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史学强调历史的科学性，不仅欲将历史学建得更合理，还饱含要改造贫弱落后的中国，使之富强先进的愿望。陈黻宸于1904年编着的《京师大学堂中国史讲义》中说：“科学不兴，我国文明必无增进之一日。而欲兴科学，必自重史学始”，“无史学则一切科学不能成;无一切科学，则史学亦不能立。”

　　认为历史学是科学的观点较长时期里占了上风，而认为历史学是艺术或其他学问的学者则多是从学术角度来考虑的。梁启超的《新史学》则通过强调历史学是要通过发现人类进化的“公理公例”来认定其科学性，“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胡适倡导怀疑与批判的科学精神，主张研究历史应“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傅斯年主张按科学的要求建设中国现代史学，其领导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取得了安阳殷墟和城子崖等遗址的发掘，居延汉简和内阁大库明清档案的整理等可贵成绩。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一致肯定历史学的科学性，李大钊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发现了历史规律从而使历史学成为科学，但他并未将非马克思主义学者排斥在科学派之外。他曾撰文指出：“后世科学日进，史学界亦渐放曙光。厥后名贤迭起，如孔道西，如桑西门，如韦柯，如孔德，如马克思，皆以努力以求历史法则之发见为己任而终能有成，跻后起的历史学、社会学于科学之列，竟造成学术界一大伟业。”

　　并认为：“马克思所以主张以经济为中心考察社会的变革的原故，因为经济关系能如自然科学发见因果律。这样子遂把历史学提到科学的地位。”

　　这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理论原则。

　　中国当代学者何兆武也发现，倘不先认真厘清历史知识的性质，“就径直着手研究历史;那种历史知识就必然是盲目的而又混乱的，有如盲人摸象。那样的历史学就连所谓‘科学的’历史学都谈不到，更遑论‘人文的’历史学了”。如今，人们对史学的性质有了多元的认识，史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历史是科学的诠释学。

　　关于历史规律，梁启超认为是存在的，历史研究就应从纷纭复杂的社会现象中寻找其发展变化的规律，说明事实间的因果联系，“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里公例之所在，使后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于无疆也”。但他后来不再主张寻求“公理公例”，而是主张探析人类社会的“因果关系”，之后他又抛弃了对因果律的追求。“五四”前后，中国一些学者受西方相对主义、怀疑主义等思潮影响，开始怀疑、否认历史的规律性。梁漱溟受柏格森生命哲学的影响，认为人类社会是由一种称为“心”或“精神”的“意欲”决定着发展方向。何炳松认为社会演化的动因是人类内心的动机，“史家所见，皆非本真，盖仅心灵上之一种印象而已”。而人心又变幻莫测，故历史的发展终究是混乱而难寻规律的。

　　新史家在早期因急于学术救国，强调史学的实用性，力倡寻找历史规律，以作为国民资鉴，经此番探索后，对历史规律的认识亦随之改变。

　　马克思主义学者几乎都认可历史发展有规律。李大钊希望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改造旧史学，“于全般的历史事实的中间，寻求一个普遍的理法，以明事实与事实间的相互的影响与感应”。不过，马克思主义学派对规律的理解主要受苏联理论界影响，认为“历史科学的首要任务是要研究和揭示生产的规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的规律，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因此，早期有些马克思主义学者把“发现规律”和证明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当作历史研究的头等大事乃至唯一目的。郭沫若强调，中国和希腊罗马一样，对于马克思的那个“铁则”并不是例外。但黎澍认为，历史学如果把自己的任务只是归结为发现历史规律，实际上又很难达到，于是只好用历史事实去阐释马克思、恩格斯讲过的那些规律，而且理解和阐释得还未必准确。这样，历史学实际上失去了自己的科学追求。历史学的第一个任务，应当是先把历史事实考求清楚。

　　不过，不惧政治权威的学者愈来愈多，质疑我国史学界盲目追求规律的状况并未止歇。“一段时间里，我们的历史研究被局限于‘发现’和说明普遍历史规律，历史学家的作用只是证明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有效性。史学由此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注解。‘人'这个历史本来的主体完全消失了。人的活动，人与自然和社会的关系似乎统统都不重要了。对历史中人的因素的否定，导致了非人性化的史学”。中国史家对史学的规律性认识日益成熟，更多地重视并发现了“人”的丰富多彩的历史!

　　结语在反思传统史学弊端的基础上，中国史家仍保持中国史学无征不信的优良传统并借鉴西方近代史学理论方法，创建了自己的近代史学研究方法，筚路蓝缕，耕耘不辍，表达了自己的历史话语，成果丰硕。

　　王国维在甲骨文和金文、汉晋简牍和唐人写本以及商周史、汉唐史、西北史地和蒙古史等方面，都有精湛研究，其“二重证据法”至今被古史研究者奉为圭臬。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董作宾这“四堂”，令甲骨文和金文研究一时蔚为大观。

　　胡适提倡用近代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再造文明。游学甚广的陈寅恪特别重视新史料的发现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认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又倡导以诗文证史，开拓搜集史料的新途径;其研究领域非常广泛，在隋唐史、西域民族史、宗教史和古典文学等方面建树卓着。

　　陈垣在历史文献学、宗教史和中外关系史方面贡献突出，其《元也里可温教考》等论着，极具开拓性。顾颉刚所提“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对传统的古史系统产生极大冲击，有功于廓清远古历史的迷雾，他重视金石学和碑志学研究，并注意用民俗学和神话学材料来研究历史。他认为，西方史学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帮助中国学者完善其治史的方法，而并未完全取代以往的成就。徐中舒创造性地把王国维开创的“二重证据法”发展成为“多重证据法”，并在先秦史、古文字学等方面成绩斐然。

　　抗战期间，中国史学在艰难环境中茁壮成长，这一时期的史学着述，论质论量都比抗战前有显着提高，有吕思勉《先秦史》、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金毓黻《中国史学史》以及方豪《中外文化交通史》等，并涌现出一批造诣深厚的学者，如胡厚宣、齐思和、孙毓棠、周一良、贺昌群、岑仲勉、邓广铭、张荫麟、陈述、傅乐焕、吴晗、王崇武、郑天挺、白寿彝、谭其骧、史念海等。在那“国将不国”的峥嵘岁月，还出版了几部有较大影响的“国史”，如周谷城《中国通史》、钱穆《国史大纲》、柳诒徵《国史要义》等。

　　1949年后，中国历史研究以马克思主义史学为主流，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分期、农民战争等成为热点问题，有李亚农《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贺昌群《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尚钺《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生及演变的初步研究》、孙祚民《中国农民战争问题探索》等。热点之外亦成绩不俗，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黎澍《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戴逸《中国近代史稿》等均值得肯定。

　　1978年后，史学界经过拨乱反正，清理了“左”倾思想错误，突破了政治史、革命史的单线条式叙述，拓宽了研究领域，在经济史、民族史、思想史、地方史及文明探源等领域成果喜人。有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梁方仲的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资料汇编《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赵俪生《中国土地制度史》、江应梁主编《中国民族史》、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2010年版《四川通史》、段渝《酋邦与国家起源：

　　长江流域文明起源比较研究》等。中国古史界完成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专题研究。近现代史研究尤为活跃，研究领域大大拓展，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也比之前客观全面。较有代表性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近代史稿》，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夏东元《洋务运动史》，戚其章《甲午战争史》，汤志钧《戊戌变法史》，金冲及、胡绳武《辛亥革命史稿》，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章开沅、罗福惠主编《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2000)》等。

　　世界史研究方面，30多年来所取得的进展亦算可观。关于世界史整体、西欧封建制度、欧洲资产阶级革命、西方政治思想、国别史和世界现代化进程等问题，不少成果冲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有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马克垚《英国封建社会研究》、张芝联《法国历史》、高毅《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吴廷璆《日本史》、沈志华主编《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王立新《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等。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也在历经坎坷后走向成熟，代表性的有尹达主编《中国史学发展史》、何平《西方历史编纂学史》、王晴佳《西方的历史观念：从古希腊到现在》等。岁月流走一个半世纪，涌现过刘知几、章学诚等灿若群星的史学家的中国，从如饥似渴学习借鉴西方史学理论方法，到盲目排斥，又到再度吸取精髓，中国史学的复兴梦，在时代大变局的危机中，在战争与革命的动荡中，在“左”倾思想的干扰中，艰难而又执着地生长起来，它承载着历代史家对时世的认知感悟，融会了中西史学的传统与新法，在诸多领域建树卓着并得到海外汉学界的推重。至今，前辈的佳作仍令我们在掩卷之余含英咀华，回味隽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