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着意将吴用塑造成智慧的化身，这使他读书人的身份在群魔乱舞的梁山上得到很好地保持，下面是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吴用形象驳杂性的论文范文，供大家阅读参考。

　　摘要：《水浒传》中的吴用形象驳杂，其人生充满儒与侠、智与诈、义与忠的矛盾。这种驳杂性应是原始材料底色和后期加工痕迹叠加的结果，体现了今本《水浒传》创作的一种成功策略：将“忠义”与“叛逆”这看似相悖的元素糅成一体，利用二者之间的张力构建一个恢弘的悲剧世界;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宋江对“忠义”的追求因吴用的推动和映衬更显执着，而吴用形象也因此在淡化强梁底色、凸显智慧特征的同时保持甚而加强了叛逆色彩。这是吴用形象驳杂性的根源所在。

　　关键词：《水浒传》;吴用;形象;驳杂

　　在《水浒传》中，①军师吴用不仅先后拥立了晁盖、宋江两任寨主，而且为梁山事业蓬勃发展屡建功勋，堪称一部“水浒”大戏里举足轻重的超级配角。然而，虽然与《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同为运筹帷幄、居功至伟的军师，吴用却并未成为堪称士人楷模的崇高典型，其人生中充满儒与侠、智与诈、义与忠的矛盾，这使得人物形象具有了明显的驳杂性特征。兹试辨析之。

　　一、儒与侠

　　吴用形象的驳杂由其名号可见一斑。《水浒传》中的吴用姓吴名用，表字学究，道号加亮先生，绰号“智多星”，未上山前还人称“教授”，称谓如此繁复，唯有宋江堪与比肩。水浒人物的定型有着漫长历史，繁复的称谓显示了吴用形象复杂的流变过程。吴用较早出现于龚开《宋江三十六赞》时称为“智多星吴学究”[1](P20)，这里的“学究”可能非名非字，而是吴用原型的一种身份。于慎行《谷山笔尘》载，宋神宗时改革科举制度，应进士考试经义论策，取中的分为五等，最后一等“赐同学究出身”[2](P91)。“学究”后来变成读书人乃至私塾教师的通称，《水浒传》中吴用正是以此身份进入读者视野。第十四回有如此一段肖像描写：“戴一顶桶子样抹眉梁头巾，穿一领皂沿边麻布宽衫，腰系一条茶褐銮带，下面丝鞋净袜;生得眉清目秀，面白须长。”这里的吴用分明是一介儒生打扮。同回中素昧平生的刘唐说“不干你秀才事”，向来相熟的雷横也说“教授不知”，特别是吴用“分付主人家道：‘学生来时，说道先生今日有干，权放一日假’”，更是坐实了吴用以教书糊口的落魄秀才身份。

　　“吴用”这个名字不见于《宋江三十六赞》和《大宋宣和遗事》等早期水浒材料，大概在与《水浒传》大约同时的杂剧《梁山七虎闹铜台》中首次出现，是吴用系列名号中最为晚出的一个。俗话说：“梁山泊的军师――无(吴)用。”这很让人怀疑吴用这个名字里是否“寄寓了作者对粱山出路前途的思考”[3]。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科举时代的读书人大多终生无缘功名利禄，学业无成者又往往因不善农耕商贾而被讥讽。而古典通俗小说里大量出现的多谋广识的书生形象，未尝不是同样境遇的说书人和写作者对这种轻视目光的一种反击。庄子曰：“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庄子・人间世》)无用之用，正为大用也。像吴用这样胸藏韬略的下层知识分子，不得志时默默无闻俨然不及中人，然而一得其时即纵横捭阖，瞬间爆发出耀眼的光辉，焉能说“书生百无一用”?明郎瑛《七修类稿》之《辩证八》中“嘲学究”条曰：“近世嘲学究云：‘我若有道路，不作猢�王。’”这应也是吴用潜伏乡野时心灵的告白。

　　《水浒传》着意将吴用塑造成智慧的化身，这使他读书人的身份在群魔乱舞的梁山上得到很好地保持。不过，吴用还是位武艺超群的侠士，两军阵前他“手擎羽扇，腰悬两条铜链”(第七十六回)的古怪打扮恰是其形象兼具“儒”、“侠”的标识。羽扇通常是儒将指挥作战所用之物，铜链却是比较罕见的兵器。第十四回吴用甫一出场就能看破雷横危局，显示了非同一般的武术见识;而他拿两条铜链将两位朴刀高手一下分开，更可见他的武功造诣水平不低。原始的吴用形象可能本来就以铜链为兵器，在今本《水浒传》中因为情节需要而得到保留。作为一曲反叛者的颂歌，《水浒传》尚武任侠的倾向在几乎所有正面人物身上都有体现。林冲、鲁达等军官出身的自不必说，像保正晁盖、押司宋江、员外卢俊义这些不同层次的社会精英也都以习武交游为人生要务。甚至圣手书生萧让、玉臂匠金大坚这样以文谋食的普通百姓，在梁山附近被王英拦住，也都心中“焦躁，倚仗各人胸中本事，便挺着杆棒，径奔王矮虎”(第三十九回)，所以作者让吴用懂武术有侠气也就不奇怪了。在以后的故事里，尽管我们无缘再见吴用一显身手，但看他结交三阮、戴宗、萧让、金大坚等人，再看他劫生辰纲的积极主动和反上梁山的无牵无挂，显然都于儒甚远而与侠更近;尤其是最后吴用如侯生自刭以报信陵君一样，坚定决绝地为宋江陪葬，更是体现了“士为知己者死”(《战国策・赵策一》)的侠义古风。

　　二、智与诈

　　“智多星”是吴用众多名号中来源最早也影响最大的一个。龚开《宋江三十六赞》由此绰号演绎赞词曰：“古人用智，义国安民。惜哉所予，酒色粗人。”[4](P20)看来彼时的吴用还是个酒色之徒，[5](P67)龚开很是为他的聪明才智用非其所感到惋惜。同时期的《大宋宣和遗事》称其“智多星吴加亮”，虽然此“加亮”不知是否含有超越诸葛亮的意思，但《水浒传》将吴用塑造成“谋略敢欺诸葛亮，陈平岂敌才能”(第十四回)的智慧人物，应该与此有莫大关系。《水浒传》写吴用无处不写其“智”。第十四回吴用初见刘唐即窥出其中蹊跷，第十五回石碣村之行更显其游说之才。智取生辰纲时，吴用先后使出“瞒天过海”、“以逸待劳”、“打草惊蛇”、“苦肉计”、“抛砖引玉”、“暗渡陈仓”、“欲擒故纵”等连环计骗过杨志;生辰纲事发后，吴用在梁山又行“假痴不癫”、“隔岸观火”、“借刀杀人”、“反客为主”等计谋火并了王伦。梁山夺泊后，吴用立即安排“屯粮造船，制办军器，安排寨栅城垣，添造房屋，整顿衣袍铠甲，打造刀枪弓箭，防备迎敌官军”(第二十回);李云、朱富上山后，吴用认为“目今山寨事业大了，非同旧日”(第四十四回)，提出重整山寨、明确分工，充分展现出他知人善任、长于统筹的管理才能。宋江主政更是时刻离不开吴用，三打祝家庄、攻破高唐州、大破连环马、打青州、闹华州、打大名、打曾头市、打东平府与东昌府、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直至招安及其后征辽、征方腊，靠吴用扭转乾坤、化险为夷者十之八九。

　　《水浒传》虽然将“祭风”、“斗法”交给公孙胜以增加吴用智慧的可信度，但也设计了不少细节表现他的刻奸猾、笨拙与狡诈。对三阮，吴用一边思量“中了我的计”、“正好用计了”，一边却说“你们三位弟兄在这里，不是我坏心术来诱你们。”(第十五回)对晁盖，吴用多次当面讥讽他“好不精细”、“只是一勇”(第十八回)。对林冲，吴用曾虚情假意地“就血泊里拽过头把交椅来，便纳林冲坐地，叫道：‘如有不伏者，将王伦为例!今日扶林教头为山寨之主。’”(第十九回)对关胜，尽管宋江说不必见疑，吴用却道：“只恐他心不似兄长之心。”(第六十七回)对卢俊义，吴用怕他做先锋打曾头市立功，竟然“立主叫卢员外带同燕青，引领五百步军，平川小路听号”。这和宋江对兄弟们推心置腹的诚恳形成鲜明对比。不仅如此，在陈桥驿校尉杀死辱骂梁山的厢官，他马上建议处死肇事者以防奸臣借机陷害。当宋江为征方腊战死的兄弟痛哭流涕时，他总是劝道：“生死人皆分定，主将何必自伤玉体?且请料理国家大事。”(第九十八回)虽然势必如此，但吴用之冷静近乎冷酷!还有，吴用头一次施计就被何清看出了破绽(第十八回)，伪造蔡太师书信也出现误用印章的疏漏(第四十回)，策反卢俊义的藏头诗写得很是拙劣(第六十一回)，杭州城下的诱敌计竟害了刘唐的性命(第九十五回)。至于为赚李应而烧了他的庄园(第五十回)，为赚朱仝而斧劈小衙内(第五十一回)，为赚卢俊义而害得他家破人亡(第六十二回)，这就不是“智”或“奸”、“冷”或“拙”的问题，而是令人齿寒的阴损残忍!明人张岱称吴用“诸葛曹瞒，合而为一”[5](P445)，可谓至评。

　　三、义与忠

　　吴用与晁盖的合作只有“义”而没有涉及“忠”的问题。吴、晁二人“自幼结交”(第十四回)，后来同劫生辰纲、火并王伦、大败官兵，做的都是“灭九族的勾当”(第二十回)，可见二人义气相投，关系非同一般。然而晁盖毕竟“只是一勇”，仅“图个一世快活”，显然与韬略满胸、心存大志的吴用难以长期共鸣。梁山上名曰晁盖主政，实则吴用当家，这是无奈的选择，而非“晁盖早就被吴用架空”[7]的结果。而吴用与宋江则恰好相反。本来吴、宋二人“虽是住居咫尺，无缘难得见面”(第十八回)，但首次交谈吴用即说：“我知兄长的意了。”宋江也道：“只有先生便知道宋江的意。”(第三十六回)真是一见投缘。宋江得天书之时，玄女娘娘特地嘱咐：“此三卷之书可以善观熟视。只可与天机星同观，其他皆不可见。”(第四十二回)似乎吴用逐渐向宋江靠拢是上天的安排，其实是作者借机强调晁、宋两位寨主的区别。吴用和晁盖是脑力和体力的临时搭配，而和宋江是战术和战略的长期结合。宋江在艰难而又悲剧性的“忠义”之旅中执着跋涉时，是吴用智谋的光辉为他指示路途，使他每每转危为安、柳暗花明;吴用的强梁生涯也因为宋江的“忠义”而变成为国为民、流芳百世的正义事业，满腹才华和抱负终得施展，人生价值得到升华。由此可明白何以吴用迅速与宋江结成形影不离的新搭档，而把老朋友晁盖晾在一边;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吴用不顾晁天王遗言，对活捉史文恭的卢俊义登上寨主之位极力阻挠;甚至最后吴用千里迢迢赶来宋江墓前自杀都有了合理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