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编辑在报社编辑部角色的异化，原本就备受指责和批评的新闻业专业主义雪上加霜，下面是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企业转型改制对新闻学意义的论文范文，供大家阅读参考。

　　摘 要：本文以美国媒介企业制度演进为例,说明其制度结构与运营方式的变化对报业的目标追求、新闻文化和编营分离传统等有着重要的关联。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报业企业由家族制演变为股份制、集中化和跨国化的超级媒介集团,使得媒介企业发展的动力机制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原先业主与专业人士之间的暂时权力平衡被打破,商业权力几乎成为媒介企业内部一家独大的支配性力量,新闻媒介的新闻自由与公器理念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新闻专业主义文化遭到进一步解构的威胁。

　　关键词：美国报业;家族制;超级传媒集团;新闻学意义

　　为什么要研究媒体集中化?因为“谁拥有媒体和拥有多少是至关重要的”,而“媒体集中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媒体有实力促进或阻碍政治的发展”。[1]这是吉利恩•多伊尔在《传媒所有权》一书解释。而康佩恩和戈梅里等人通过对几十年来发展轨迹的扫描,试图表明:“合作拥有的报纸和‘垄断性’的报纸,同家族所有的报纸没有什么区别,而且以某些标准衡量,前者会更优秀”;“一般来讲,没有证据表明,集团所有的报纸以一种与独立公司明显不同的方式来运营。”[2]

　　本文关注的不是媒介所有权变迁的实证研究,而是把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美国报业所发生的由家族企业到超级传媒集团这一转型作为观察对象,试图运用现代公司理论去分析媒介企业制度转型所导致的新闻学意义。

　　从家族公司到超级传媒集团:媒介环境动力学的重建

　　按照新闻史学家埃默里提供的说法:1965年,汤姆森报业公司和时报――镜报公司在北美率先开始对公众出售股票;1967年是甘乃特报团;1968年是纽约时报,1969年是奈特报团和里德集团。[3]随之,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出现了一股潮流,私人拥有的报业公司纷纷出售给了上市公司,其中部分原因是它们需要对新闻编辑室中的计算机系统进行投资,需要对升级换代的产品设备进行投资[4]。60年代末、70年代初,随着甘乃特、华盛顿邮报等报团陆续成为在股票市场公开上市的公共公司以及80年代以来媒介企业的空间化,“独立的、家族拥有的报纸已经成为例外――1987年,1670家日报仅有453家报纸还掌握在独立所有权手中,其他全部为146家报团所有。”[5]到了90年代,报业集团的兼并又出现了新的趋势[6]:一是按照地域关系并购报纸,形成报业的水平整合;二是跨越媒介界限,并购电视、广播、互联网、电影等各种媒介,形成媒介的垂直整合。特别是1996年《电信法》之后,跨媒介的兼并更为普遍。美国的报业所有权逐步实现了从家族企业到连锁企业再向跨媒介集团的转变,目前家族或单纯私人能够保住媒介公司控制权的已经寥寥可数(参见表一)。

　　由单一业主或家族所有的媒介公司转为投资者或股民所拥有的上市公司,随之而来的股票公开交易改变了美国媒介环境动力学:“先前,媒介公司只有两种公众:广告商和阅听人,而变为公众所有的公司还需要第三种公众:只关心公司股票涨落的投资者。”[7]这种变化是由由股份制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及其相应的内外治理结构所决定的。

　　按照钱德勒的定义,现代企业是指由一组支薪的中高层经理人员所管理的多单位企业。[8]其产生的背景在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和每个企业投资者人数的增加,投资者直接管理企业成为一种成本高昂的行为;同时由于个体之间存在着能力的差异,所有者或投资者未必是合格的企业家,因此从市场上选择一些善于经营的人代表投资者管理企业就是理性的选择,委托-代理关系由此产生,所有权和经营权实现分离。但是由于委托人(所有者)和代理人(经营者)是不同的利益主体,具有不同的效用函数,因此二者之间潜在地存在着激励不相容。而且代理人(经营者)拥有关于其自身知识、才能、掌握的机遇和努力程度等的私人信息,这都很难为委托人(所有者)所观察和监督,而理性的代理人(经营者)又具有偷懒和机会主义动机,因而在委托人(所有者)与代理人(经营者)相比处于信息劣势的情况下,必然有代理成本或激励问题的产生以及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而产生的所有者利益和经营者利益往往背道而驰的现象。企业的治理结构由此成为现代公司必须解决的问题。

　　为了解决现代公司中广泛存在的委托-代理问题,就必须设计一套相应的制度安排,使代理成本最小化,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这种制度安排就是所谓现代公司的治理结构。经济学家张维迎认为,公司治理结构(corporate governance)狭义地讲是指有关公司董事会的功能、结构、股东的权力等方面的制度安排,广义地讲是指有关公司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分配的一整套法律、文化和制度性安排,这些安排决定公司的目标,谁在什么状态下实施控制,如何控制,风险和收益如何在不同企业成员之间分配等这样一些问题。[9]在公司内部,董事会、经理层、监事会以及独立董事形成互相约束的权力和利益制衡机制,股东大会及其任命的董事会享有企业剩余索取权,经理层则拥有企业的决策控制权,以确保股东的利益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和实现;为弥补小股东监督企业运营积极性的不足以及防止少数大股东恶意操控企业损坏小股东的利益,股东还可以通过其他一些方式来影响企业经营者的行为[10]:“用脚投票”,即如果股东认为企业经营不善,他可以选择抛出股票,从而引起股价下跌;这样一来,其他潜在的股东就可以通过兼并、收购等方式来掌握企业的控制权,进而撤换不称职的经营者。另外,由于经理市场的存在,大量职业经理人对现职经营者形成无形的压力,因为如果他经营无方,其他经理人就会取而代之,实现所谓的“代理权竞争”,而一旦一个企业的经营者因经营不善而失业,他将很难再找到比以前更好的工作了,这也迫使他在任职期间努力工作。以上三种方式(用脚投票、兼并收购、代理权竞争)通常被称之为企业的“外部治理”。

　　客观上说,如赫斯特与普利策掀起新闻史上“黄色新闻”潮流所证明的一样,单一业主或家族控制的报业公司本身并不一定能够保证什么,其内部也可能存在着委托-代理问题和“代理权竞争”,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业主较为认同新闻自由的价值理念和媒介的社会责任。人们公认却又难以得到证实的判断是,在家族公司那里,“只要收入超过开支,一些报纸业主会奉献出利润最大化以寻求高质量的报道。他们重视‘第四等级’的传统以及与之相伴的权威和权力。”[11]这样,“在实践中,这意味着家族企业可以抵抗大部分公司经理每个季度都要扩大利润和进行改善股东利益的报道的压力,他们可以从长远来经营报纸。”[12]

　　上市公司却执行着“利润第一”的逻辑。巴格迪坎说:“遵照法律(以及企业道德),一家公司的董事必须依该公司的最高利益行事。在某些情况下,如果不这样做在美国还被认为是一种罪行。”[13]在上市公司的媒介企业中,因为“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这样两类治理结构的存在,股票市值成为投资者和媒介分析家关注的唯一焦点,公司管理者被迫把股票市值作为自身业绩和职业经理人身价的唯一指针,否则他们将被其他更为胆大、也更具市场眼光的管理者所取代,正如一位记者在分析甘乃特集团报纸发行人柯林斯的所作所为时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在于体制,在于华尔街,如果他们告诉他创造25%或30%(利润率),否则就让他去波特齐普西,他能做什么事?”[14]而且,利润增加可能进一步提升华尔街和股民的预期,形成一个既影响新闻企业又影响其它企业的循环,[15]此即股票升值后,投资者涌入;而要吸引投资者,股票就必须升值。这样,媒介企业的利润压力层层加码,形成一个只能升,不能降的怪圈。

　　可见,报业企业成为上市公司或上市公司的一部分之后,原先单一业主或家族业主对利润的克制的、有限度的追求被华尔街投机商的利欲熏心所取代,原先信奉专业伦理和责任意识的新闻主编和经营经理被充满市场表现欲望的职业经理人所取代,股民用“脚”投票的利润压力以及对“恶意收购”的谨慎防范迫使媒介公司的经营管理者不得不把商业主义的“唯利是图”作为传媒运作的主要动力,新闻生产的社会意义和价值被肢解和漠视,“投资者的评价标准是利润率而非公共服务水平,所以股权公开交易的公司就面临压力,要去制造更具有竞争力的产品以获取利润,反而将新闻品质弃置不顾”。[16]

　　商业文化取代新闻文化:编辑角色异化和新闻业“去专业化”

　　一般以为,媒介组织内部通常有两种文化或至少两种世界观在互相讨价还价:记者和编辑传统上把他们的角色视为报道和传递真理(或与之近似的理论);而业主、发行人、管理层寻求定位于商业,赚取相当大的利润。[17]但是,报业由家族公司转变成超级传媒集团以后,这种平衡关系被打破:商业文化主宰一切。由于超级传媒集团拥有报纸、广播、电视、网络、影院、广告、主题公园、出版、地产等诸多产品或服务,新闻部门不再成为媒介企业赢得受众注意力与广告商最重要或最为看重的部分,甚至在时代华纳、新闻集团、贝塔斯曼这样的媒介集团,新闻生产仅仅成为媒介公司业务中的一小部分,以致有人认为当今的新闻业“不再属于新闻业,而属于资讯业、娱乐业、讲故事的行业,或是越来越属于一个与读者互动的行业”,以至2000年12月,当甘乃特集团的主管们在波士顿媒体大会上面对股市分析师的时候,新闻这个字眼根本没有出现在他们的讲稿中。[18]商业文化的强大迫使新闻采编符合或迎合这种氛围,尤其是媒介的编辑角色发生了异化:

　　其一、MBA主导新闻部的编辑工作。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媒介公司开始聘请工商管理人才(MBA)进入媒体的各级管理部门,以控制财务,制定市场策略,进行媒介形象和产品促销,加强新闻部门市场流程的管理。有论者指出,“当代主编就像一位报纸发行人,将读者视为用户,为了增加市场份额,与广告和发行部的领导一起工作。”[19]这与以前的报纸主编往往由富有新闻采访经验、较为知名、在同行中享有职业声誉的记者中提升明显不同。刘勇在遍访美国大报时也发现,现代媒介的主管和业者,光是作为传统新闻行业的行家里手,已经远不能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他还必须是一个市场学专家,懂得市场营销策略,了解受众的媒介消费品味和特点,注重媒介产品的包装推广和娱乐性,能够把握商机并推动整个媒介内部共同为商业目标服务。[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