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在天灾人祸背景下，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生态，农民都没有安全的耕种环境，郊区型农业难以发展。最终，明清时期已经有所发展的京郊"郊区型农业"落得一个为了实现粮食自给的生存型农业的结果。这是战乱和掠夺导致的农业发展水平的倒退，也是近代以来中国普通民众倍受军阀、帝国主义折磨和欺凌的表现。

　　四、结语

　　本文以北平西北郊区典型村落为例，从耕地类型、资本、劳动力、土地所有情况和市场环境等方面对民国北平郊区农业做了梳理。笔者认为在明清城市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京郊某些农地的经营方式形成了典型的"郊区型农业".其一，城乡互动，互为依存。京郊的农产品商品化程度高，例如蔬菜、水稻、水果、花卉等直接供给城市。郊区农业所需肥料大多源自城市的排泄物、废弃物，是城乡生态循环的一部分。其二，土地利用的集约化。这是通过半自耕农的经营性农场来实现的。京郊的园田和水田均具有这种集约化经营的特点，即采用雇工经营，高投入高产出，是劳动、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其三，不在村地主。这是商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结果，城市在不断转变郊区农民的固有观念。其四，社会的开放性和流动性。一方面，农工的来源广泛，很多来自其他省份;另一方面，郊区农民子弟努力融入城市生活，力图摆脱农业劳作。

　　"郊区型农业"更具专业性质，有利于社会分工的发展，促进城乡良性互动。郊区的大农专注于农业生产，人工更被视为成本，因此他们更愿意享受工业化带来的福利。例如，随着食品加工业的发展，农民出售小麦而购入面粉的现象越来越多，"因为买洋面可以省人工，比较起来较自磨还便宜".[13](P74-75)生产的社会分工显然有利于城乡-工农的协调发展。

　　然而，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影响中国的民国期间，京郊的"郊区型农业"反而有回归自给自足农业的现象。因为，农业本身是投入大、产出慢的行业，没有长期稳定的发展环境便难以进步。第一，政治环境不稳定。北平国都地位不在，消费需求下降，郊区型农业的市场缩小。民国政府无暇致力于农田水利建设，即便有些社会团体所办之凿井、贷款等合作措施，也因战争中辍。日伪政府和内战时的国民政府，更是以服务战争为目的，不断搜刮农村资源，农业生态惨遭破坏。第二，经济环境不稳定。物价变动巨大，加大了实业投资风险，使得工商业难以吸收过剩农业人口，也很难投资于土地改良和技术革新。

　　货币贬值限制了农产品的商品化，在40年代"有价无市"成为普遍现象。第三，政治环境与经济环境不稳定加重了自然灾害的破坏力，郊区农业在粮荒的背景下退回到了力图自给自足的生存型农业。在民众趋于贫困的动乱年代，小自耕农和无地农民只有通过增加兼职的"勤劳革命"来维持生存，形成农民在城乡之间的"候鸟式"移动。城市的工商业不仅没有解决农村过剩劳动力的转移问题，反而造成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失。郊区农村时刻受到被城市吞噬的压力，形成了从乡到城的单向资源流动。

　　可见，政治稳定和城市经济发展是发展好郊区型农业的前提。一方面城市的消费需求是农业的市场，历史上京郊农业的发展即得益于明清北京城市的发展;另一方面城市工商业的发达能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农村家庭的城市化，而不是对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剥夺。第三，发达的城市经济和科技反哺农村，由工商业带动农业现代化。此外，农业自身也应该寻找自主性发展的出路。利用本地自然资源的优势，因地制宜地发展特色农业，抑制剪刀差。只有为郊区型农业各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市场环境和自然环境，才能形成城乡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