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女子生活的开放性,不仅仅体现在婚前宽松的择偶和自由恋爱,也体现在婚后夫妻离异和女子再嫁等方面,以下是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唐代妇女生活开放性的论文范文,供大家阅读查看。
自从人类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以来,女性的社会地位一直比较地下,男尊女卑思想占主导地位。唐朝时,虽然女性依然处于从属地位,但大唐强盛的国力,繁荣的经济和自信包容的社会文化,为唐代妇女营造了一个宽松的生活环境,唐代妇女相对中国历史上其他朝代的女性,生活更为开放自由,多姿多彩。
一、唐代妇女生活开放性的主要体现
(一)开放大胆的婚恋观
1、未婚女性婚前大胆追求爱情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古代婚姻缔结的主要途径,但在唐代,很多未婚女性大胆主动追求爱情。相传宰相李林甫允许自己的女儿通过相对隐蔽的途径自己相看贵族子弟,遇到中意的人选可以选为夫婿。[1]据《太平广记》卷一百八十一“李翱女”条记载,元和十四年(819),卢储向中书舍人李翱,投寄自己所写的诗文,希望获得李翱肯定,得到推荐。卢储的文卷无意中被李翔的女儿看到了,她对自己的婢仆说:“这人肯定会成为状头。”
李翱听到后,即选卢储为婿。第二年,卢储果然以第一及第,并迎娶李翱之女为妻。另据《南部新书》丁卷记载,宰相郑畋之女因为欣赏罗隐之诗,有意嫁他为妻。但郑女在帘后窥见罗隐后,发现他容貌丑陋,爱慕之心顿熄。上述事例都是唐代女子婚前享受部分择偶自由,可以大胆追求爱情的明证。这种情况在唐代的传奇小说中也多有体现,如《李娃传》、《霍小玉传》和《莺莺传》等,故事主题都是年轻女性对爱情和婚姻的大胆追求。
事实上,唐代社会对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的相对包容,在法律上也是有所体现的。《唐律·户婚》规定:“诸卑幼在外,尊长后为定婚,而卑幼自娶婚已成者,婚如法。未成者,从尊长,违者杖一百。”也就是说,即便没有父母的认可,已经建立的婚姻关系,法律是予以认可的;只有未成婚而不尊从长者才算违律。毫无疑问,尊长的主婚权是受到保护和绝对确认的,但是难得的是,在卑幼无过错情况下,未定婚而在外自娶,是可以被认可为合法婚姻的,这样开明的律法条款,在封建社会非常可贵。
2、婚后离异与再嫁阻力较小
唐代女子生活的开放性,不仅仅体现在婚前宽松的择偶和自由恋爱,也体现在婚后夫妻离异和女子再嫁等方面。唐太宗贞观元年(627)颁诏规定:“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及妻丧达制之后,孀居服纪已除,并须申以媒媾,令其好合。若守志贞洁,并任其情,无劳抑以嫁娶”[2]。女子丧偶后,不管是再嫁还是守节,都是自由的,受到法律的保护。虽然这样的规定的初衷是因为隋末战乱导致的唐初人口太少,劳动力不足,影响了经济的发展,为了增加户口才作此规定。但这客观上为唐代女性的婚姻生活提供了一个比较宽松的社会环境。
夫妻无法相处,感情不合时,可以选择离异,对此唐律也有明确规定:“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夫妻义合,义绝则离”[3]。当时社会上对离婚和再嫁都有一种比较宽容的态度。大文豪韩愈的女儿先嫁李氏,后嫁樊氏;《太平广记》卷242也记载了一则离异实例,中丞郑昉之女,嫁于殿中侍御史李逢年为妻,婚后二人情志不合,选择离异。甚至有些夫妻在友好协议分手时,还会有美好的祝愿,如敦煌出土的唐代《放妻书》中就有这样的记述:“愿娘子相离之后,重梳蝉鬓,美扫娥眉,巧呈窈窕之姿,选聘高官之主。解怨释结,更莫相憎。一别两宽,各生欢喜”[4]。
有研究者统计,唐代公主再嫁者共25人,唐高祖女4人,唐太宗女6人,唐高宗女1人,唐中宗女3人,唐睿宗女2人,唐玄宗女8人,唐肃宗女1人,唐代公主的再嫁,也可说明当时社会对女子婚姻的宽容性。
3、部分女性贞洁观念淡薄,婚后私生活丰富
理学家朱熹曾说:“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以唐朝公主为例,有比较温婉知礼、贤良端庄的公主,如唐太宗之女襄城公主,唐宪宗之女岐阳公主,唐宣宗之女广德公主等。但也有唐太宗之女高阳公主,嫁于大唐名臣房玄龄之子房遗爱后,与僧辨机有私情。还有唐肃宗之女郜国公主,唐顺宗之女襄阳公主等,都生活放荡不堪。唐中宗女安乐公主,原嫁武崇训,并与武延秀有染,武崇训去世后,直接嫁给了武延秀[5]。更为著名的是女皇武则天在高宗去世后,与张易之、张昌宗和薛怀义等淫乱,甚至祸及朝政。唐中宗的皇后韦氏与武三思私通等等,婚外偷情之事在上层社会司空见惯。
(二)积极参政与干政也是唐代女子生活开放性的重要体现
唐代女子生活的开放性,还体现在上层贵族妇女对政治的参与。唐高祖李渊太原起兵时,其女平阳公主在户县招募军队积极响应,所带军队称娘子军。秦王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时,他的妻子长孙氏对将士们“亲慰勉之”;李世民登基后,长孙皇后虽不主动参政,但经常对其进行规谏,及时纠正其过失。唐高宗李治的妻子武则天更是女子参政的最高代表,甚至最后直接建立大周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皇帝。武则天主政时,太平公主已经开始参政,后又与李隆基一起谋划,平定韦氏之乱,此后权势极盛,宰相府七人中,有五人出于她的推荐。唐中宗之女安乐公主甚得中宗宠爱,当时很多大臣出于她的门下,她甚至会直接写好诏书请皇帝批准。
不仅皇帝的直系女性亲属有机会参政,很多有才华的女性也可以参与到政治决策中来。武则天称帝后,为了方便处理政务,选用了大量女侍从、女秘书,女官上官婉儿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则天时,婉儿忤旨当诛,则天惜其才不杀,但黥其面而已。自圣历以后,百司表奏,多令表决。中宗即位,又令专掌制命,深被信任。寻拜为昭容”[6]。
唐代不仅宫廷女性参政之风甚浓,普通官员的家眷也可以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她们的意见多可以得到男性亲属的认可。如武则天时期,来俊臣权势显赫,很得武则天重用,投靠依附来俊臣的官员很多,上林令侯敏就是其中之一。但是来俊臣最终被处决时,他的党羽都被流放岭南,侯敏却没有牵涉其中,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侯敏的妻子董氏曾对侯敏进言:“俊臣,国贼也,势不久。一朝事坏,奸党先遭,君可敬而远之”[7]。侯敏听从了妻子的建议,及早退出,得以幸免于难。
(三)唐代妇女生活开放性在其他方面的体现
1、开放大胆的妇女服饰
开放自信的唐文化,也孕育出了多姿多彩的妇女服饰。唐代妇女的襦裙服大胆袒露,展示女性曲线美。上襦大多比较短,领口也开得比较低,甚至可以直接把部分乳房袒露于外,不论是永泰公主墓等古墓壁画,还是“慢束罗裙半露胸”的诗句,都是对这种大胆着装的生动描绘。甚至唐时还流行一种散幅裙,用多幅纱绢遮蔽下体,却不缝合在一起,开放程度,让人咂舌。此外,胡服和男装也是唐代妇女服饰的重要组成。据《新唐书·五行志》记载:天宝初年,不论是名门贵族,还是乡野村姑,都很喜欢穿胡服,戴胡帽,来自异域的胡服普遍受到广大女性的青睐。唐时女着男装也极为突出,唐代女子爱着的男装样式为,头戴软脚幞头,身穿圆领或翻领缺袴袍,下穿小口裤,足登革靴或锦履。这样丰富多彩的装扮,不论是在前朝,还是在后代,都是不可想象的。不论是日常襦裙服的大胆袒露,还是女着男装、女着胡服的流行,都是唐代妇女生活开放性在服饰上的充分体现。
2、丰富多彩的社交和出游生活
唐宣宗女万寿公主未出嫁就可以到慈恩寺看戏[8],以及唐代杰出画家张萱所画《虢国夫人游春图》,都说明当时上层社会妇女,可以抛头露面,出入各种社交场合,参加丰富多彩的活动。上层女性的社交和出游,有时候还会受到一定的限制,普通妇女的出游更为广泛自由。据《开元天宝遗事》卷下载:“都人士女,每至正月半后,各乘车跨马,供帐于园圃,或郊野中,为探春之宴。”唐代节庆活动非常丰富,每遇重大庆典,城中都会修葺一新,供大家游观,男女不限。据《旧唐书·方伎传》记载,高宗朝道士叶法善“尝于东都设坛礁祭,城中士女竟往观之”。《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后集》卷5《吴彩莺》载唐文宗太和年间,“每岁至中秋上升日……时钟陵人万数,车马喧阗,士女栉比,连臂踏歌”。这些都是对唐代妇女外出活动的真实写照。
二、唐代妇女生生活开放性的原因探析
唐代妇女可以在婚恋、参政和日常生活各方面享有前朝后代女性都很难达到的自由和开放,绝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这种开放性背后是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
(一)唐朝国力的强盛营造的强国心态
唐朝的强大是毋庸置疑的,广袤的疆土,强盛的经济,为整个社会的开放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时的大唐,在各个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政治上四海归一、经济上繁荣发达,营造了唐人开放、宽容的心态。当时的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交往非常频繁,不同国家的商人、僧侣及学者不断来到中国,他们带来了异域文化、外来宗教,带来了各具特色的道德思想,经过相互碰撞、交融,形成了相对自由开放的新内容,触动了中国传统道德的准则,这一切都为唐代女性生活的开放性营造了良好的氛围和环境。
(二)北方少数民族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以来,北方少数民族不断南下,他们的风气改变着中原的许多传统观念。如在北方游牧民族的生产和生活中,不同与中原“男耕女织”“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和家庭分工,少数民族妇女能参与到社会劳动的各个方面,甚至很多时候女性可以在家庭中占主导地位。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治家篇》中这样形容北齐时邺下风俗:“邺下风俗,专以妇女持门户,争讼曲直,造情逢迎,车乘填街衢,绮罗盈府库,代子求官,为夫诉屈。”当时女子在家庭中的强势地位由此可见。
唐皇室祖先起自西陲,具有浓厚的胡族血统,唐太宗李世民的祖母、母亲和妻子都出身于鲜卑高门。李唐皇室的胡人血统使他们的各种观念,特别是对待女性和婚姻的态度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胡族的影响。唐太宗在杀死自己的政治敌人李建成后,曾经娶其妃,武则天在嫁给唐高宗以前是唐太宗的才人,而唐高宗与武则天的姐姐韩国夫人、韩国夫人的女儿魏国夫人先后有染,而杨贵妃嫁给唐玄宗之前,本是唐玄宗之子寿王的妻子。
正是魏晋南北朝以来北方民族不断南下,他们的风气改变着中原的许多传统观念,使得唐代妇女的精神风貌方面呈现出同前代迥然不同的崭新现象。她们力求冲破秦汉时代的封建伦理樊篱,尽情展现张扬的个性。
(三)儒家思想对唐代社会影响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