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一生事功学问所蕴含的巨大传统文化价值，却对中国近现代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下面是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曾国藩的树人育才教育思想与启迪的论文范文，欢迎阅读查看。
曾国藩(1811-1872,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县人，现为双峰县)为晚清时期的“中兴名臣”,当时被誉为“立德立功立言并三不朽”的完人。尽管对其政治评价目前仍有很大争议，甚至贬议更多，但是，其一生事功学问所蕴含的巨大传统文化价值，却对中国近现代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他的树人育才、识人用人之道，对中国近现代一大批军政人才培育的影响尤为巨大，至今仍有重大的启示意义与借鉴作用。本文拟对曾国藩的树人育才之道，作一初步探析。
一“、将相无种”,贵在“立志有恒”
曾国藩一生高度重视人才对国家治乱兴衰的重要性，曾多次明确指出：“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①“凡国之强，必须多得贤臣。凡家之强，必须多出贤子弟。”②而有贤能的人才是从哪里来的呢?曾国藩认为，人才既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命中注定的，而完全是来自人的后天刻苦学习与努力奋斗。他从自己的成长经历中深刻地体会到：“凡将相无种，圣贤豪杰亦无种，只要人肯立志，都可以做得到的。”③他为湘乡东臬书院题写的对联，再次表达了这一思想“:涟水湘山俱有灵，其秀气必钟英哲;圣贤豪杰都无种，在儒生自识指归。”④这种思想是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流行的“天命论”与“血统论”(如“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等)的公开否定。据史料所载，曾国藩原本天赋并不高，用梁启超的话说，曾氏在“并时诸贤中最称钝拙”,但“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千百险阻而不挫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则，贞之以恒，帅之以勤，英猛精进，艰苦卓绝”⑤。曾氏一生的成功，的确是得之于“立志有恒”.他正是把这一点看做是任何人想要成才成功的第一步。他说：“譬之树木，志之不立，本则拔矣。是知千言万语，莫先于立志矣。”⑥他在青年时代就以“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收获，但问耕耘”的箴言自勉，立志做一个“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⑦。为此，他立誓以“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⑧的决心“,彻底荡涤”自己的各种私欲杂念与缺点错误，并自改其名为“涤生”,即取“荡涤更生”之意。为了诸弟子侄们都能成才，曾国藩谆谆教导他们说：“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⑨他还说“: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有恒为主。”⑩“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望尔等于少壮时，即从有恒二字痛下工夫。”
曾国藩认为培育人才的根本要素，就是要“立志”“、有恒”,他上面提到的“第二要有识”,即知识与学问的积累也是“总以有恒为主”,可见他对“有恒”的高度重视。同时，他还提倡人才必须具有勤劳、谦谨、节俭、清廉、倔强、明白等多种美德。他曾专门刻“劳谦君子”印章一枚，赠给其九弟曾国荃，勉励他“宜刻刻勤劳，如农之力穑”.曾国荃正是在他的直接精心培育下，成为着名的湘军悍将，立下攻克天京之大功，位至巡抚、总督之职。曾国藩还反复教导曾国华、曾国荃诸弟说：“教训后辈子弟，总以‘勤苦’为体，‘谦逊’为用”,“谦者，骄之反也;勤者，佚之反也。‘骄奢淫佚’四字，惟首尾二字，尤宜切戒!至诸弟中外家居之法，则以‘考、宝、早、扫、书、蔬、鱼、猪’八字为本，千万勿忘!”
“家中无论老少男妇，总以习勤劳为第一义，谦谨为第二义。劳则不佚，谦则不傲，万善皆从此生矣。”
他在临终之前，还给其子纪泽、纪鸿留下这样的遗言“:习劳则神钦。凡人之情，莫不好逸而恶劳……人一日所着之衣所进之食，与一日所行之事所用之力相称，则旁人韪之，鬼神许之，以为彼自食其力。若农夫织妇终岁勤动，以成数石之粟数尺之布，而富贵之家终岁逸乐，不营一业，而食必珍羞，衣必锦绣，酣豢高眠，一呼百诺，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许也，其能久乎?”
这说明，曾氏主张的“勤劳”,已初步包含了“劳动者得食”,“不劳者不得食”,坚决反对“不劳而食”的社会寄生虫的思想。这虽是曾氏的家教思想，但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人才成长的第一环境，无疑也与整个社会人才的培育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是在曾国藩严格家教思想的长期培育下，曾氏家族不仅产生了像曾国荃这样能征善战的湘军名将，也产生了像曾纪泽这样扞卫国家主权的着名外交家，曾纪鸿这样的着名数学家，以及曾氏后人中的一批着名教育家、学者、教授等。
曾国藩还提倡人必须有倔强之气，“以明强为本”.他说“:吾家祖父教人，亦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
他还说：“至于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中庸》学、问、思、辨、行五者，其要归于愚必明，柔必强……凡事非气不举，非刚不济，即修身齐家，亦须以明强为本。”
他还对刚柔、强谦之道，作了这样颇有辩证法的发挥：“近来见得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刚非暴虐之谓也，强矫而已;柔非卑弱之谓也，谦退而已，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开创家业，则当强矫，守成安乐，则当谦退……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久。”
曾国藩虽然力倡“将相无种”,但并不是鼓励人们去专门追求功名富贵、升官发财，而主要是激励人们去“修德进业”.正如他自己所说：“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官[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这是因为他认识到：“盖儿子若贤，则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饭;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必且大玷家声。”
所以，他坚决主张：“吾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进德，则孝弟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今日进一分德，便算积了一升谷;明日修一分业，又算余了一文钱。德业并增，则家私日起。至于功名富贵，悉由命定，丝毫不能自主……尽其在我，听其在天……万不可稍生妄想。”
在这里，曾氏再次强调了“进德修业”的主观努力，追求的是人格的自我完善与学问的不断积累，而把能否取得“功名富贵”则付之于天，虽然这流露了他思想中仍残存着“天命观”,但却更强烈地反映了曾国藩“内圣外王”、“民胞物与”、“兼善天下”的政治抱负与理想追求。
二、用兵行政，以选拔人才为第一义
曾国藩作为湘军的最高统帅，无论是在创建湘军、训练水师之时，还是在后来升任总督、管理地方行政时，都高度重视人才的选择与任用。他在谈用兵之道时指出：“治军之道，总以能战为第一义。”怎样才能使军队能战呢?他进一步指出“:带勇之法，以体察人才为第一，整顿营规，讲求战法次之。”
可见，他是把人才的选拔与使用，放在用兵作战中第一重要的地位。当然，这主要是对高级指挥官而言的，曾国藩认为：“凡将才有四大端：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觇敌情，三曰临阵胆识，四曰营务整齐……第一、第二端不可求之于弁目散勇中，第三、第四端则末弁中亦未始无材也。”
这说明，第一、二两个条件，主要是对高级将领的要求;而第三、四两个条件，在具有实践经验的下级士兵中也有这方面的人才。这也反映出，曾国藩把选拔军事人才的范围扩大到广大士兵之中。所以，他进一步指出：“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由勉强磨炼而出耳。”
这就是在实践的锻炼中造就人才。他鼓励希望成才的广大士人与士兵说：“今士人皆思见用于世，而乏用世之具。诚能考信于载籍，问途于己经，苦思以求其通，躬行以试其效，勉之又勉，则识可渐进，才必渐充，才识足以济世，何患世莫己知哉?”
正是怀着这样的选才用人观，曾国藩在给九弟曾国荃的信中说“: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满意之选不可得，姑节取其次，以待徐徐教育可也。”
当时身经百战的曾国荃，已成为曾国藩嫡系湘军的主将，正在进行围攻太平天国首都---天京的战略决战时期，正是需要大批能战的帮手的时候，此时曾国藩告诫他要“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充分说明了曾国藩对大量提拔与使用军事人才的高度重视。他深知“金无赤足，人无完人”,所以如此劝告其弟。他还说“:人才以陶冶而成，不可眼孔太高，动谓无人可用。”
这不仅涉及到人才的选拔与使用问题，也涉及到人才的教育与培养问题。
曾国藩还从用兵治国的战略高度，提出了“树人立法”问题。他说：“一在树人，一在立法。有心人不以不能战胜攻取为耻，而以不能树人立法为耻。树人之道有二：一曰知人善任，一曰陶熔造就。”
可见，曾氏是把能否“树人立法”作为政治家与军事家的重要条件。“立法”主要是指制定法律、法规与营制、军规;“树人”主要指培育与选拔人才。而“树人”的主要原则，一是“知人善任”,二是“陶熔造就”,前者是讲人才的识别与任用，后者是讲人才的培养与造就。而人才的选拔与任用主要有以下三端：“曰访察，曰教化，曰督责。采访如鸷鸟猛兽之求食，如商贾之求财;访之既得，又辨其贤否，察其真伪。教者，诲人以善而导之，以其所不能也;化者，率之以躬，而使其相从于不自知也。督责者，商鞅立木之法，孙子斩美人之意，所谓千金在前，猛虎在后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