毕至”。使金诗人不愿接受金朝的官职，却愿意传播中原文化，其中的原因耐人寻味。
中国古人强调夷夏之辩，但夷夏之防不在血统，而指文化。凡是外民族认同中华民族文化的，亦无须以夷狄视之。使金诗人传播汉文化，主观上不无此意，史载：“金国名王贵人多遣子弟就学，(朱)弁因文字往来说以和好之利。”洪皓在诗歌中也常对其学生彦清等灌输中原道德，如《赠彦清》：“好生恶杀号苍天，天悯斯民欲息肩。自是大邦兵不戢，在于南国使无愆。论功弗用矜三捷，持胜何如保万全。愿早结成修旧好，名垂史策画凌烟。”“仁者自然天锡寿，若修阴德更何疑。”显然，这是诗人使节使命的延续。事实上，诗人除了对陈王固新的儿子们予以和平思想的渗透，还阻止固新本人发动战争。《宋史·洪皓传》：“或献取蜀策，悟室持问皓，皓力折之。悟室锐欲南侵，曰：‘孰谓海大，我力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拍尔。’
皓曰：‘兵犹火也，弗戢将自焚，自古无四十年用兵不止者。’”洪皓的言论与诗句是其使节使命职责的体现，而其劝阻发生战争所陈述的理由却是中原文化中的一些重要观点。如“好生恶杀号苍天”，乃儒家思想中天有好生之德思想的体现;“仁者自然天锡寿”则显然是《论语·雍也》中“知者乐，仁者寿”思想的诗歌表述;“若修阴德更何疑”，则又是中原文化中朴素善恶报应观的表现，《汉书·于定国传》：“我治狱多阴德，未尝有所冤，子孙必有兴者”，或为诗句所本。
如洪皓这样用诗歌的形式直接行使外交使命的诗人并不太多，但其他诗人的诗歌发出的感慨实际也体现出他们自觉的使臣使命意识。朱弁《谢崔致君饷天花》：“偃戈息民未有术，虽复加餐只增媿。”诗人因有人送来天花(即蘑菇)而产生愧疚之情，以为口腹之乐徒增诗人未能完成外交使命的心理负担。此诗乍看颇有矫情之感，但知人论世，联系朱弁在使金过程中的忠贞表现，不难理解其外交使命感的强烈。
除了具有强烈的使臣角色意识与使臣使命感，使金诗人的使臣意识还表现在诗人们对使者身份的体认。
他们在诗歌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展示自己的使臣身份。这些诗歌的表现方式大体有如下数种：
其一，直言使节身份或用使节信物代称。
朱弁《李任道编录济阳公文章与仆鄙制合为一集且以云馆二星名之……》：“词源未得窥三峡，使节何容比二星”，诗中直接用“使节”二字点明诗人身份。洪皓《次彦深韵》：“坐中我是江南客，万里寻盟负恩眷”，用“江南客”暗指自己南宋使臣的身份。该类表述中，更多的以使者信物“符节”来指代诗人身份：朱弁《北人以松皮为菜……》：应怜持节人，饷此为问讯。
宇文虚中《又和九日》：一持旌节出，五见菊花开。古代的使臣出使所持的符节具有凭证或信物的意义，是使者身份的象征，也代表着国家的尊严。因而，使者应将其视为与生命同等重要。《汉书·苏武传》中说苏武虽羁留于匈奴，但他“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宋史·朱弁传》：“伦将归，弁请曰：‘古之使者有节以为信，今无节有印，印亦信也。愿留印，使弁得抱以死，死不腐矣。’伦解以授弁，弁受而怀之，卧起与俱。”正因为节杖对于使臣的特殊意义，诗人们在表述自己身份时，更乐于选择这一名物。
其二，借用典故点明身份。宋人写诗喜用典故，使金诗人亦不例外。历史上，能够坚守节操的使臣最为著名者为苏武，因而，苏武也就成为不少使金诗人自觉期许的对象：洪皓《过曹溪》：半世囚拘愧牧羊，生还四载却投荒。
张邵《谢枢密王公伦惠锦衣》：苏氈久绝寝衣想，姜被忽分挟纩香。宇文虚中《在金日作三首》：传闻已筑西河馆，自许能肥北海羊。李若水《呈副使王坦翁》：就使牧羊吾不恨，汉旄零落雪花春。
洪皓将自己被拘金国十多年的经历与苏武相提并论，以苏武自喻身份之意显然。张邵诗歌中“苏氈”，典出《汉书·苏武传》，原文曰：“武卧啮雪与旃毛并咽之”。苏武出使匈奴，没有食物，只能以旃毛和雪吞下填充肚子。在文献上无法看出张邵曾有如苏武以旃毛为食物的记载。诗人显然是借用这个典故说明缺少衣服的处境，借此表明自己与苏武相同的身份与相同的信念。宇文虚中尽管接受了金朝的官职，在行为上属于失节，但其思想上(起码最初)也是愿意以苏武自许。李若水同样也使用苏武牧羊的典故表达自己对宋朝的忠贞之情。苏武在使金诗人心中，已经成为对抗外在恶劣环境与政治压力的精神支柱，不仅诗人们如此，连宋高宗对使臣的赞许也同样使用苏武典故，洪皓回南宋朝廷后，请求一郡以养母。“帝曰：‘卿忠贯日月，志不忘君，虽苏武不能过，岂可舍朕去邪!’”当然，使金诗人也并不仅仅自比苏武，有时也会使用其他典故，或与苏武之典并用，如朱弁《客怀》：兵气常时见，客怀何日开。形骸病自瘦，鬓发老相催。已负秦庭哭，终期汉节回。风雷识我意，一雨洗氛埃。
诗人为了表达自己的使臣身份及使臣的作为与期望，连续用了两个典故。“已负秦庭哭”，用申包胥出使秦国之事。《左传·定公四年》：“初，伍员与申包胥友。其亡也，谓申包胥曰：‘我必复楚国。’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复之，我必能兴之。’及昭王在随，申包胥如秦乞师，曰：‘吴为封豕、长蛇，以荐食上国，虐始于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秦伯使辞焉，曰：‘寡人闻命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