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在以往的研究中对春秋战国时期的某一人、某一国或某一个阶段的间谍活动多有探讨。但总体而言，与邦交相关的军事间谍活动及整个先秦时期间谍理论等问题则缺乏系统的研究。鉴于此，这里对先秦时期间谍的起源、邦交中的间谍活动及间谍理论作一全面的考察。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教。
一、间谍起源
在我国古代典籍中，间谍称谓颇多，如间、间者、谍、谍者、邦谍、帮贼、细作、游侦、伣、谍人、侯正、邦汋、内应等。这些称谓多出自先秦古籍，从中可以看出间谍分类较细，有军事间谍、邦交间谍、短期间谍及长期间谍之分。褚良才认为间谍是指受情报机关或雇主遣用以合法身份作为掩护，秘密打入或潜伏在对方内部或后方，从事获取或传递情报并进行监视、离间、迫害、刺杀活动的隐蔽者[1]1。然而，间谍活动极为复杂，褚氏这一定义更符合现代意义上的间谍，与先秦时期的间谍活动情况相比则不乏出入之处。在先秦时期，除军事间谍可以看作有专门的机构人员管理之外，其他均不明确见有情报机关及雇主介入。
事实上，人类很早就懂得使用间谍。就人类历史发展的轨迹而言，人类历程可谓是一部斗争的历史，最初的间谍也随着部落之间的斗争而产生。因为生产力发展导致贫富分化加剧，阶级逐渐形成，部落之间斗争不断。在一系列残酷的生存斗争中，部落之间依靠间谍获取情报自是不可或缺的。
然而文明时代之前的间谍活动因没有资料记载而没有传承下来，以致我们现在仍然无法查找相关的资料，但是不能否认其间谍活动的存在。
间谍是因利益之争而产生的。在原始社会，利益之争也在所难免，人类历史虽然有“公天下”时期，但是部落之间为了生存也存在争斗，并非彼此相安无事，也非“天下大同，和为一家”的理想社会。在生存争斗中，“人类最早使用的武器就是石块、棒子、情报”[2]5。
在落后的原始社会，为了生存的利益之争是部落之间的首要大事，进行信息侦查以获取情报是斗争的主要手段之一，人类当然懂得间谍活动的重要性，尽管人类可能不会具有明确的间谍意识。
据《逸周书》记载：“昔有果氏，好以新易故，故者积怨，新故不和，内争朋党，外事阴权，有果氏以亡。”[3]1027这里的“有果氏”极有可能就是少康用“间”的对象“过”国①。《逸周书》所说有果氏内部有人“外事阴权”，其实就是说部落内部出现了为其他部落提供情报的间谍(内应)。“四岳”举舜于尧时，尧为了考察舜的能力，“于是尧乃以二女妻舜以观其内，使九南与处以观其外。”[4]33尧的二女与九男在舜身边就其任务而言，就是从事间谍活动。
夏商鼎革之际，伊尹也曾从事过间谍活动①。《孙子·用间》云：“殷之兴，伊挚在夏;周之兴，吕身在商。
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5]247-248在《国语集解》中史苏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宠，于是乎与伊尹比而亡夏。”
注云：“伊尹欲亡夏，妹喜为之作祸，其功同也。何焯曰：此即《汲冢书》伊尹交妹喜之说。”[6]250《吕氏春秋·慎大》则较为详细地说：“汤乃惕惧，忧天下之不宁，欲令伊尹往视旷夏，恐其不信，汤由亲自射伊尹。
伊尹奔夏，三年，反报于亳。”[7]439可见，伊尹为间入夏朝主要就是获取情报，为以后商汤灭夏做准备。可见，自人类“开始进行斗争以来，间谍活动一直是攻防的重要武器。”[8]115人类历史上最先产生的间谍就是情报间谍和内应。
由上可见，间谍的历史渊源久远，在人类历史上产生的较早的间谍是内应及情报间谍，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是促使间谍产生的条件，从西周之前的几次间谍活动看，人类用间水平也在逐渐的提高。
二、间谍活动先秦时期大量用
“间”集中在春秋战国时期，且以邦交中的间谍活动为主。春秋之前的间谍活动，目前可以知晓的只有上述两次。春秋战国在长达近550年的分裂局势中政治斗争严峻，礼崩乐坏，周天子天下共主尊位动摇，礼乐征伐出自诸侯、大夫，甚至陪臣，各诸侯国之间的政治斗争习以为常，争夺土地和人口的兼并战争频繁。分裂的天下局势使得邦国之间的交往与斗争难以预测，于是各国针对他国的军事、邦交活动大量使用间谍，进行军事侦察、邦交情报收集，促使这一时期成为我国古代间谍活动的高峰期。宋培英编译的《中国古代用间百例》一书，收录先秦时期的间谍活动达到54例之多，超过全书一半，足以说明春秋战国时期间谍活动的频繁及其对当时各个政权的重要影响。
可以说“整个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间谍活动数量之多、质量之高是之前的历史时期难以比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间谍活动在中国古代间谍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间谍受到各国重视于此可见一斑。
在当时大致出现了两类邦交间谍，其一是附于军事活动的间谍，主要任务是当军事上出现僵持时在政治上用间得以取胜，或是在国家危难时游说转安;其二是策士类的游说间谍，主要任务是对他国阴谋用间、离间上下关系及误导他国的邦交战略，以致关键时候决策错误，使自己的利益得到满足。
(一)附于军事的间谍附于军事的间谍，目的比较单一，对于被征伐的国家而言就是通过游说使本国能够转危为安，对于征伐国则主要是在邦交中用间取胜。
鲁闵公二年(前660年)冬十二月，狄人伐卫，卫史华龙滑与礼孔于此前被俘，二人谓狄人曰：“我，大(太)史也，实掌其祭。
不先，国不可得也。”[10]266事实上，从后来二人与卫国人一起出逃来看，二人只是假装投靠狄人为间谍，然而李兵兵认为这是春秋时期卿大夫充当间谍的事例，是误解了事实所致[11]12。鲁僖公三十年(前630年)，“晋、秦围郑，佚之孤言于郑伯曰：‘国危矣，若使烛之武间秦君，师必退。……许之，夜，缒而出。”[12]479在烛之武的游说下，秦国退兵，并留下杞子、逢孙、杨孙三大夫戍卫郑国。后来杞子在郑国做了秦国的间谍，并出卖郑国，“杞子自郑使告于秦曰：郑人使我掌其北门三管，若潜师以来，国可得也。‘”这就是《史记·晋世家》所载“郑人或卖其国于秦，秦缪公发兵往袭郑。”[13]1670鲁宣公十五年(前594年)楚人伐宋，九月不服，“夏五月，楚师将去宋……申叔时仆曰：筑室，反耕者，必听命。从之，宋人惧，使华元夜入楚师，登子反之床，起之。”[14]760-761最后华元游说子反与宋国结盟而退师30里，宋国得以转危为安。韩非在《说难》中记载：“郑武公欲伐胡，以其子妻胡。因问群臣曰：吾欲用兵，谁可伐者?大夫美其思曰：胡可。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国，子言伐之，何也?胡君闻之，以为郑亲己，不备。郑袭胡，破之。”
[15]266战国中后期乐毅伐齐，“唯独莒、即默未服，会燕昭王死，子立为燕惠王，惠王自为太子时不快于乐毅。
及即位，齐之田单间之，乃纵反间于燕，曰：齐城不下者两城耳。
然所以不早拔者，闻乐毅与燕新王有隙，欲连兵且留齐，南面而亡齐。……燕惠王固已疑乐毅，得齐反间，乃使骑劫代之。”[16]2428齐国因此避免了灭国之灾。
在秦楚长平之战时，“昭王用应侯之谋，纵反间卖赵”“赵王信秦之间。秦之间言曰：秦之所恶，独畏马服君赵奢之子赵括为将耳。赵王因以括为将，代廉颇。”[17]2426赵国长平之战失败导致40余万将士被坑杀，战国后期最能抗击秦军的力量因之丧失了，从此秦的统一步伐加快。
这几例邦交中的间谍事件都利用对方的心理弱势进行离间与麻痹，让对方打消心理顾虑或是产生猜忌之心。当时军事行动中也有事先派出间谍刺探情报的。
在《周礼·秋官·士师》中就有邦汋、邦贼、邦谍的记载，《左传》成公二年(前589年)还提到了“候正”这样一类人。
这说明在先秦时期的军队中有了比较专业的情报工作人员，但并非这类人从事的活动都属于军事间谍，其身份也有做邦交间谍的。当时各国在出兵之前事先派出的间谍也有作为内应的情况，如春秋时期“齐庄公使栾盈间入曲沃为内应，以兵随之。”
[18]1500从上面所举典型的用间看，附于军事的间谍，一般都抓住对方的心理弱点进行说服、挑拨离间，或是故意麻痹对方，危险并不很大，也不见得有多复杂。这一类邦交间谍活动，能够成功主要还是因为对方目光短浅，不能审时度势，导致在邦交中他国有机可乘，其误导游说得到采纳。在军事行动中间谍的情报工作在春秋战国时期也得到普遍的重视，而专门的军事情报人员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出现，其所从事的工作也有充当邦交间谍的。也许在恪守仁义之师为主的西周，军事间谍的作用并不突出，如春秋早期宋襄公还坚持“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的原则，这不能简单地说明宋襄公迂腐，而是传统观念影响较重以致不识时变、知义而不知宜。
(二)策士类的游说间谍春秋战国时期策士从事间谍活动习焉不察，绝大部分战国纵横家在邦国交往中都曾从事过离间或间谍活动。
春秋末年孔子为了鲁国的安宁曾使子贡游说齐、晋、吴、越，司马迁曾说：“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19]2201战国时期以纵横家为代表的策士们的间谍活动则主要是随着《六韬》《孙子兵法》《阴符》《鬼谷子》等书的流传而兴起的，很多士人为了追求显达而研究游说之术。
如张仪师从鬼谷子;苏秦初次游说失败，偶然发现《阴符》，刻苦钻研。
诚然，战国时期着名的策士如张仪、公孙衍、陈轸、苏秦、苏代、范雎等从事的就是游说活动，注重战略分析以此游说他国，为合纵连横而行走天下即多属于此类间谍活动。
这一时期活动于各国邦交中的策士们，一般不会隐藏其真实身份，都是凭借其有说服力的说辞而获得各国君主的支持，从而破坏他国邦交关系，为自己服务的国家争取利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任务都是直接性或单一性的，在一时一地的任务完成之后，他们的使命也就结束了[20]。
与此同时，在他们当中有的人也会尽量地收买间谍作为内应，帮助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