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广告主赞助的新闻。比如1981年,美国最大的烟草制造商和最大报纸广告商雷诺公司,为大多数报纸周一刊登的体育赛事结果提供赞助。编排方式是《骆驼计分榜》下登载成绩栏和统计数字,在版面两边是骆驼香烟图案和广告语以及警示语。《万宝路体育日历》也依次类推。“这种编排方式提出了关于新闻伦理以及报纸能否抵制广告商压力的严肃问题”。[41]全国广播公司(NBC)同意IBM对其新开办的有线节目“扫描”的内容享有最终裁决权,正是针对IBM同意为NBC在北美、亚洲、欧洲以及拉美的电视网络开发栏目作出的回报。[42]
其三、模糊新闻与广告之间的界限还明显表现在竞选广告上。这些竞选广告大多取自真实的素材,运用新闻报道的方式,来突显某个竞选主题或某个人物。如1990年圣弗朗西斯前市长戴恩•芬士顿竞选加州州长,广告中就引用了一段宣布前任犯罪的新闻简讯。这段简讯强调了她的竞选主题:从严与关怀。[43]
随着横亘在编辑部门与经营部门之间“墙”的模糊甚至消失,“在传统上一直是政治势力的平衡力或挑战者的传媒也越来越与对方特别是经济势力靠近。因疯狂追求广告收入,它们常常陷入依赖广告商的境地。因此,在某些情况下,从某一点上看,广告商也就成了不露面的所有者。这使印刷和广播媒体渐渐被剥夺了新闻报道的使命。”[44]比如在NBC,出现了公司要求新闻报道与娱乐节目相配合的现象。如果晚上黄金时间播放的是有关电影明星的电视剧,接下去的新闻节目就被要求采访有关本地区名人生活的新闻或采访电视剧中的演员。
结 语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报业企业由家族制演变为股份制、集中化和跨国化的超级媒介集团,使得媒介企业追求利润的动力机制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原先业主与专业人士之间的暂时权力平衡被打破,商业权力几乎成为媒介企业内部一家独大的支配性力量,新闻媒介的新闻自由与公器理念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新闻专业主义文化遭到进一步解构的威胁。正因为如此,有学者激愤地指出:“长期以来,媒介行业的控制和结构问题一直是美国政治辩论的禁区。所以,只要这种局面还维持不变,我们很难想象美国的媒介系统能够有实质性的改变。而且,如果没有媒介改革这个前提,要想让美国成为更平等、更高程度自治和更人道的社会,希望似乎变得很渺茫。”[45]
注释:
[1]吉利恩•多伊尔:《传媒所有权》,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2]本杰明•M•康佩恩、道格拉斯•戈梅里:《谁拥有媒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68页。
[3]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默里:《美国新闻史》,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619页。
[4]本杰明•M•康佩恩、道格拉斯•戈梅里:《谁拥有媒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68页。
[5]H. Eugene Goodwin, Groping For Ethics in Journalism(Iowa: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7),p.29.
[6]明安香:《美国:超级传媒帝国》,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98页。
[7]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默里:《美国新闻史》,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619页。
[8]小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页。
[9]张维迎:《产权、激励与公司治理》,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10]李振明:《关于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三个理论问题》,《决策代鉴》2001年第3期。
[11]Doug Underwood,When MBAs Rule the Newsroom(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5),p.53.
[12]伦纳德•小唐尼、罗伯特•G•凯泽:《美国人和他们的新闻》,沈阳: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第90页。
[13]本•巴格迪坎:《传播媒介的垄断》,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第20页。
[14]《美国人和他们的新闻》,第104页。
[15]Herbert J.Gans,Democracy and the New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 p.23.
[16]John H.Mcmanus,Market-Driven Journalism:Let the Citizen Beware?(California:Sage Publication,1994),p.202.
[17]H. Eugene Goodwin, Groping For Ethics in Journalism(Iowa: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7),p.28.
[18]吴惠连(William F.Woo):《美国新闻业纵论》,《美国研究》2002年第3期。
[19]罗伯特•G•皮卡德、杰弗里•H•布罗迪:《美国报纸产业》,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5页。
[20]刘勇:《大追寻:美国媒体前沿报告》,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2年版,第168页。
[21]Doug Underwood,When MBAs Rule the Newsroom(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5),p.16-17.
[22]《美国人和他们的新闻》,第110页。
[23]《美国报纸产业》,第146页。
[24]John H.Mcmanus,Market-Driven Journalism:Let the Citizen Bewae?(California:Sage Publication,1994),p.1.
[25]《美国报纸产业》,第147页。
[26]《美国报纸产业》,第147页。
[27]里查德•科恩:《新闻公司化与利润最大化》,《国际新闻界》2001年第2期。
[28]Elliot D.Cohen.Professionalization and Journalistic Education.in Elliot D.Cohen&Deni Elliott.ed.,Journalism Ethics: A Reference Handbook(Santa Barbara:ABC-CLIO,1997),p.97.
[29]Jeremy Tunstall,eds.,Media Occupations and Professoins: A Reader(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15.
[30]Jeremy Tunstall,eds.,Media Occupations and Professoins: A Reader(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 22.
[31]David H.Weaver&G.Cleveland Wilhoit.The American Journalist in the 1990s(New York:The Freedom Forum,1992).p.1-7.
[32]赵月枝:《公众利益、民主与欧美广播电视市场化》,《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年第2期。
[33]Herbert J.Gans,Democracy and the New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24.
[34]Herbert J.Gans,Deciding What’s News(New York:Random House.Inc.,1979),p.247.
[35]《美国报纸产业》,第145页。
[36]大卫•克罗图、威廉•霍伊尼斯:《运营媒体:在商业媒体与公共利益之间》,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7]唐绪军:《报业经济与报业经营》,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88页。
[38]Doug Underwood,When MBAs Rule the Newsroom(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5),p.16.
[39]辜晓进(2002),《走进美国大报》,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第255页。
[40]凯瑟琳•霍尔•贾米森、卡林•科洛斯•坎贝尔:《影响力的互动:新闻、广告、政治与大众媒介》,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97页。
[41]《影响力的互动:新闻、广告、政治与大众媒介》,第197页。
[42]爱德华•赫尔曼、罗伯特•麦克切斯尼:《全球媒体:全球资本主义的新传教士》,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9页。
[43]《影响力的互动:新闻、广告、政治与大众媒介》,第338页。
[44]洛特菲•马赫兹:《世界传媒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8年版,第155页。
[45]罗伯特•麦克切斯尼:《富媒体 穷民主》,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3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