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士们一般都以夸大事实的欺骗性游说而得到君王的支持。以张仪、苏秦为代表的战国士人们在邦交中游说他国时故意夸大事实的严重性，然后以利诱导他国做出错误的邦交选择，这当然也可以看成是短期的间谍活动。如：张仪在游说时都是过分地夸大问题的严重性，并且一贯地进行欺骗活动。在从正反两方面分析一国所处的局势后往往能够得到其君主的信任。张仪在齐助楚国攻取了秦国曲沃后，出使楚国，欺骗楚王“大王苟能闭关绝齐，臣请使秦王献商于之地六百里。”结果楚齐绝交，“张仪反，秦使人使齐，齐、秦之交阴合。楚因使一将军受地于秦。张仪至，称病不朝。”
楚怀王恼羞成怒，伐秦失败而被俘。前322年张仪回到魏国游说并担任了魏相，骗取魏国一度事秦，并在此间泄露魏国军事情报给秦国，后遭各国怀疑被迫返回秦国;苏秦也长期游说骗齐，后更因间谍身份暴露被车裂于齐。邦交是基于国家利益而开展的，维护本国利益是当时各国邦交的核心原则。不可否认的是，以张仪、苏秦为代表的策士们对战国局势的深刻分析，的确具有审时度势的政治眼光，但在邦交中的欺骗性游说无疑是充当了间谍的角色。纵横家们朝秦暮楚地活动于各国之间，对邦交关系无疑是一种巨大的破坏，他们的游说使得各国的邦交战略变幻无常，唯利是图，这不仅不利于社会发展，反而加剧了礼崩乐坏的状况。
邦交中的间谍活动不是孤立的，战国时期也会用重金收买别国的势利小人以建立自己的间谍网络。
战国末年赵国的郭开被秦国重金收买，使得廉颇在长平之战后不能被重用，李牧受陷害而冤死。张仪在楚国用重金收买靳尚作为内应。范雎也曾携重金游说他国。
秦国在信陵君重新主政魏国之时进行离间，“秦王患之，乃行金万斤于魏，求晋鄙客，令毁公子于魏王：公子在外十年矣，今为魏将……公子亦因此时定南面而王，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数使反间，伪贺公子得立为魏王也。”[22]2384魏王见此情形乃以它人取代信陵君。春秋战国时期邦交中的间谍也有长期在别国充当卧底的。《左传》鲁僖公二十四年(前636年)卫人将伐刑，礼至曰：“不得其守，国不可得也。
我请昆弟仕焉。”[23]428于是礼至及其昆弟前往刑国做了间谍，并负责刑国的国城防卫，后一年(前635年)，“卫人伐刑，二礼从国子巡城，掖以赴外，杀之。”[24]430卫人因此灭了刑国。在《史记》中，司马迁把苏秦与张仪对立起来，但苏秦做间谍之事则大致不错，只是具体情节已经不清。司马迁记载：“苏秦与燕文公夫人私通，惧诛，乃说王使齐为反间，欲以乱齐。”[25]1555从《史记》的记载中我们知道苏秦确实做到了乱齐。
1976年整理出版的《战国纵横家书》使苏秦的事迹更被清晰地得以展示，从而澄清了《史记》记载的许多抵牾。根据对马王堆帛书的研究，可以知道苏秦的一生，主要是为燕昭王作反间，尽力地搞好齐燕的关系，使齐1。在他的信件和谈话中，可以看得很清楚，这是使燕国能得到胜利的主要关键[26]131-137，以致最后“苏秦被反间以死”[27]2277。再如郭开、靳尚虽为臣子，却已经充当了它国的间谍。当然，并非每一次间谍活动都能起到破坏作用，适得其反的间谍事件也不乏其例。战国末年，韩国朝夕难保，为削弱秦国东进，韩国“闻秦之好兴事，欲疲之，毋令东伐，乃使水工郑国间说秦……中作而觉，秦欲杀郑国。郑国曰：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为然。”[28]1408郑国渠的修建的确能够疲秦于一时，然助秦统一之利更甚!
综上，春秋战国时期邦交中的间谍并非专职间谍。在当时，策士们的国家观念并不很强，其间谍活动往往集伐交与用间于一身，除迫不得已的情况外，身份与任务往往是公开的[29]，这一类间谍活动对社会和历史的影响不可忽视。附于军事的间谍与策士们的游说间谍行为，冲击了自西周建立以来形成的礼制与社会理念。
邦国之间正常的礼仪交往因利益之争而变得难以窥测，平等、公开、礼制等观念更因间谍的出现与应用而被弃之不顾，甚至战国时期因合纵连横形成了尔虞我诈的邦交潜规则。在战国中后期的邦交中，大量地运用间谍对当时各国外交策略的影响不可低估，间谍也伴随着合纵连横、远交近攻的策略而在战国时期频繁地用于各国邦交之中，特别是秦国在战国后期的统一战争及离间他国君臣关系中多次成功用间，致使它国用人失误，从而加快了统一的步伐。秦国的邦交策略出现了与统一的历史趋势相符合的转变，其用间成功不可忽视。一国的邦交战略往往决定了其兴衰荣辱，获取他国的情报，邦交战略选择显得非常重要。
春秋后期及战国时期有文化的士阶层逐渐兴起，士人朝秦暮楚，一部分人充当了各国交往中的间谍，进行欺骗与游说，通过收买等方式建立间谍网络。而部分士人尔虞我诈的处世方式，全然不顾邦国关系原则，破坏了正常的邦国关系，加剧了邦国之间的不信任与上下相疑。
三、间谍理论
目前所知最早对用间进行总结的是殷末周初的太公姜尚。太公着有《六韬》一书，然而后人多有怀疑，姑且搁置成书争议，其中的《文伐》一篇提出了如何用间问题。细读此篇与其说是兵书，不如说是在邦交中如何对他国用间。《文伐》关于间谍的内容论述得比较详细，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重金收买他国左右近臣，建立间谍网络，如：“阴赂左右，得情甚深”“收其左右忠爱，阴示以利”“赂以重宝，因与之谋。谋而利之，利之必信，是谓重亲。重亲之积，必为我用”等;其二是利用内间离间其上下关系。如“塞人以道……阴内智士，使图其计”“养其乱臣迷之”“收其内，间其外”等[30]62-66。
从此可以看出《六韬·文伐》是比较重视内应这种间谍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用间策略，如重金收买宠臣、乱臣，利用智士离间等。此外，在《逸周书》中也有使用间谍的方法技巧，但从中看不出有间谍理论，内容也不系统，而且分散于各篇之中。《武纪解》云：“伐国有六时、五动、四顺。间其疏，薄其疑……”
即离间疏远他国关系，使其产生间隙;《大明武解》“十艺”之中有“间书”，即故意留下书(离间的证据)以离间行事;《文政解》记载“九慝”，其中“外有内通”[33]195，即收买他方人员作为帮助自己的内应。
从中可知，在《逸周书》里有关间谍的内容散乱简略，如“间其疏”只是作为伐国的一个条件，“间书”及“外有内通”也是单独出现的。因之《逸周书》的用间只是方法技巧，不具备清楚条理、严密系统，遑论间谍理论。
到春秋战国时期，动乱的局势既为间谍从事活动创造了绝好的机会，突出了间谍的重要性，也促进了间谍理论的系统总结与完善。成书于春秋末年的《孙子兵法》专门作有《用间》一篇讨论五类间谍及如何用间，是对之前间谍活动的理论总结及以后用间的指导，是系统总结间谍理论的书籍。
孙子《用间》一篇讨论如何用间，虽然只是为军事服务，但其内容对于各国邦交中使用间谍却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孙子兵法》中的《用间》篇对《六韬·文伐》有所继承和发展。在《用间》篇中孙武概括了五类间谍，即“用间有五：有因间，有内间，有反间，有死间，有生间。五间俱起，莫知其道，是谓神纪，人君之宝也。因间者，因其乡人而用之。内间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间者，因其敌间而用之。死间者，为诳事于外，令吾间知之，而传于敌间也。生间者，反报也。”[34]99-100自从孙武对五类间谍进行梳理概括后，各国更加重视间谍的作用，特别是内间在战国时期备受重视，无论其他几类间谍如何的实施，但总少不了内间的身影。《文伐》提出重金收买间谍的策略也为《用间》一篇继承，战国时期部分当政的士人也经常为了本国利益携重金出使它国，收买它国近臣作为内间获取信息及在必要时候帮助自己;或是破坏敌国的内外关系，使得上下猜疑，国家联盟瓦解，使其形势有利于本国的战略实施。
无论是《六韬·文伐》里的间谍，还是《孙子兵法·用间》里的间谍，内应这种间谍都引起了足够的重视，其作用是非常重大的。齐桓公得立就是因为高、国二氏做内应，“桓公之中钩，详(佯)死以误管仲，已而载温车中驰行，亦有高、国内应，故得先入立。”[35]1486郑武公夫人武姜因为生太子寤生时难产，在寤生(庄公)即位二十三年后，作为次子叔段的内应，发兵袭郑[36]1759。楚太子建遇谗奔宋，又避华氏之乱于郑，郑人善之，适晋以后为了与晋谋袭郑，作为晋国的内应返回郑国，后因郑人发现其为内间而被杀[37]1700。
此外，被他国收买的内部间谍也都属于内应。上述例子虽不都是邦国之间的间谍事件，也可说明内应的重要性，而反观《用间》一篇，因间、内间都可属于内应，反间、死间、生间当中也都有用内应的身影。可以说无内应则其他间谍不足于存在或是难于发挥重大的作用，内应成为五间的核心。
当时一些士人及国家鉴于间谍的危害，于是相应的防范间谍的思想与措施开始出现。如《尉缭子·原官》提出：“游说间谍无自入，正议之术也”，从这句话可以知晓一些策士的游说活动确实是被当成间谍行为的。各国之间也很重视防范它国间谍的进入，当时对间谍的防范甚至专门设有管理人员负责。在《周礼》卷三十中专门有“环人”，其职责之一就是“环四方之故，巡邦国，搏谍贼。”李学勤注疏“云巡邦国者，谓巡诸侯邦之内，有谍贼，搏则取之。言谍贼者，谓间伺此国之善恶，谍谍然传道之。言反间者，谓间伺反于彼言之也。此谍贼，即上军慝之类，彼据邦国，故异言之。”
可以说巡查邦国，只是防范间谍、维持秩序的一部分，其中既有军事的一面，也有查出隐藏在邦国内的间谍的另一面。此外，在当时若发现了别国间谍是要对之给予重处的，无论罪大与小，一律处以死刑。据《周礼》卷三十六记载：“掌戮掌斩杀贼谍而搏之”，注疏云：“谍，谓奸寇反间者。贼与谍，罪大者斩之，小者杀之。”《左传》宣公八年更明确地记载，“晋人获秦谍，杀诸绛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