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作为师范学院中文系的专业课程，在常规教学之外，还要承担起培育青年学生理想人格的时代使命，下面是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古代文学教学中人格培育的论文范文，供大家阅读参考。

　　[摘要] 文学的特质决定了它在教育中的特殊功能。中国古代文学的使命不只是传递文学知识,它还要在青年学子的人格培育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树立人格的理想典范,有利于帮助青年学生建立起对高尚人格的认同,并以此为坐标定位自己的人生价值追求。人性的纯美,可以净化某些不良世风投射在青年们心灵上的些许暗影。文学史上那些独特的生命个体,无疑会引导青年走向个性化的丰富人生。

　　[关键词] 理想人格 古代文学 纯美人性 独特个性

　　教育的一个重要使命是塑造人的心灵,提升人的境界,使人类获得更加健全的人性。这恰好是文学所要面临的课题。我国高等教育中的文学课程正是在对此一问题的思索中展开的,并且面临着新的困惑:文学课如何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塑造出人格健全的建设人才?本文试图探讨如何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实施人格教育的问题。

　　一、人格的培育与文学

　　《辞海》记载:“人格是个人的尊严、价值和道德品质的总和。是人在一定的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统一。伦理学意义上的人格,常称为道德人格。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格不是超历史、超现实的抽象,本质上是人的一种社会特质。”人格在心理学上亦称“个性”,指个人稳定的心理品质。包括两个方面,即人格倾向性和人格心理特征。前者包括人的需要、动机、兴趣和信念等,决定着人对现实的态度、趋向和选择;后者包括人的能力、气质和性格,决定着人的行为方式上的个人特征。这两方面的有机结合,使个性成为一个整体结构。由于个人的遗传素质尤其是社会实践活动各不相同,使个人之间在人格倾向性和人格心理特征方面各不相同,形成不同的人格,即个别差异。这种个别差异不仅表现在人们是否具有某种特点上,而且还表现在同一特点的不同水平上。

　　再来看对“文学”的定义:“社会意识形态之一……现代专指用语言塑造形象以反映社会生活,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艺术,故又称‘语言艺术’。文学通过作家的想象活动把经过选择的生活经验体现在一定的语言结构之中,以表达人对自己生存方式的某种发现和体验,因此它是一种艺术创造,而非机械地复制现实……文学的形象不具有造型艺术的直观性,而需借助词语唤起人们的想像才能被欣赏。这种形象的间接性既是文学的局限,同时也赋予文学反映生活的极大自由和艺术表现上的巨大可能性,特别是在表现人物内心世界上,可以达到其他艺术所不可及的思想广度和深度。”

　　人格的社会性及不同个体人格的差异决定了这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道德与伦理的说教很难真正打动年轻人的心灵,理想人格的培育更无从说起。文学特有的情感性、感染性以及它表现人物内心世界的广度和深度决定了它是成就孩子理想人格的最为自然和有效的方式。

　　二、树立人格的理想典范

　　发掘作品中的理想人格,以典范指引方向。《离骚》这首抒情长诗之所以打动了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就在于它表现出了一种崇高的人格美,一种执著守卫个体生命尊严的人格意识。但是,历史上对屈原的评价却褒贬不一。司马迁在《史记》中热情地为他作传,赞之曰:“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於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班固《离骚序》则曰:“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沈江而死,亦贬狂狷景行之士……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对屈原人格有所贬抑。”王国维说:“其(屈原)人格亦自是千古”。

　　对屈原的不同认识与评价,与后人的人格差异有着直接的关系。司马迁与王国维等人对屈原的标举与景仰,反映了他们之间人生价值的认同――坚持道义、理想与独特的人格高于生命。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所表述的生死观:“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简而言之,生命的价值才是他最重视的东西。因此,他认为,屈原为了人格的尽善尽美,为了保全其“日月之志”而怀沙投江,践行了自己“怀清白以死直”的生命诺言。他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屈原的“为人”深深震撼着司马迁,可见在为人和人格道德上,太史公是绝对认同屈原此举之价值的。在20世纪风雨如晦的年代里,王国维先生亦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班固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史学家,但他从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出发评价人物,定夺是非,其人格意识打上了更多正统思想的烙印,显然缺乏司马迁批判现实的胆魄。人格的高下差异,于此可见一般。这种认识渗透进古代文学的教学中,有利于帮助青年学生建立起对高尚人格的认同,并以此为坐标定位自己的人生价值追求。

　　三、揭示人性的纯美境界

　　叶嘉莹先生认为,在中国诗歌史上,只有陶渊明是真正达到了“自我实现”的境界。陶渊明性格的最大特点可以概括为“任真”。苏轼赞他:“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在《归去来兮辞》的序中,他说:“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已交病。”他的《五柳先生传》借五柳先生夫子自道:“闲静少言,不慕荣利……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这种“任真”和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强烈冲突。他在《感士不遇赋》中说当时的世风是“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怀正志道之士,或潜玉于当年,洁己清操之人,或没世以徒勤。”官场的虚伪与矫饰对尚真的陶渊明来说,是无法忍受的。彻底绝望之后,他选择了归隐,在田园生活中体会人生的价值与真谛。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他成为后人难以企及的典范。朱熹就曾盛赞他真能高于假清高的晋宋人物。实则此后的历代文人都很难做到真正摆脱名利的束缚,所以陶渊明才成了后人心中高风亮节的象征。

　　“文如其人”,陶渊明任真自得的本性是形成其诗歌“质而实绮,癯而实腴”风格的直接原因。他其实是在用他的生命去写,用他的生活去实践他的诗篇的。他的诗不是写给别人,而是写给自己的。所以,在古代文学的教学中,我们就可以从陶诗的风格讲到他的为人,以作者任真自然、远离污浊世俗的纯美人性净化某些不良世风投射在青年心灵上的些许暗影。

　　四、凸显个性的独特魅力

　　在中国古代的诗人中,最具个性的是李白。尽管他热烈地向往功名,但前提是必须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和尊严,这是道家追求绝对自由、蔑视俗谛桎梏思想的影响。他生就一副傲骨,决不在人前卑躬屈膝,而要“平交王侯”,与王公贵族平起平坐,甚至“自称臣是酒中仙,天子呼来不上船”。当因此被权贵排挤时,他更是愤怒地宣称“松柏本孤直,难为桃李颜”,“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表现出独立不屈的人格。所以,李白对后世的巨大影响,首先便是他诗歌中所表现的人格力量和个性魅力。在中国古代个体人格意识受到正统思想压抑的文化传统中,李白那“天生我材必有用”的非凡自信,那“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独立人格无疑有着巨大的魅力。

　　晚明小品文是我国古代文学艺术长廊中的又一道奇葩。它的出现是晚明个性化思潮的产物,创作风格趋于生活化、个人化,率真直露,渗透着晚明文人特有的生活情调和审美趣尚。袁宏道的游记小品能充分注意大自然景观的个性特征,他笔下的每处山水都有着各自独特的风貌和品格,正所谓“美在个性中”。他对山水灵气与个性的把握,与他那种闲适拔俗的情怀和放浪无羁的胸襟十分合拍。张岱《自为墓志铭》坦露自己年轻时历尽繁华的生活,展示真我,洗去浮华。晚明小品文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周作人、林语堂等现代作家对个性的提倡便与小品文崇尚自由与个性的文化内涵有着直接的关系。当代青年崇尚个性,甚至标榜另类,这是人性发展的要求,但它无疑需要教师适当的引导:如何充分展现自我,张扬个性,成就你丰富多彩的人生?你的生命价值如何在独特的个性中实现?

　　正是在此种意义上,我们认为,古代文学作为师范学院中文系的专业课程,在常规教学之外,还要承担起培育青年学生理想人格的时代使命。学子们的思想素质、人格修养取决于他们所接受的教育,反过来,他们又将决定着祖国的明天。利用古代文学课堂培育青年学子的理想人格,刻不容缓。

　　参考文献:

　　[1]李梦生,史良昭等译著.古文观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

　　[2]戴锡琦.屈原学集成.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6.

　　[3]朱东润.历代文学作品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6.

　　[5]屠友祥校注.东坡题跋•书李简夫诗集后.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6]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中华书局,197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