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是，则又有陈后山耳。[6](P42)(陈与义《与大光同登封州小阁》诗评)大概律诗当专师老杜、黄、陈、简斋，稍宽则梅圣俞，又宽则张文潜，此皆诗之正派也。五言古，陶渊明为根柢，三谢尚不满人意，韦、柳善学陶者也。七言古，须守太白、退之、东坡规模。绝句，唐人后惟一荆公，实不易之论。[5](《送俞唯道序》)此前，许清云先生曾指出，“一祖三宗”之名，出于《灜奎律髓》一书，当是为律诗而言。[21](P165-166)从上引文献也可获知，方回对“江西派”诗人大家的推重，主要着眼于律诗尤其是七律创作上的造诣，称他们为宋诗史上七律最杰出的典范，至于其他“四体”则另有堪称典范的诗家，且和唐律诗的最高典范杜甫一并被褒扬。前文已阐明，方回于诗史源流持具体而论的态度，于诗歌各体亦无偏颇之见。可以确认，此处他并无将“江西派”置于其他各体典范诗人之上而独尊的意图。若从《灜奎律髓》卷二十六“变体类”这一更为具体的表述语境来看，方回所立“一祖三宗”,其实主要是对诸人的“变体”诗作之诗史地位的标举。

　　另，据许清云先生的研究：“江西”法嗣二十五人，《瀛奎律髓》选入十家，除陈师道外其他九家入选诗作不出三首，远少于四灵以及江湖诗人领袖刘克庄;且对诸家的评价也不高，对于“江西”的弊病并无袒护之意，相反却多有指摘。[21](P201-203)此外，“江西派”上述诸家以及其后的中兴诗人之所以被方回视为宋诗史正脉的代表，亦在于他们祖于杜而接续了自《诗》《骚》至唐诗的正脉传统。对于“江西派”后学固守“江西”一隅、递相沿袭，他不以为然，曾说“‘江西派’非自为一家也，老杜实初祖也”(晁端友《甘露寺》诗评)[6](P18),又说“‘江西诗派’非江西，实皆学老杜耳”(杜甫《题省中院壁》诗评)[8](P1114),显然无就“江西派”本身而加标榜的意思。

　　再者，从方回对宋诗史其他诸家的称许上也可知他未依傍于“江西”门户。南宋中兴诗人大家尤、萧、杨、范、陆甚为其称道，谓“足以蹑江西，追盛唐”(《晓山乌衣圻南集序》)。[5]

　　实际上，中兴诸人的诗歌创作虽自“江西”入却不从“江西”出。如方回最为钦佩且常加比拟的陆游，“出于曾茶山，而不专用‘江西’格，间出一二耳，有晚唐，有中唐，亦有盛唐”(陆游《顷岁从戎南郑屡往来兴凤间暇日追忆旧游有赋》诗评)。[12](P181)又，他评点戴复古《梅》诗曾提及赵汝谠至中年时即不为律体而独喜《选》体。[11](P841)其《跋赵章泉诗》亦曾指出赵氏“不为晚唐，亦不为江西”[1].方回称许二赵“守正不变”,显然不是在“江西派”立场上的肯定，而是由于在其看来他们承续了诗史正脉传统。

　　综上可见：方回在诗学上自有宗尚，但所宗决非“江西”,而是在他看来已全面继承了《诗》《骚》以来诗史各阶段正脉传统的杜诗以及以“老杜一派”为主要谱系的唐宋诗正脉。至此，我们更能体会“一祖三宗”这一话语建构之外的其他场合下的定“祖”标“宗”之表述：回最爱《丽泽诗选》……以毛《诗》、屈《骚》为祖，以《丽泽选》为宗，始不拘一家，终自成一家，真诗人也.[1]

　　(《跋刘光诗》)据此文所述，《丽泽诗选》的选诗范围涵盖了“郭茂倩古乐府”、“《文选》诗”、“陶渊明诗”、唐人诗七十家、宋人诗“九体”,囊括汉、魏、晋、唐、宋诸时期各体典范且以杜诗为最。方回视其为学诗者理想的学习范本，并将之和《诗》《骚》一并标举。在他看来，后人学为诗者当于其中广纳博取、涵咏体认，借此体认诗歌创作传统的精神意脉。按诸他对近世以来诗歌创作弊病(主要是四灵诗、江湖诗之弊，亦包括“江西派”末流之弊)的观察和思考，不难获知：推出“标宗立祖”之说，乃用意于破除偏僻之习，并通过梳理、统合诗史各阶段正脉典范以确立具有深厚传统且又有丰富创作实践依据的诗学规范体系，使当代诗人作家有足够的诗学资源可供酌取，从而在涵咏、师法各体范型的基础上，实现“备众体”且能“熟”,“成一家”且“不陈”的创作境界。

　　参考文献：

　　[1]方回.桐江集：卷四[M].宛委别藏本.

　　[2]方回.桐江续集：卷三十三[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方回.桐江续集：卷三十[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方回.桐江续集：卷二十八[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方回.桐江集：卷一[M].宛委别藏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