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我们即可明确：方回在“后世之所谓诗”的表述中虽未提及宋诗，但他所标举的唐诗大家数，其创作体式与所创建的审美范型已为宋诗大家所承纳，并一起构成了唐宋诗史上的正派;而他所批评的“近日之诗”虽具体指向宋末江湖诗，但作为源头的晚唐诗人李商隐、姚合、许浑亦成为其集矢之的;他在作出“古之诗”和“后世之诗”这一诗史划分后，又于唐宋诗源流演进中标识其各体的正、变、盛、衰之关键，实则是希望诗人作家能从诗史中汲取经验教训，让诗歌创作回到诗史正道中来。

　　二、古、律通观之文体视域下的古体诗史叙述

　　长期以来，学界主要关注的是方回的唐宋律诗史论(如许清云《方虚谷之诗及其诗学》、詹杭伦《方回的唐宋律诗学》、张哲愿《方回〈瀛奎律髓〉及其评点研究》等着述)，而对其古体诗史建构论则较为忽视，故有必要就此进行梳理。

　　在《恢大山西山小稿序》的诗史叙述中，方回描述了汉魏晋诗史上五七言古诗的源流演进轨迹以及它在唐宋律诗盛行期间的承传、发展与中断之消息。论列虽甚为简略，所勾勒的线索却大致可辨。五言古诗，以苏武、李陵、曹植、刘桢、陶渊明、谢灵运诸人为汉魏晋时期的代表诗人，且视这三个时代为一连续演进的过程;七言古诗，标举汉《柏梁》及张衡《四愁》诗。从该序下文以《文选》古乐府为参照系对《西山小稿》中的五古、七古加以评价还可获知，他是以对汉魏晋众多诗人诗作的考察为前提而概括这一时期古体诗演进历程的。换言之，在方回看来，经过汉魏晋历代诗人的努力，五七言古体诗已发展成熟，并树立了诗体范型，成为诗史上重要的创作传统。据他观察，唐代律诗盛行之后，五七言古诗的创作传统仍得以承续并有了新的发展，该序文谓杜甫、李白“兼五体造其极”,即包含了对此二诗家的五七言古诗之艺术造诣的赞誉。《刘元辉诗评》也言及杜、李二氏学《选》体且富于变化、别开生面。[9]

　　《跋仇仁近诗集》亦谓杜诗“有曹刘、有陶谢、有颜鲍”[1].实际上，在方回的诗史视域里，四灵、江湖诗兴起之前，唐宋诗史演进中五七言古诗的创作传统一直鲜活地存在着。对此，《婺源黄山中吟卷序》曾概括云：唐诗承陈隋流□之余，沈、宋始概括为律体，而古体自是几废。然陈子昂、元次山、韦应物及李、杜、韩、柳诸公，追刘、陶、曹、谢与之伍，亦未尝尽废也。……文公诗出于刘彦冲。律体清劲，近陈无己，古体高远，不减建安。如《长沙定王台》、《渊明醉石》诗，可见也。[5](按：□为原文字阙)这里所标举者，自唐初的陈子昂直至南宋中后期的朱熹，皆唐宋诗史中深造古诗之域的诗人大家，以上述诸人为代表的众多优秀诗人继承并发展了古诗创作的传统，与他们的律诗佳制交相辉映，共同谱就了唐宋诗史的动人乐章。

　　在诗歌评点过程中，方回亦屡屡指出汉、魏、晋及唐、宋间古诗创作的作家源流：此诗八韵，以七韵言繁盛之如彼，以一韵言寂寞之如此。左太冲《咏史》第四首亦八韵，前四韵言京城之豪侈，后四韵言子云之贫乐，盖一意也。……唐以来诗人多有此体，李白、陈子昂集中可考。而近代刘屏山为五言古诗，亦出于此，参以建安体法。[10]

　　(鲍照《咏史诗》诗评)陈拾遗子昂……《感遇诗》三十八首为古体之祖。[6](P1)(陈子昂《度荆门望楚》诗评)昌黎，大才也。……其为大篇诗，险韵长句，一笔百千字，……柳子厚有《早梅》诗，古体仄韵……譬如《雪》诗：“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为古体则可，极天下之奇;为律体则不可矣。[11](P749)(韩愈《春雪间早梅》诗评)柳柳州诗精绝工致，古体尤高。世言韦、柳，韦诗淡而缓，柳诗峭而劲。[12](P188)(柳宗元《柳州峒岷》诗评)读欧公诗，当以三法观。……如五、七言古体则多近昌黎、太白，或有全类昌黎者。[12](P198)(欧阳修《寄梅圣俞》诗评)山谷宏大，而古诗尤高。[13](P667)(陈师道《寄无斁》诗评)其古诗多学三谢，而流丽之中有淡泊。

　　[14](P461)(秦观《九月八日夜大风雨寄王定国》诗评)学者学《选》诗，近世无其人。惟赵汝谠近三谢，犹有甃砌之迹，而失于舒缓，步步规随，无变化之妙云。[15]

　　(颜延之《和谢监灵运》诗评)陈子昂提倡“汉魏风骨”“兴寄”以革除晋宋以来诗文之弊，“建安体法”自是其古体诗创作的效法典范。方回此处称其为唐古诗之祖，并揭示其与鲍照《咏史诗》之渊源。前文曾述及李、杜的古体诗极尽变化之道，堪可继之者为韩、柳，上述评点中也称二人的古体“极天下之奇”.宋代诗家除上文已述苏轼、朱熹之外，如欧、黄、秦诸人的古体亦渊源有自，且能独创生新。在方回看来，近世的大多数诗人摈弃汉魏晋以来的古诗创作传统(《文选》诗及唐宋诗人以之为范式的“《选》体”诗乃此一传统主要的文本呈现)，囿于晚唐一隅，甚至专尚许浑、姚合，创作格局狭窄单一，虽有“上饶二泉”“余杭二赵”卓卓于时风之外，但已难以改变古体诗创作衰落不振的局面。

　　方回不仅借《瀛奎律髓》对唐、宋两代诗人律诗的类纂与选评，呈现律诗体制的历史演进以及各门类的创作惯例、诗法源流和审美范型，并间或对唐宋诗史上五七言古体的沿革承创予以揭示，又通过对《文选》中颜、鲍、谢诸人之诗的评点，提示汉、魏、晋古诗创作的源流正变之线索及诗美范型，反观他对四灵、江湖诗人不擅于古体的批评，可知用意乃在于辨析诸家的优劣得失并昭示诗学法门。

　　三、诗史正脉的确认与诗学宗尚

　　前引若干文本述及《诗》《骚》以来直至唐宋的诗史演进历程时，标举了一系列被认为构筑了诗歌创作正脉传统的代表性诗人。在方回看来，正是诗人作家间的源流承递，诗史正脉传统才得以形成、延续;而正脉所系的诗人典范及其创作传统作为一种诗学规范体系，在之后的诗歌创作、诗歌批评活动中也发挥着价值功能，成为诗史演进的重要驱动力。《孟衡湖诗集序》以诗人间的师法、传承为主线，对宋诗正脉在宋诗史不同阶段的源流演进情状进行了勾勒，有云：《易》、《书》、《诗》皆诗，至于唐人自有正脉，亦已有定论。聚奎以来，“昆体”盛行，而欧、梅革之。爰及黄、陈，始宗老杜，而议者署为“江西派”.过江而后，吕居仁、陈去非、曾吉父，皆黄、陈出也。淳熙中，陆务观出于曾吉父，而与尤延之乃俱似王介甫，惟杨万里、萧东夫深造“江西”,范至能、韩无咎、张武子自成一家，朱元晦续圣贤之绪，诗尤粹密。不意学禁息而时好乖，七许浑，五姚合，哆然自谓晚唐。彼区区者竞雕虫之虚名，昧苞桑之先兆，遽以是晚人之国，不祥莫大焉。诗道不古自此始。乃后独有上饶余杭二赵守正不变，余皆踵浅袭陋、随俗而靡者也。[16]

　　方回认为，宋诗正脉接续了唐诗正脉，并远承“六经之诗”.关于唐诗正脉，因“已有定论”之故，未再加描述，但从另外场合下的诗史叙述可知其实际指涉的是：以陈子昂、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韦应物等为杰出代表，以所谓的“老杜之派”为典范谱系的创作流脉。而这里所描述的宋诗正脉的诗人谱系，从一扫宋初“昆体”的欧、梅，到宋末“守正不变”的“三赵”,皆被归入“老杜之派”.换言之，在方回看来，唐宋诗史的正脉主要是由杜诗一派所维系，而其范围则涵盖了唐诗史各阶段和宋诗史的庆历、元佑、乾道、淳熙诸时期各体典范诗人。

　　在这当中，“江西派”诸诗人大家被视为杜诗在宋代的嫡传和宋诗正脉的主体而加以标举，此与陈与义《道中寒食二首》诗评所述正相一致。[17](P591)需要辨明的是：方回对“江西派”上述诸诗家如此推重，乃至在陈与义《清明》诗评中谓“古今诗人当以老杜、山谷、后山、简斋四家为‘一祖三宗’”[18](P1149),这是否就意味着他依傍“江西”门户呢?

　　长期以来，主流的意见是将方回视为“江西派”的护法者或救衰者。这方面的文献很多，笔者已另撰文评议，兹仅概述两则。如，朱东润《述方回诗评》一文认为：“一祖三宗”之论在诗学史上自有其依据，方回着意于建构“江西派”的源流谱系，同时又着力对四灵、江湖予以攻击，乃在于维护“江西派”.[19](P49-56)李庆甲先生提出：方回编选《瀛奎律髓》的根本宗旨在于重振“江西诗派”的旗鼓，纠正其阙失，维护、发扬其创作主张和美学准则，以改革“四灵派”“江湖派”所造成的颓俗卑弱的诗风，“一祖三宗”之论，反映的也是他对“江西诗派”组织体系的梳理与建构。[20](P2-8)编着于不同时期的各种批评史、诗学史或文学史，也大多将方回诗论归于“江西派”诗论名下。不过，一些研究者则持不尽一致的看法，兹亦列举两例。如，许清云先生承接其师郑因百先生之见，且以方回对历代诗人的具体品评为依据，在其博士论文《方虚谷之诗及其诗学》中提出：“一祖三宗”说乃统合古今诗人而言，与吕本中《江西诗社宗派图》专指“江西诗派”大不相同。[21](P162-169)又如，查洪德《关于方回诗论的“一祖三宗”说》也认为，方回此说并非“江西”门户之见，其实质乃引导人们通过学习杜甫而继承中国诗史一切优秀的遗产，打破江西后学的狭隘眼界，破除江西末流的积弊。[22](P74)前贤时彦展开的若干辨正，深化了对方回诗论旨趣的理解，但尚有未尽之处，这里再略作补充论证。不妨先看其他两处的论说：老杜诗为唐诗之冠，黄、陈诗为宋诗之冠。黄、陈学老杜者也;嗣黄、陈而恢张悲壮者，陈简斋也;流动圆活者，吕居仁也;清劲洁雅者，曾茶山也。七言律，他人皆不敢望此六公矣。若五言律诗，则唐人之工者无数，宋人当以梅圣俞为第一，平淡而丰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