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传播的途径有词集、传唱、题壁(题画、题扇)等，以前两者为主，尤其是歌筵绮席的传唱，这种传播方式对宋词的审美特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至清代，词乐久已失传，词的传播途径几乎完全依赖于词集，一些传唱、题壁(题画、题扇)是极为个别的现象。而对于词集而言，评点是推动它传播的有效方式。词学评点起于宋，然至清初才蔚然成风，据笔者目前统计，已有两百余本词集评点本。评点是清代词学复兴的突出现象，可以说，评点促进了清代词学的复兴。
一、小众读者：词集在评者圈中的传播
评者是独特的传播者，他以“读者”的身份接受文本，同时又作为批评者、知情者担负着向潜在读者传播文本的职责。他介于作者与潜在读者中间，三者之间形成这样一种传播、接受关系：作者与评者之间是文本传播的第一阶段，他们共同致力于向读者传播文本，评者的目的自不待言，作者同样主动借助评者的力量达到宣传的效果。围绕着作者与文本，评者构成固定的小众读者群，他们介入文本的创作，与作者双向互动，最终以评点本形态展示出一个直观的传播接受过程。
这一阶段的传播属于人际传播，特点是：作为传播者的作者与作为接受者的评者之间的深层传播处于“熟人圈”中，他们彼此相识，于评点过程中密切往来和交流信息。
一部词集的评者构成可以分为亲友、名公大卿两类，当然两类存在着交叉。清初词集评本的评者大部分数十以至成百人，基本为作者相识的亲友，一部评点本可以说是作者的交游录，而评者之间并不一定全部存在交游。清文人得以通过科举跻身仕途者毕竟属于少数，沉沦不遇的文人多有游幕或清客的谋食生涯，他们转游各地，通常以诗词为贽，拜谒权贵或文士，交游中结为友朋。因而这一类文人的词集评者又以作者的游历被划分为若干交游圈。因此，一部词集的评者亦有群体之分，如丁澎《扶荔词》、徐喈凤《荫绿轩词》、王晫《峡流词》、金烺《绮霞词》、叶光耀《浮玉词》等词集中，评者群体都有百余人的规模，这一特征尤为明显。当附带友人评点的词集稿本在众位评者中传阅时，实际为他们提供了交流的媒介，评者不仅与作者对话，相互之间也在交换着对文本的认识。评语的对话性质有两层含义，其一是与作者的对话，评者之间的对话，以被评稿本为文学交流的载体;其二是指向读者，以阐释文本来引导读者对词集的接受。前者是当代评点的独特之处;后者在经典评点中比较常见。
评者与作者的对话内容丰富，大致有词事的追忆、情感的共鸣、艺术的探讨这三类。词人所写之事为评者所熟悉或同为参与者，评者会接续词作者的话题补充各类信息，此类对话是评语文献价值的主要来源。比如金烺《蓦山溪·九日同王季来、吕五荀登识舟亭》一词，何而菾评云：“秋色江光，恍然在目，是年予亦客鸠兹，惜不与同登为怅。”
何而菾虽没有与词人一同登览识舟亭，但亦于同年客游鸠兹，由此引发评者与作者一同追忆当时的“秋色江光”。对话中补充了作词的地点，也交代了评者的游踪。
评者喜于词后抒情写志，与作者共鸣。以金人望《瓜庐词》为例，集中唱酬、赠答之作颇多，其友人的评点多以对话的形式与作者同声相应。《金菊对芙蓉》是以词代书，寄赠里中友朋，序中说明作词目的：“岁暮偶过海曲，有以春联索书者，颇得酒食，用报里中数知己。”词中回忆往岁此际正与故园友朋赏梅，并设想此时友朋应在赏梅而怀念自己，“忆故园数子，结伴寻梅。梅边忍动怀人句，应念我、久客燕台”。结句则设想这首词寄与友朋阅读时，他们定会为词中趣事“笑口齐开”。这首词由垂荷评点，垂荷不详其人，据其评语推断应是金人望所云“里中数知己”之一。他的评语为：“正动观梅之兴，忽来戛玉之章。及呼同人齐开笑齿，先生何料事之神也?”
由评语可知，这首词寄与垂荷，评语则作于其收到词作之时，写得非常生动，极具现场感。有时，评者并不一定是词作指向的对象，仅出于有所感触而与作者交流。如吴启思评李渔一组惜春的《减字木兰花》词，云：“四阕如燕语莺啼。所谓汝正伤春，我又悲秋耳。”
词作惜春，评者悲秋，评者只是借评语告知作者当下的心绪，起到交流情感的作用，联系其间的或是对时光的感触。
评者与作者的对话中还包括对词作艺术的探讨，主要分为对词作艺术性的惊叹和对原词的修改意见。
前者如曹贞吉《御街行·和阮亭赠雁》一词，王士禛评曰：“君从何处看得此无人态?”又如徐如蕙《眼儿媚·画松》一词，芳丛评云：“标题东坡句好，子美诗佳，此词不知好否、佳否?吾妹试反而自问。”
对词作的修改意见一般都指向用词遣句、音韵格律等层面，仅出现于稿本评语中。
有时词集评本中每首词的评者不止一人，评者之间也会发生对话，这种情况也不少见。比如曹贞吉《珂雪词》每首词都有数位评者的评语，最多时竟达八位。评者之间的对话侧重于讨论词作的艺术。如《爪茉莉·本意，和蛟门用宗梅岑韵》一词，彭孙遹评曰：“咏物诗词，贵在取意不取象，写神不写形，如此结语，妙在形象之表。”陈维崧评曰：“后段四十二字，无一字说茉莉，却无一字不是茉莉。正词家三昧也。羡门言是。”
这种对话虽然有所重复，但多方的确认表明了词人的某种特色与成就获得了公认，而非一家之言。
评者与作者、评者之间对话式的评语，很明显旨在加强亲友间的交游，而非指向词集刊刻的宣传，后者体现为评者从批评者的角度评论词人词作，以指引读者接受。词集稿本在评者群体中传阅、品评是独特的传播过程，以其内向性将作者与众多评者凝聚为群体，而评语亦作为词作内在的延伸，与原作融合为整体。
二、评者对词集的宣传
评者同时又作为传播者，面向大众传播，旨在向潜在的、未知的读者推广作者与词集。评语的传播特征外在的表现是它的宣传色彩，类似于现今的广告效果;内在的则是以对文本的解读，促进、引导读者对文本的积极接受。
评点的宣传性与文本的两个功利目的密切相关：作者立言不朽的愿望和文本的商业盈利目的。传统雅文学通常更倾向于或仅具备前一动机，与通俗文学浓厚的商业营利色彩有所区别。文传则名传,对传文的认识激发了作者、传者刻印文集的热情。立言不朽必须借助言得以传播为前提。自宋以来，人们已充分认识到传言以不朽，宋代也成为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因此，刊刻别集或编刻书籍以实现立言不朽，成为宋以来历代文士孜孜以求的人生目标。
清代词集的刊刻主要是出于立言不朽的目的，文士希冀能刻集传世，即使生前未能实现，后人、友人也会努力达成其遗愿。尤侗为其早逝友人汤传楹刻集《湘中草》(为诗文词全集)，其跋云：“吾友虽殁，幸有后死者在。诗与文已定矣，可以传矣。世之作而无述，述而无传者何限?若予年齿既久，笔墨遂多，其传不传固未可知，求其相知定我文如卿谋者，已不可得。古人所以既痛逝者，行自念也。”
即道出为友人刻集是传其名，并忧虑己文的传与不传。陈玉璂自责“丽农稿在而惜尚未刻，同人均有责矣”。盖因立言、传言是文士的使命，且亦成为其亲友的职责。
诗文词集的商业盈利性在立言不朽的宏伟精神的对照之下，很少被研究者注意，其实就词集刊刻而言，它在清代词学复兴的背景中是一项获利颇丰的商业投资。李渔是清初戏曲、小说大家，同时为名副其实的书商，其经营的冀圣堂、芥子园是清初着名的书坊。
书坊盈利是李渔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清代词学大振，仅顺康两朝，词人与词作数量已超越前代之总和。
创作兴盛的背后必然是以读者市场的繁荣为支撑，李渔以商人的敏锐眼光，洞察出词集刊刻的盈利空间，他及时刊刻词集《名词选胜》、《耐歌词》与词话《窥词管见》。与正统文人不同，李渔是一位世俗型文人，他在《名词选胜》序言中喜不自禁地讲述刊刻词集是如何的获利，序云：“十年以来，名稿山积，缮本川流，坊贾之捷于居奇者，欲以陶朱、猗顿之合谋，举而属诸湖上笠翁一人之手。”
由此，评者的评点具有了明确的目的性：推誉作者、作品，以传其名，以广其利。为增强评点的宣传效果，一部词集邀请众多亲友品评，以群体的称赞壮大声势。同时作者、编选者更倾向于邀请名流评点，因为评者若具有一定权威性，他的延誉、推褒比普通评者更有利于作者的成名和作品的流传。在传播学中，传播者的权威性是具有使受众相信、听从的力量、威望和地位的特质。通常，传播者愈有权威性，其传播的影响力就愈大，受众就愈信从。一些词集评者数十成百人，而评者是否于卷首署名则视其于文坛、词坛的名望，与评者是否为主评者并无必然关系。比如沈朝初《洪崖词》附于《不遮山阁诗抄》，该本题“新城王阮亭先生鉴定”，但词集部分王士禛并没有参评。又如汪灏《披云阁词》，题“新定毛会侯先生点阅”，而实际评者共65人，毛际可评语仅8则。作者、编刻者的这一做法是运用名人效应的营销策略，所谓“开卷即睹雷名，与作玄晏无异也”。
皇甫谧，号玄晏，为左思《三都赋》作序，从而左赋为世所重，因此“玄晏”用为待人题品延誉的典故。
清词评点为作者、作品增价的通常做法是将其与宋代和当代的名家、名篇相提并论，或称赞其在某方面超越前人、时人。清词在创作与理论方面较宋词有众多突破，这使清人评词充满了自信，唐宋词在清人眼中并不是不可超越的绝作，他们乐于在评语中推尊今词，称颂词作在用词遣句、构思情感、章法技法等等方面媲美，甚至超越了唐宋名家。这是否仅仅是评点的“标榜声气”?有一些被评者认为“直追淮海”、“夺温韦之席”等等的词作，实际水平的确名不副实。而有一些词作，其感发力量与艺术性堪与唐宋名家名篇相比，更有超越之处。比如龚鼎孳《菩萨蛮·七夕饮慈仁寺松下》一词，纪映钟叹曰：“古直苍凉，令我泪如铅水。后半阕末二语又何其温细乃尔耶?固当合学士、屯田为一人耳。”
王士禛《塞翁吟·和清真韵》一词，邹祗谟认为：“清真有其妍宛而无其清艳，梦窗有其瑰琢而无其流丽。作僻调具如此风致，两宋好手，恐当避地三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