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国风土人情、生活习俗及自然风光都迥异于中原之地，由南入北的使金诗人生活于其中，很容易产生与中原对比的心理。而这种或显或隐的对比，也强化了诗人的思乡、思亲之念。宇文虚中《春日》：“北洹春事休嗟晚，三月尚寒花信风。遥忆东吴此时节，满江鸭绿弄残红”，将北地节侯与南方风物进行对比，表达出作者对南方故乡的思念。洪皓《次种野花韵诗》：“强移野卉对残春，深恐焦枯向日薰。种止一行非贵少，高才三寸岂超群。既无艳色堪观赏，又乏幽香漫吐芬。却忆故园都谢了，卖花声断几时闻。”

　　北地野花，既乏色又乏香，诗人栽种，聊胜于无;而故园之花，方为诗人所向往。类似的对比手法，朱弁使用最为频繁，也最有特色，如《白发》：“白发使车前，烟波思渺然。霜清获稻日，风急授衣天。客馆但愁坐，钓舟谁醉眠。乘槎会有便，真到斗牛边。”

　　诗歌题目为首句“白发”二字，实则等同于无题，乃诗人诸多心绪无法理清之表现。诗歌前三联，一句写当下，一句写思念中或向往中的境况。充分使用对比的手法寓以褒贬取舍之意而不露声色，构思别致且含蓄不尽。

　　正因为江南风物与北地风光颇为不同，故江南风物也就常常承载着诗人的乡思之情。吴激的诗歌最具有典型性。吴激北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奉命使金，次年金人攻破东京，金人慕其名，强留不遣，命为翰林待制。吴激对江南风物的描绘，最为集中地体现在《岁暮江南四忆》中，其一曰：瘦梅如玉人，一笑江南春。照水影如许，怕寒粧未匀。花中有仙骨，物外见天真。驿使无消息，忆君清泪频。

　　江南风物，在诗人的笔下皆美妙而值得人回味，然而，当诗人想望而无法回到梦绕魂牵的江南，甚至无法通音问之时，便会愁容满面，以致涕泪交流。此中况味，非身处其境者不能体会。印象中的江南越是美好，又越会成为诗人思慕的对象。《张戡北骑》曰：“张生鞍马客幽都，却笑灵光笔法粗。只今白首风沙里，忆向江南见画图。”《题宗之家初序潇湘图》又曰：“江南春水碧于酒，客子往来船是家。忽见画图疑是梦，而今鞍马老风沙。”生活在风沙满天的北地，诗人对故国江南充满思念之情，然而，南北阻隔，只能将思念寄托于图画之中。因而，江南对于诗人而言，就不仅仅是地理上的概念，也不仅仅只是诗歌的意象，而是具有了丰富而复杂的情感。《同儿曹赋芦花》：“天接苍苍渚，江涵袅袅花。秋声风似雨，夜色月如沙。

　　泽国几千里，渔村三两家。翻思杏园路，鞭袅帽簷斜。”本来咏芦花乃咏物诗中的常见题材，然而对于因出使滞留北地且入仕金国的吴激而言，因芦花为南方所产，便成为勾起思乡之情的媒介。不仅如此，吴激还常将眼前之景幻化联想为江南风物，比如，《游南溪潭》：“竹院鸣钟疑物外，画桥流水似江南。”类似的写法，在其他诗人的作品中也有所体现。例如，洪皓的《次韵小亭》：“恍如到会稽，山川获顾揖。”朱弁《睡轩为赵光道作》：“更须满壁图云水，卧想江湖渺茫春。”

　　使金诗人表达对故国、家人的思念，还常常体现在对时间的敏感上。南北宋之际的诗人使金常常被羁押，他们身处异域，既无法完成使命，又有家难回。悲愤、失落之感油然而生，自然产生度日如年的感觉，因而对时光的流逝极为敏感，常常能清晰地计算出某个时段的具体时长。洪皓《中秋》：“我今一别已三年，中秋三见望舒圆。”中秋佳节，诗人念念不忘自己被羁留金地的时间，其间透出的是浓浓的思乡恋阙之情。

　　同样，朱弁、宇文虚中等人的作品也以时间的标示表达自己的情感。如朱弁《苏子翼送黄精酒》：“为君唤回雪窖春，八载羁愁供一埽。”宇文虚中《又和九日》：“老畏年光短，愁随秋色来。一持旌节出，五见菊花开。强忍玄猿泪,聊浮绿蚁杯。不堪南向望,故国又丛台。”重阳登高望远，常令在外的游子产生思乡、思亲之情，何况诗人身处千里之外的异域。因而，诗人在重九之日，面对深秋之色，不禁感慨时光飞逝，掐指计算来北地已达五年之久。此情此景，怎不令人伤感，诗人借酒却无法浇愁。最后一联点出如此感慨，归根究底在于故国难回。

　　五、余论

　　除此以外，使金诗人当然还有其他题材。比如洪皓以诗歌教育、引导固新的子孙阻止战争，创造和平;朱弁诗歌描写在金国吃松皮、烧煤炭、睡炕等风土人情;曹勋反映沦陷区百姓对宋军收复失地的渴望等等。但是，这些诗歌只是零星出现，而且皆为个别诗人较为独特的创作，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有几类我们预想本该出现的题材没有较大规模出现，颇值得探究。

　　对金国不义之战的谴责和对北宋战败的反思的缺位是南渡使金诗令人不解之处。宋金之战尤其是宋弱金强的局面无疑对宋人尤其是作为弱国使臣的使金诗人产生强烈的心灵震撼，按理说他们应该会对金国的入侵行为予以抨击，痛定之痛之后又会对这场战争予以反思。事实上，在非使金诗人中还存在一定数量的这类作品。然而，对南渡使金诗人的诗歌作一全面的考察，我们没有发现一首严格意义上的上述两类诗歌。

　　另一种令人费解的现象是对北国风物关注不够。对于从中原远道而来的南渡使金诗人来说，无论是北国的自然环境还是人文环境都是全新的事物，理当引起他们浓厚的兴趣，而且此前北宋的使辽诗人及后来南宋中期的使金诗人都对此予以关注，并形诸诗篇。然而，用较为严格的标准来衡量，南渡使金诗人非但没有大量创作该类题材的诗歌，反而是很少有人创作该类题材的作品。即便朱弁《初春以蔓菁作荠……》、洪皓《次种野花韵诗》等诗歌也是因其他需要而引入北地风土人情，并非有意展现，即北地风物为其他主题诗歌的附庸。

　　那么，现在所要探究的问题是，何以上述两类诗歌未能成为南渡使金诗人关注的重点?第一个问题，相对而言比较容易解释：宋弱金强，使金诗人有所顾忌，不便于在诗歌中表述此类引起金人不悦的内容与情感。南渡时期，宋廷派往金国的使臣将官方名称由原来的通问使改为祈请使，很能说明问题。而曹勋绍兴十一年(1141)出使金国之前，宋高宗的叮嘱更能说明问题：“汝见金主，当以朕意与之言曰：惟亲若族，久赖安存，朕知之矣。然阅岁滋久，为人之子，深不自安。况亡者未葬，存者亦老，兄弟族属，见余无几，每岁时节物，未尝不北首流涕，若大国念之，使父兄子母如初，则此恩当子孙千万年不忘也。”皇帝尚且如此低声下气，作为臣子的使金诗人当然更不敢因诗歌而引起纷争。宇文虚中早期使金诗歌有《虏中作三首》，而后来这个带有歧视性质的“虏”字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也可算这一观点的佐证。

　　第二个问题似乎很难找到直接的材料来作答，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南渡使金诗人对北地风土人情等并非视而不见，而是有意识地记录一些内容，如洪皓南归后，曾追记北地有关情况，作《松漠纪闻》。如果注意到南渡使金诗人所热衷的题材：表达对国家的忠贞之情、对故国的思念、对与家人团聚的渴望，则不难发现，诗人此时更关注的是自己的心灵世界与个人情感。他们在艰难的处境下，没有太多的心情以审美的、或好奇的眼光看待身边的世界。可以说，诗人视角的内视使诗人失去了外在的客观世界，因而也必然导致诗歌题材的相对单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