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时期，政治史观几经变化。班固在《汉书·郊祀志下》中对西汉时期的政治史观进行梳理道:“汉兴之初，庶事草创，唯一叔孙生略定朝廷之仪。

　　若乃正朔、服色、郊望之事，数世犹未章焉。至于孝文，始以夏郊，而张仓据水德，公孙臣、贾谊更以为土德，卒不能明。孝武之世，文章为盛，太初改制，而儿宽、司马迁等犹从臣、谊之言，服色数度，遂顺黄德。

　　彼以五德之传，从所不胜，秦在水德，故谓汉据土而克之。刘向父子以为帝出于《震》，故包羲氏始受木德，其后以母传子，终而复始，自神农、黄帝下历唐、虞三代而汉得火焉。故高祖始起，神母夜号，着赤帝之符，旗章遂赤，自得天统矣。昔共工氏以水德间于木、火，与秦同运，非其次序，故皆不永。由是言之，祖宗之制盖有自然之应，顺时宜矣。究观方士祠官之变，谷永之言，不亦正乎!不亦正乎!”班固将西汉时期政治史观的发展脉络加以廓清，让后人对西汉政治史观的变化有了清晰的了解。此后历代都有学者对此加以论述。清末到近代的康有为、廖平、皮锡瑞、崔适等，当代老一辈学者周予同、顾颉刚、杨向奎、钱穆等，都在其着作中对汉代的德运问题加以论述。近年来，有不少学者对汉代德运问题加以研究，如杨权、陈苏镇、蒋重跃、庞天佑、冷德熙、王葆玹、汤其领等，都在其着作或文章中从不同角度对汉代德运与政治的关系进行探讨。

　　①前人论述虽多，但仍有剩意可寻。本文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西汉政治史观流变的原因加以探析，并结合出土汉画像石进行研究，提出自己的新见解，以就教于方家。

　　一、汉初政治史观的演变及其社会背景

　　刘邦的政治史观是模糊而功利的。在起事之前，他为自己营造天命图谶。据《汉书·高祖本纪》记载:“高祖以亭长为县送徒骊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丰西泽中亭，止饮，夜皆解纵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矣!’徒中壮士愿从者十余人。高祖被酒，夜径泽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还报曰:‘前有大蛇当径，愿还。’高祖醉，曰:‘壮士行，何畏!’乃前，拔剑斩蛇。蛇分为两，道开。行数里，醉困卧。后人来至蛇所，有一老妪夜哭。人问妪何哭，妪曰:‘人杀吾子。’人曰:‘妪子何为见杀?’妪曰:‘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者赤帝子斩之，故哭。’人乃以妪为不诚，欲苦之，妪因忽不见。后人至，高祖觉。告高祖，高祖乃心独喜，自负。”刘邦斩白蛇，成为他起义的起点。汉画像石中有描绘这个故事的图像:人手拿长斧，斧子从中上部折断，此人惊慌失措，身子后倾，险些跌倒。右边的人被一条蛇缠绕，他手持长剑，做拔剑出击状。很多学者认为这幅图是“高祖斩蛇”[1]图版说明7，因无榜题，我们不敢断言。但高祖斩蛇的故事，在汉代应该影响很大，画像石中刻画这一故事不足为怪。在汉画像石中，有不少斩蛇的画面，这些画面的寓意之一，应当和高祖斩蛇相关。

　　刘邦斩蛇，是他为举事而造的图谶。此图谶果然引起了社会效应，“诸从者日益畏之”。刘邦起事不久，就被众人推举为沛公，“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庭，而爨鼓旗。帜皆赤，由所杀蛇白帝子，杀者赤帝子，故上赤”。在五行中，赤代表火，刘邦色尚赤，说明他要建立的是火德的政权。白代表金，按照五行相克的原理，火克金，刘邦为赤帝子，他杀了白帝子，代表火德代替金德之意。但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宣布为水德，色尚黑，这一点刘邦应该知晓。按照五行相克的原理，克水的应该是土，但为什么他要把自己化身为赤帝子，而不是和土相关的帝王之子呢?《宋书·历志》对此解释曰:“汉若为火，则当云赤帝，不宜云赤帝子也。白帝子又何义况乎?盖由汉是土德，土生乎火，秦是水德，水生乎金，斯则汉以土为赤帝子，秦以水德为白帝子也。”按照《宋书·历志》的说法，赤帝子，就是赤帝的儿子，赤为火，火生土，赤帝生的儿子当为土德。白帝子，白为金，金生水，白帝生的儿子应为水德，这正和秦为水德相符。赤帝子杀白帝子，就是汉以土德代替秦的水德。《宋书·历志》确实为我们理解刘邦制造的图谶提供了很好的思路，但这只是后人的臆测而已，刘邦宣称为赤帝子，但他并没有实行土德之制，从他被称为沛公起，他便宣布色尚赤，说明他承认的是火德之制。刘邦的政治史观存在着矛盾，在他立为汉王后，“因以十月为年首，而色上赤”。十月为岁首，这是水德的正朔，而他又色尚赤，采取了火德之服色。我们知道，一个新王朝兴起时，“改正朔，易服色”是非常重要的内容。新王朝标榜自己为何德运，就应建立起相应的正朔和服色，正朔和服色应该和德运规定的形式一致。刘邦采用的正朔和服色不符，他之所以以十月为正朔，是因为“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时本以十月为岁首，弗革”。此时尽管刘邦以十月为岁首，但他的政治史观倾向于火德。

　　从汉王二年(前205)开始，刘邦的政治史观发生了变化。据《史记·高祖本纪》记载:“(汉王)二年，东击项籍而还入关，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说。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刘邦自诩为黑帝，立黑帝祠加以祭祀。刘邦“亦自以为获水德之瑞。虽明习历及张苍等，咸以为然。……故袭秦正朔服色”。在刘邦确立德运之制的过程中，计相张苍起到重要作用，他“推五德之运，以为汉当水德之时，尚黑如故。吹律调乐，入之音声，及以比定律令”。在群臣的共同认可和努力下，汉初建立了水德之制。

　　刘邦沿袭了秦代的正朔服色，实行水德之制，或许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有关。当时西汉政权刚刚建立，国力衰微，据《史记·平准书》记载:“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饟，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当时刚经历战乱，经济衰败，民不聊生，此时最应该做的，是休养生息，恢复生产。正因为“是时天下初定，方纲纪大基，高后女主，皆未遑”，刘邦只有无为而治，继续沿用秦制，而不能急于追求“玄黄旌旗之饰”。

　　西汉初期，很多制度都和水德之制相符，甚至在宫殿建筑中，也掺入了这种理念。在汉刚刚建立，还没有统一全国之时，萧何负责营建未央宫，建立了壮丽的东阙和北阙。《史记·高祖本纪》索隐曰:“东阙名苍龙，北阙名玄武，无西南二阙者，盖萧何以厌胜之法故不立也。”

　　萧何在建阙时，依据厌胜之法，只建了东阙和北阙，东阙名苍龙，北阙名玄武，苍龙、玄武为四神中的二神。在五行中，水代表北方，东方为木，水生木。而南方是火，西方为金，火和金与水和木是相克的关系，萧何只建北阙和东阙，而没有建南阙和西阙，应该和刘邦沿袭秦的水德之制有关。

　　刘邦开始为火德，后又改为水德，这种矛盾的政治史观，为西汉时期政治史观的演变埋下了伏笔。汉文帝时期，围绕汉为何德运发生了激烈争议。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以鲁人公孙臣为代表，认为汉应为土德。持另一种观点的是丞相张苍，他认为汉应该为水德。汉文帝并没有改变汉初以来的水德之制，但在举行郊祀上帝大典时，“衣皆上赤”，他似乎倾向于火德之制，或许由于他父亲刘邦制造“赤帝子”图谶及刚举事时的“色上赤”，对他的政治史观产生了一定影响。汉景帝时期，“祠官各以岁时祠如故，无有所兴”。纵观文景时期，政治史观并没有太大变化，基本延续了汉初的水德之制。

　　二、西汉中期政治史观的演变及其社会背景

　　汉武帝时期，汉王朝经过几十年发展，出现了社会安定，人民富庶的盛世局面，这就为汉武帝构建上层建筑奠定了物质基础。汉武帝是个雄才大略的人，勇于改变旧制度，构建新制度。他否定汉初以来的统治政策，罢黜黄老之术，独尊儒术。对于汉初以来的政治史观，汉武帝自然不满意“色上黑”的水徳之治，他喜欢的是华彩。这一点从他和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中可以充分表现出来:“盖俭者不造玄黄旌旗之饰。及至周室，设两观，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陈于庭，而颂声兴。夫帝王之道岂异指哉?或曰良玉不瑑，又曰非文无以辅德，二端异焉。”

　　他向董仲舒提出为政是应该简朴还是华饰的问题，他希望得到的答案，当然是“造玄黄旌旗之饰”。董仲舒果然不负所望，回答道:“臣闻制度文采玄黄之饰，所以明尊卑，异贵贱，而劝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然则宫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则不逊，俭则固。’俭非圣人之中制也。臣闻良玉不瑑，资质润美，不待刻瑑，此亡异于达巷党人不学而自知也。然则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学，不成其德。”

　　这正迎合了汉武帝的心思，“改正朔，易服色”，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要改正朔，易服色，就要改变汉初沿用的水德之治，而选择其他的政治史观。根据“五德终始说”的原理，秦为水德，土克水，汉必须以土德克了秦的水德，土德之治成为必然之选。

　　汉武帝实行土德之治，除了政治原因之外，其个人因素也是重要方面。汉武帝对神仙很向往，甚至到了痴迷的地步。《史记·武帝本纪》中记载了汉武帝20多次大规模求仙活动，可见他升仙的渴望是多么迫切。皇帝亲为，“方士言祠神者弥众”，带动了整个社会风气，求仙之风日趋兴盛。西汉中后期画像中大量出现西王母等仙界画面，正是求仙之风影响的结果。

　　黄帝在先秦秦汉时期有个逐步被神话的过程。

　　先秦至秦代偶尔出现神话黄帝的情形，如《韩非子·十过》中曰:“昔者黄帝合鬼神于西泰山之上，驾象车而六蛟龙，毕方并辖，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后，腾蛇伏地，凤皇覆上，大合鬼神，作为清角。”

　　黄帝成了驾驭鬼神、操纵神仙世界的神人，这为后世神话黄帝奠定了基础。黄帝虽然在《韩非子》中被神话，但在先秦至西汉中期之前，大多作为圣王形象出现。如《庄子·天运》曰:“黄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亲死不哭，而民不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