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吴用的“义”与“忠”并没有在与宋江的关系中得到统一，反而在招安问题上屡屡冲突。第一次招安时(第七十五回)，宋江道：“我们受了招安，得为国家臣子，不枉吃了许多时磨难，今日方成正果。”吴用却说：“论吴某的意，这番必然招安不成;纵使招安，也看得俺们如草芥。等这厮引将大军来到，教他著些毒手，杀得他人亡马倒，梦里也怕，那时方受招安，才有些气度。”宋江道：“你们若如此说时，须坏了‘忠义’二字。”但吴用还是传令：“恁们尽依我行。不如此，行不得。”后来发生的“活阎罗倒船偷御酒，黑旋风扯诏谤徽宗”等事，显然都是吴用的安排。第二次招安时(第七十九、八十两回)，宋江满怀期待，吴用则安排诸将做好埋伏，一听不赦免宋江就让花荣射死使者，招安又归失败。第三次招安时(第八十二回)，吴用尽管满心欢喜，接受招安，但还是建议：“且留众宝眷在此山寨。待我等朝觐面君之后，承恩已定，那时发遣各家老小还乡未迟。”分明是预留一手以备不虞。

　　吴用并非反对招安，而是认为时机未到就招安不能实现梁山兄弟利益的最大化。吴用对招安形势的冷静分析和对昏君佞臣的清醒认识，体现出一个谋略家的敏锐和冷静，但也可见其招安策略的功利性和宋江报国安民理想有根本性冲突，这种冲突在第八十五回辽国欧阳侍郎劝降时表现得更明显。第九十回破辽无功反受猜忌，“众将得知，亦皆焦躁，尽有反心，只碍宋江一个。”吴用对宋江说：“仁兄往常千自由，百自在，众多弟兄亦皆快活。今来受了招安，为国家臣子，不想倒受拘束，不能任用。弟兄们都有怨心。”并且说：“古人云：富与贵，人之所欲;贫与贱，人之所恶。观形察色，见貌知情。”可见吴用看重的还是个人意义上的成败得失。有学者认为，《水浒传》“忽略了吴用由一个封建秩序的叛逆者到重新成为其维护者的思想转变过程”[8]，显然这个转变是不存在的。尽管吴用因襄助宋江而尽展胸中抱负和才华，最后为知己恩义而死得其所，然而他仅是“士为知己者死”的“义士”，而非“死而后已”的“忠臣”。

　　虽然我们无法确知吴用形象中儒和侠、智与诈、义与忠究竟于何时杂糅在一起，但种种迹象表明，这很可能是由原始材料底色和后期加工痕迹叠加所致。《宣和遗事》本来有吴用(当时叫吴加亮)向宋江转述晁盖东岳进香之梦和“助行忠义”[9](P43)遗言之事，《水浒传》将这段与“忠”有关的情节从晁盖故事中完全剥离并归之于宋江，吴用也随之变成了李逵一样只讲义气的朝廷叛逆者。强化宋江之“忠义”的同时突出其他好汉的桀骜，应该是作者基于以下考虑而采取的一种成功策略：好汉们越是离经叛道、桀骜不驯，悲剧性结局越让人扼腕叹息;而众好汉反叛的力量越大、招安的结局越是悲惨，越能凸显宋江执着于“忠义”的重要和难能可贵。作者正是将“忠义”与“叛逆”这看似相悖的元素糅合成一体，充分利用二者之间的张力构建了一个恢弘的悲剧世界。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宋江对“忠义”的追求因吴用的推动和映衬更显执着;而吴用形象也因此在淡化强梁底色、凸显智慧特征的同时保持甚而加强了叛逆色彩。虽然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或大或小的不足和纰漏，但这种天才的大胆构思的确是《水浒传》持久魅力的源泉之一，也是吴用这个人物形象驳杂性的根本原因所在。

　　参考文献：

　　[1][4][6][9]朱一玄、刘毓忱. 水浒传资料汇编[Z]. 天津市：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

　　[2]于慎行.谷山笔尘[M].中华书局，1984.

　　[3]黄文超.吴用者，无用也――吴用形象塑造意蕴探析[J].南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4)：43-45.

　　[5]陈松柏.水浒传源流考论[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7]张国风.晁盖早就被吴用架空[J].文史知识，2009(2)：44-49.

　　[8]宁常泰、李相东忠.忠与智：位移与强化――论《水浒传》文化整合思想对宋江、吴用形象的影响[J].明清小说研究，2000(2)：169-1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