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引若干文本述及《诗》《骚》以来直至唐宋的诗史演进历程时，标举了一系列被认为构筑了诗歌创作正脉传统的代表性诗人，下面是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方回诗学理论的论文范文，欢迎阅读参考。
前言
方回对诗史源流本末的叙述、论析，主要以诗歌体制的历史演进为线索，着眼点在于各体诗歌的创作楷式、审美境界范型及以此为核心而形成的诗人作家源流等方面。《俞伯初诗跋》即从其“诗三体”的认识出发，将上古以来直至唐宋的诗歌史视为是由三个相对完整的历史演进阶段所构成，有云：“诗三体：唐虞三代，一也;汉魏六朝，二也;唐宋始尚律诗，三也。”[1]
从诗史的实际情形来看，“体”的创建、完善及沿革自有其相应的历史过程，并表现出或隐或显的阶段性，在“体”的兴衰消长中，诗史的演进脉络亦得以呈现。方回此处正是从“体”的因承创变之迹对诗史进行界定的。
《恢大山西山小稿序》也从诗歌体制演进的视角出发，对诗史进行了更为细致的梳理，并凸显各体诗歌典范及诗人体派的源流：皋歌，诗之始;孔删，诗之终;屈骚，诗之变。论今之诗，五七言古律与绝句凡五体。五言古，汉苏李、魏曹刘、晋陶谢;七言古，汉《柏梁》、临汾张平子《四愁》。五言律、七言律及绝句，自唐始盛。唐人杜子美、李太白兼五体造其极。王维、岑参、贾至、高适、李泌、孟浩然、韦应物，以至韩、柳、郊、岛、杜牧之、张文昌，皆老杜之派也。宋苏、梅、欧、苏、王介甫、黄、陈、晁、张、僧道潜觉范，以至南渡吕居仁、陈去非;而乾淳诸人朱文公诗第一，尤、萧、杨、陆、范，亦老杜之派也。是派至韩南涧父子、赵章泉而止。别有一派曰昆体，始于李义山，至杨刘及陆佃绝矣。……嘉定中忽有祖许浑、姚合为派者，五七言古体并不能为，不读书亦作诗，曰学四灵，江湖晚生皆是也。[2]
这里首先区分出诗史的“古”与“今”,以五、七言诗为“今之诗”,汉魏晋及唐宋因此一并被纳入诗史古今分野中“今”的范围;而之前的各体诗歌就本文语境度之，可谓曰“古之诗”.此一划分，诗歌体制上的依据是这一历史时段的诗歌创作虽亦间或兼取五、七言及其他诸种体制，但主要为四言，与汉魏以来的五、七言诗在创作规范、美学标准、艺术惯例诸方面都有显着的差异。除了对诗体之古今以及以此为内在依据的诗史之古今加以划分，他还对“古之诗”和“今之诗”各自的源流、正变进行了描述。序文所谓“诗之始”“诗之终”“诗之变”的表述，已将“古之诗”这一诗史阶段演进的大要揭示出来了，其间的关键亦在于“体”的辨析，即诗体从初创到奠定再到新的变革。大概由于文献不足征，他主要标举的是《诗》和《离骚》，将二者视为后世诗歌创作的楷式以及诗史正脉演进的标志性源头和范型。关于“今之诗”的“五体”,则就诗史上的典范诗人或代表诗作进行论列，着重剖析唐宋五七言格律诗的体派源流，即杜诗派、李商隐派以及许浑、姚合派，揭示了唐宋诗之间的贯通性和承传之情状，并以其诗学价值观为尺度，对诗人(或体派)在创作上的正变、沿革加以褒贬。
方回对诗体演变脉络的勾勒，在宋末以降的诗史建构历程中时有回响，限于论文主题和篇幅，兹不展开讨论。需指出的是：诚然，方回的某些见解或为后来者所酌取、扬弃，或在今日已成为文学史常识，似不必深论;不过，若综合考量他在不同场合下的表述则可发现，其据“体”而述论诗史，实则隐含着若干尚待进一步阐明的问题，这关系到对其诗史观、诗史批评的理解和诠释。接下来，笔者将以方回诗学的理论批评文本和实际批评文本为依据，渐次展开阐述。
一、“正/变”论框架下《离骚》的诗史地位及唐宋诗之关系
方回关于诗体古今演变的观念性认识，从其对《离骚》诗史地位以及对唐宋诗之关系的界定上得到更为清晰的显现。先看三则论说：《诗》，有韵之文也，而为六经之一。孔子定书自尧始，而存“明良”之一歌，删诗至平王东迁而止，而“思无邪”一语，门人以纪于鲁论，此古之所谓诗也。汉有建安四子，晋有陶渊明，唐有李、杜、陈、韦、韩、柳，此后世之所谓诗也。予独悲夫近日之诗，组丽浮华，祖李玉溪;偶比浅近，尚许郢州，诗果如是而已乎??[1](《又跋冯庸居(恪)诗》)诗自《离骚》降为苏、李而建安四子，晋宋间至唐参以律体，其极致莫如杜少陵，若陈子昂、李太白、韦、柳皆其尤，宋则欧、梅、黄、陈，过江则吕居仁、陈去非，至乾、淳犹有数人。……若如近日江湖，言古文止于水心，言律诗止于四灵、许浑，又其实姑以藉口藉手，未尝深造其域者，识者所甚不取也。[3](《赠邵山甫学说》)近世之诗莫盛于庆历、元佑，南渡犹有乾、淳。永嘉水心叶氏忽取四灵晚唐体，五言以姚合为宗，七言以许浑为宗，江湖间无人能为古、《选》体，而盛唐之风遂衰，聚奎之迹亦晚矣。[1](《孙后近诗跋》)“古之所谓诗”即前文所称“古之诗”,最高典范是《诗》。“后世之所谓诗”与“近日之诗”一起构成了前文所谓的“今之诗”,在诗史上涵盖了汉魏六朝及唐宋，因其在诗歌体制上以五、七言为主而和此前的诗歌创作相对举。其中，“后世之所谓诗”作为诗史传统的正面构成而被标举;“近日之诗”主要指四灵及其江湖后学的诗歌创作，被视为诗史传统的衰颓一脉而遭到贬抑。若将此数则材料和前引《恢大山西山小稿序》并置而观，有两个问题即凸显出来：其一，在诗史经典谱系的建构过程中，《离骚》与《诗》往往并列以尊，这在宋诗学界亦是一公论，而方回列举“古之所谓诗”和“后世之所谓诗”均未专门就《离骚》予以标举，他对《离骚》的诗史地位是如何界定的?其二，“后世之所谓诗”包括汉魏晋唐而不及宋，却又专列“近日之诗”一目，对宋诗史中以李商隐、姚合、许浑为宗尚的诗人作家及其体派颇致不满之意，那么该如何看待方回对唐宋诗之关系的界定?
按照“诗三体”的分界以及《恢大山西山小稿序》对诗体古今源流的梳理，《离骚》自应在“古之诗”的范围内，但它又是被作为此时期诗体变革的典范而凸显出来的，“诗之变”这一概括即强调其对后世诗歌创作的启示意义。前引《赠邵山甫学说》也是把《离骚》视为汉魏古诗的肇端。组诗《学诗吟十首》的“诗序”中也有“后世之诗自楚骚起”的明确表述。[4]
另一方面，《晓窗吟卷序》[5]和《离骚胡澹庵二说》《离骚胡澹庵三说》[3]诸着述文字又一再强调《离骚》深契于《诗》之“六义”,谓其可和正《风》、正《雅》及《颂》相并列而无愧。基于这样的认识，方回在《汪斗山吟稿序》[5]
《跋刘光诗》[1]等文本中将《离骚》和被列入六经之一的《诗》一起视为后世诗歌创作之祖。就实质而言，他所欲突出者是“变”而不失其“正”的《离骚》对于诗史创变的示范意义。盖考虑到《离骚》在诗史上的这一双重意义，他在“古之所谓诗”与“后世之所谓诗”(或“今之诗”)的划分时均未作明确的归属;而在述及诗史演进及诗体源流正变之时，或将其与《诗》并举且又标识其“变”,或纳入汉魏晋以至唐宋诗史的叙述框架中以强调其间之联系性并凸显其典范性。
以“正/变”论诗，在方回之前即早已成为中国诗学的一个重要传统，在这当中，伦理阐释与历史阐释往往占据主导的地位，尽管审美主义的倾向亦时有凸显。方回对《离骚》之“正”“变”的论述，亦不外于此诠释传统;但他同时又引入“文体论”的诠释视角与诗史叙事框架，借此显现《离骚》作为“诗”之一“体”的价值、意义。通观方回传世诗学文献可知，这一诠释理路，实则贯穿于其古体诗史批评和律体诗史批评。
关于方回对唐诗、宋诗之关系和地位的界定问题，许清云《方虚谷之诗及其诗学》、王剑《方回〈瀛奎律髓〉研究》、王华《〈瀛奎律髓〉的宋诗发展史观研究》、查洪德《元代诗学“主唐”“宗宋”论》等着述皆有过论析，但仍存在不够明析的地方，这里再将之放置于方回的“正/变”论诗史诠释框架下略为补充论证。
《恢大山西山小稿序》一文从体派源流正变的视角出发对唐宋诗史进行了梳理。据方回观察，“今之诗”凡五体在杜甫、李白手上“已造其极”,唐代诗人诸大家、名家皆被视为“老杜之派”;宋诗各体皆从唐诗中出，或祖杜甫而承唐诗史中“老杜之派”成为宋诗史上最为主要的体派，或祖李商隐和许浑、姚合而演变为“昆体”和“江湖诗派”.也就是说，在方回的诗史视域里，唐诗是源，宋诗为流，不仅“正派”一脉相承，“旁支”亦自有其承传谱系。对于唐宋诗之间的这种承递、变异关系，《桐江续集》卷三十二《送罗寿可诗序》以及《瀛奎律髓》卷二十翁卷《道上人房老梅》诗评中也有清晰的论列。前者对北宋初直至南宋前中期诗“体”的沿革消长进行了细致分疏，后者则描述了南宋中期“四灵”以来诗“体”之源流本末。借此即可较为完整地呈现上文所描绘的情状，即宋诗史演进过程中各体派的消长均与其对唐诗典范的选择、接受密切相关。在具体的诗人诗作评点中，方回亦屡屡述及唐宋诗之间的源流演进情状：
宋诗有数体：有九僧体，即晚唐体也;有香山体者，学白乐天;有“西昆体”者，祖李义山。如苏子美、梅圣俞，并出欧公之门，苏近老杜，梅过王维。而欧公直拟昌黎，东坡暗合太白。惟山谷法老杜，后山弃其旧而学焉，遂名黄、陈，号“江西派”,非自为一家也，老杜实初祖也。如君成诗，当黄、陈未出之前，自为元和间唐诗。[6](P18)(晁端友《甘露寺》诗评)宋人诗善学盛唐而或过之，当以梅圣俞为第一。善学老杜而才格特高，则当属之山谷、后山、简斋。[7](P1060)(梅尧臣《送徐君章秘丞知梁山军》诗评)自山谷续老杜之脉，凡“江西派”皆得为此奇调。汪彦章与吕居仁同辈行，茶山差后，皆得传授。茶山之嗣有陆放翁，同时尤、杨、范皆能之。乃后始盛行晚唐，而高致绝焉。[8](P1126)(吕本中《张祎秀才乞诗》诗评)方回虽视唐诗为源、宋诗为流，但诚如前贤所论他并不因此而对二者有所抑扬。在他看来，唐诗人在诗歌各体上创造出了足以为后世法的典范，在诗史上具有崇高地位，而宋诗人承接唐诗范型并在诸多方面开辟新境界，为诗歌创作和诗史演进提供了新的可能，亦自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尤值得注意的是：方回认为唐诗、宋诗均各有其正变盛衰，而宋诗的正变盛衰和宋诗人对唐诗的正变盛衰之“体”的不同宗尚有相当的对应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