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览冥训》曰:“昔者，黄帝治天下，而力牧、太山稽辅之，以治日月之行律，治阴阳之气，节四时之度，正律历之数，别男女，异雌雄，明上下，等贵贱，使强不掩弱，众不暴寡，人民保命而不夭，岁时孰而不凶;百官正而无私，上下调而无尤;法令明而不暗，辅佐公而不阿。田者不侵畔，渔者不争隈;道不拾遗，市不豫贾;城郭不关，邑无盗贼;鄙旅之人相让以财，狗彘吐菽粟于路而无忿争之心。”
西汉初期的黄老之术，为战国至汉初人们的假托。这里的黄帝也是作为圣王，而非神仙。到了汉武帝时期，黄帝却被彻底神话，成为仙而不死的形象。齐人公孙卿给汉武帝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须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须，龙须拔，堕，堕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胡须号，故后世因名其处曰鼎湖，其弓曰乌号。”这个故事令汉武帝非常向往，他感慨道:“嗟乎!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躧耳。”
黄帝弃鼎升仙，令汉武帝倾慕不已，并愿意为之抛弃一切。
出土汉画像石中有很多“泗水升鼎图”，兹举一例：这是山东邹城博物馆馆藏的画像，画面正中是一座石拱桥，上有栏杆。桥顶竖两高杆，杆顶有枕形横梁。
有绳索通过横梁，一端拴在桥下的鼎上，另一端握在桥两侧捞鼎力士手中。鼎在即将被捞出时，一条龙从水中跃起将绳子咬断。桥的正中央站立一个高大的人，他似乎在等着龙飞跃上来。图中所表现的，或许就是弃鼎乘龙升仙，和黄帝弃鼎升仙故事相类。台湾学者邢义田先生认为:“咬断系鼎的绳索是一个象征性的动作，象征着升仙之前，必须先切断世俗权力和富贵的牵绊。画像里绳断鼎没，龙腾而出;在旁或在上观看和等待的主人，遂得如愿，骑之上天。”
笔者赞同这一说法。“泗水取鼎画像”所包含的文化元素，正反映了汉代人的升仙愿望，应该是汉武帝仰慕黄帝弃鼎升仙所产生的社会效应的文化表现。
据《汉书》记载，武帝一朝，黄帝被君臣多次提及，大多与神仙有关。大批方士不断重申着黄帝成仙不死的话题。汉武帝在这样的氛围中，对黄帝成仙之说深信不疑，为了自己也能如此，便在行动中效仿黄帝。公孙卿说:“黄帝就青灵台，十二日烧，黄帝乃治明庭。明庭，甘泉也。”于是武帝便“朝诸侯甘泉，甘泉作诸侯邸”。有方士说:“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以候神人于执期，名曰迎年。”武帝便“许作之如方”。方士少君曰:“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
济南人公玉带曰:“黄帝时虽封泰山，然风后、封巨、岐伯令黄帝封东泰山，禅凡山，合符，然后不死。”
汉武帝时着名的封禅大礼，究其原因，是听信了方士们关于黄帝封禅不死之言。在祭祀上帝时，汉武帝不再像汉文帝一样“衣皆上赤”，而是“衣上黄”。汉武帝在感情上倾向于黄帝，支持和崇尚土德之制，这应该是他最终选择土徳的原因之一。
三、西汉中后期政治史观的演变及其社会背景
西汉中后期，政治史观发生了重大变化，以五行相克为基础的五德终始说被弃，转而变为五行相生理论，汉为土德渐渐被汉为火德所取代。
其实，从汉武帝后期，政治史观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据《汉书·外戚传》记载:“孝武钩弋赵婕妤，昭帝母也，家在河间。……大有宠，太始三年生昭帝，号钩弋子。任身十四月乃生，上曰:‘闻昔尧十四月而生，今钩弋亦然。’乃命其所生门曰尧母门。”汉武帝将儿子比附为尧，并将其生门称为“尧母门”，这为后来的“汉为尧后”思想提供了思路。
汉武帝后期，因为对匈战争持续时间太长，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汉武帝刚刚即位时，“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
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仟伯之间成群，乘牸牝者摈而不得会聚。守闾阎者食粱肉”，真是一个富庶强大的盛世局面。而到了汉武帝后期，却出现了“天下虚耗，人复相食”的悲惨局面。连年的征伐，使人们疲于应付，反战情绪日盛。汉宣帝时，想为汉武帝立庙乐，夏侯胜反对曰:“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积至今未复。亡德泽于民，不宜为立庙乐。”这恐怕是当时知识分子普遍的心声。
汉武帝晚期政治的衰微，引发了人们对刘汉王朝的失望和不满，激进者甚至怀疑其德运已尽。汉昭帝时发生了一系列怪异现象，泰山上大石自立;昌邑枯木复生;柳叶上书有“公孙病已立”的文字，这一系列怪异现象肯定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经学家也趁机以天人感应说来附会政治。公羊家眭弘“推《春秋》之意，以为‘石、柳，皆阴类，下民之象;泰山者，岱宗之岳，王者易姓告代之处。今大石自立，僵柳复起，非人力所为，此当有从匹夫为天子者。枯社木复生，故废之家公孙氏当复兴者也。’孟意亦不知其所在，即说曰:‘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
眭弘认为，这些怪异现象是上天对人间的暗示，预示着将有新天子从民间诞生。
汉家是尧的后代，应该效仿祖先，找到新天子，将帝位禅让于他。眭弘应该是西汉中后期第一个提出“汉家尧后”的人。汉武帝实行土德之制，若要否定其制，必然要以另一史观替代。眭弘的“汉家尧后”，或许是受了汉武帝“尧母门”的影响。武帝把昭帝比附为尧，则刘汉应该是尧的后代。“汉家尧后”理论的提出，实际上否定了武帝的土德之制，并宣布汉的天命已终，应该改朝换代了。眭弘的汉家尧后，使西汉中后期的政治史观产生了根本变化。眭弘“汉家尧后”思想，崇尚禅让制，为西汉后期政治史观提供了新的思路。禅让制推行和平移权的相生，而反对武装夺权的相克。西汉后期延续这种思路，五行相生的政治史观渐渐代替了相克的五德终始说。
汉武帝晚期到汉宣帝前期，帝位继承制一直是个非常敏感的社会问题。汉武帝违背嫡长子继承制而立幼子，在当时肯定引起了很大轰动。汉昭帝英年早逝，没有子嗣，霍光立昌邑王刘贺为皇帝。刘贺在位的短短20多天里，是政治最为敏感的时期。刘贺即位后，经常出游，大臣夏侯胜敏感地洞察时局，拦住昌邑王的车子劝谏道:“天久阴而不雨，臣下有谋上者，陛下出欲何之?”
天久阴不雨，是一种灾异现象，夏侯胜将其和臣下谋上相比附，正是用天人感应理论来劝谏昌邑王。只可惜昌邑王没有听取夏侯胜的谏言，没有采取应对措施，致使他很快就被霍光废黜。
汉宣帝是汉武帝原太子刘据的孙子。刘据在巫蛊之祸中被杀身亡，儿子也一起罹难，只有孙子被大臣丙吉所救，后流落民间。看一下《汉书·宣帝纪》，我们发现，宣帝在成为皇帝人选之前，都被称为曾孙，直到霍光立帝的奏议中，才提到孝武皇帝曾孙名病已。宣帝是被丙吉所救，《汉书·丙吉传》中，在昭帝驾崩之前，宣帝一直被称为“曾孙”。“昭帝崩，亡嗣，大将军光遣吉迎昌邑王贺。贺即位，以行淫乱废，光与车骑将军张安世诸大臣议所立，未定。吉奏记光曰:‘将军事孝武皇帝，受襁褓之属，任天下之寄，孝昭皇帝早崩亡嗣，海内忧惧，欲亟闻嗣主，发丧之日以大谊立后，所立非其人，复以大谊废之，天下莫不服焉。方今社稷宗庙群生之命在将军之壹举。窃伏听于众庶，察其所言，诸侯宗室在(位列)者，未有所闻于民间也。而遗诏所养武帝曾孙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吉前使居郡邸时见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经术，有美材，行安而节和。’”
昭帝驾崩，昌邑王被废，选谁为新皇帝，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当时武帝的几个儿子尚在，他们是皇位的有力竞争者。新皇帝的合法性必须非常过硬才能使人心服，这是以霍光为首的政治集团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汉昭帝时期“公孙病已立”是代表天意的一种谶言，皇曾孙名病已，正和这个谶言相合，由他当皇帝正应和了天意。刘病已之名是从小就有，还是霍光利益集团所伪造，因无文献印证，我们不敢妄言。但霍光巧妙地运用了谶言来达到其政治目的确实为真。
西汉后期政治史观的彻底改变，源于其国力衰微，民心思变。从汉元帝开始，汉王朝如江河日下，各种社会弊病越来越严重。元帝时光禄大夫贡禹指出:“天下之民所为大饥饿死者，是也。今民大饥而死，死又不葬，为犬猪(所)食。人至相食，而厩马食粟，苦其大肥，气盛怒至，乃日步作之。”“天下奢侈，官乱民贫，盗贼并起，亡命者众。”
从贡禹的上书可以看出，汉元帝时社会问题已非常严重。官乱则贪敝，民贫则思变，下层民众对统治者的失望、怨恨情绪，是形成“汉德已衰，当有新天子代替”这种社会思潮的原因所在。从汉昭帝时的眭弘发端，至汉成、哀帝时，这种思潮已到了成熟阶段。汉成帝时，齐人甘忠可宣扬汉家运气已尽，应当再受命于天，这一论调是眭弘思想的延续。甘忠可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他声称这是天帝派使者真人赤精子下凡教授他的。赤精子，就是火德。甘忠可来不及详尽阐述其思想就被朝廷下狱致亡，不过他的学生夏贺良帮他实现了夙愿。据《汉书·哀帝纪》记载:“待诏夏贺良等言赤精子之谶，汉家历运中衰，当再受命，宜改元易号。”
夏贺良所言“赤精子之谶”，就是甘忠可所说的“真人赤精子”，他们认为这就是汉再受命的图谶。应劭指出:“高祖感赤龙而生，自谓赤帝之精，良等因是作此谶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