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内有学者提出建立翻译学以来，国内翻译研究领域取得的进展是有目共睹的。不过，如果我们对现状作深入、客观的审视的话，就会发现我们的翻译理论界实际上正处于一种“生态失衡”的局面。具体而言，就是相当一段时间以来，在我国的翻译研究领域，西方译论似乎占据了较大的优势，大量西方翻译理论以各种形式被介绍进来，获得了比较明显的强势地位，成为了中国翻译研究领域的“主流意识形态”.相比之下，对我国传统译论的梳理、反思与研究却显得十分薄弱。笔者认为，中国译论与西方译论源自不同的文化土壤和思想体系，涉及不同的语言文字，有着不同的发展渊源和发展模式，因而体现出不同的地缘人文和地缘社会特色。两者并不互相排斥，而是互相具有启示意义。引进西方优秀的翻译理论固然是时代发展的要求，但与此同时，我们绝不应该忽视的，是要立足自身文化传统，重新审视我国丰富的传统译学资源。这是笔者撰写此文的初衷。本论文试图回答如下问题：中国传统译论的特质是什么?中国传统译论的特质有无文化与哲学上的根源?在今日的时代语境下，我们该如何对待中国传统译论?
2总论中国传统译论的特质
在讨论中国传统译论的特质之前，需要先回答一个问题：何谓中国传统译论?方梦之(2004:63)先生在其《译学辞典》中是这样定义传统译论的：“与现代译论相对存在的、不同历史时期流传下来的有关翻译的论述，包括对前人的译论有系统、有目的的整理和评论。”王宏印、刘士聪(2002:8)的看法是：“凡在中国现代译论产生以前，在中国学术领域内产生的关于翻译的一切理论，都属于广义的中国传统译论。典型的中国传统译论，乃是以中国传统文学、美学、文章学、文艺学、语言学为其理论基础和基本方法而形成的翻译理论。”张思洁(2007:56)则认为：“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盖指以中国传统哲学、美学、诗学、经学乃至书画等国学思想为其理论根基和基本方法而形成的一系列相互联系又有机结合的翻译研究命题;它上溯两汉佛经翻译评鉴，下迄明清‘西学’翻译感言，且延揽其后在学理上与国学思想一致、在学缘上与国学一脉相承的翻译理论。”笔者见到的对中国传统译论最新的界定来自孔祥立(2013:97)先生：“传统译论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学、哲学、诗学等基本理论和方法而产生的翻译理论，有别于以现代语言学、文艺学、哲学、美学等为根基的现代译论，更不同于西方译论。”综览这几名学者的观点，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中国传统译论有别于现代译论;二、中国传统译论有别于西方译论;三、中国传统译论有其自身的哲学、美学、文学等中国学术的渊源。
上述几名学者的定义基本给出了中国传统译论的总体轮廓。以下笔者尝试总结中国传统译论的主要特点：
(1)中国传统译论在论说方式上重直觉、重体认。中国译家在讨论翻译问题时，运用更多的是一种感性思维，其文字特色因而有着非常鲜明的直觉性特色，具体而言，就是不诉诸层层递进的逻辑推演和严谨细致的分析程序，而是以感悟、体会的方式直接面对事务的本质和内在规律，并用综合性的、生动的、笼统的语言表述之。无论是严复的“信、达、雅”,还是傅雷的“神似”,抑或是钱钟书的“化境”,都非常能体现中国传统译论的直觉性特征。何谓“信、达、雅”?何谓“神似”?何谓“化境”?如果是西方论者，一定会有长篇大套的分析和论证;而在中国翻译家那里，则不需要这一过程，因为他们的论述方式本身就不是抽象性的演绎，而是艺术化的、直觉性的，其意味要读者自己去体会、去捉摸、去感悟。
对于中国传统译论，有学者提出了这样的批评：“对于与翻译实践和译文质量价值判断直接相关的命题……周而复始，反复着墨;与此相反，对与实践关联性不强，包括翻译学的体系与构建，译学研究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等纯翻译学研究课题则不感兴趣，弃之一边。”(司显柱，2002:40)这段话，就其陈述的客观事实而言，说得并不错，但笔者并不同意这段话背后的价值倾向，因为这种量的、宽度的评论没有深入到中国传统译论的内在精神，没有认识到中国传统译论的着眼点和着力点本不在知识体系的构建，而只是论者对其所从事的翻译实践活动所能达到的境界的一种体认。这种体认不是一般现代理论所依靠的外在的理性解析和概念把握，而是一种从具体实践中的亲证亲悟，而正是这种“亲证亲悟”性，使得中国传统译论有别于一般的知识和学问，它既不是凭空的发明创造，也不是简单的在前人基础上的积累和发展。不能说傅雷先生提出了“神似”说，后人只要看到或研究了这个“神似”说，就自动达到了“神似”的境界。今日研究翻译者谁人不知“神似”?
然而一般研究者观念中的“神似”与傅雷先生所体认到的“神似”能否等量齐观?很多讨论“神似”的学术性文章，博采中西译学最新理论，洋洋洒洒，有理有据，其“理论性”似远超傅雷先生当年的几篇文字，然而我们能否说这些研究者对“神似”的认识已经超越了傅雷先生本人?恐怕不能。因为能否达到“神似”,能在多大程度上达到“神似”,并不是一个理论认识问题，而是翻译主体在具体翻译实践过程中的切实感悟。就这一点而言，可以说每一个翻译主体对翻译境界的体认过程，都是一种重复，因为如果翻译者没有亲身的翻译实践，他/她就不可能对自身的翻译能力及所能达到的翻译境界有切实的体会。在这方面实在谈不上有什么捷径，而前人的经验和总结最多只能是一种启发、一种对照、一种验证。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我们认为，中国传统译论中大量的重复性言论有其合理性，这种文字上的重复只是说明他们在翻译境界的体认上所走的历程的近似，而这种近似正是翻译实践的本质特征所在。这些看似重复的、琐碎的、零散的言语背后，往往是译者苦心孤诣、经年累月的实践与付出。
(2)中国传统译论在理论脉络上是具体的、纵向的。这里，所谓“具体的、纵向的”是指在中国传统译论中，论者有一个无须申明的共识，即针对翻译的讨论理所当然就是讨论如何翻译。在这一共识下，论者在前人已有理论的基础上，从自身的角度和经验出发提出新的观点和主张，使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不断丰富和深化。考察中国传统译论，我们是可以比较清晰地发现这一特点的。如果我们将眼光投向西方译论，就会发现西方论者同中国论者在这一点上有着非常明显的不同，他们更倾向于为讨论的问题设定一个比较清楚的范畴，并不断地开发新的具有相关性的范畴和领域。举个简单的例子，中国译者很少就“翻译”究竟为何指进行说明和讨论，而西方译者则在讨论之前先要确定“翻译”(transla-tion)的界域，即“翻译”是指翻译结果、翻译过程还是其他。此外，西方论者固然同样非常关心如何翻译这一问题，古往今来无数译者和翻译理论家也都对这一问题发表过看法，但综合而言，西方传统译论所探讨的范围较之中国传统译论要宽泛很多，远不限于“如何翻译”这一题目。如果对西方译论的这一特点进行概括的话，那就是它呈现出一种非常明显的外延性和宽广性形态，迥异于中国传统译论。
(3)中国传统译论在总体形态结构上零散而不成体系。上述两个特点也决定了中国传统译论很难形成一个体系。罗新璋(1984)在其编著的论文集《翻译论集》的序言“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中，提出了“按本---求信---神似---化境”的体系说，认为看似不成体系、散乱驳杂的中国传统翻译理论有其内在的发展脉络，是以这四个概念或范畴为核心的一个相互关联、渐次发展的整体。王秉钦(2004)在其《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中，列举了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发展史的标志性十大学说①，并认为这十大学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有着共同的历史渊源，是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主轴。笔者认为，既然译论的作者谈论的都是翻译，则他们的话题自然互相关联，而后人也可以依据一定的标准找出这些言论内在的逻辑性，梳理出一定的脉络，从而构建出一定的体系。但是就这些译论作者本身而言，由于他们的观点绝大多数都是一种对翻译境界体认式的感发，而不是针对翻译现象进行的系统性思考，也不是在梳理、总结前人理论基础上的进一步推进，因此他们的文字多是独立成篇的，在形态上十分零散、琐碎，谈不上有什么理论体系。
3中国传统译论特征的哲学渊源
中国传统译论并不是孤立发展的一个理论领域，而是有其哲学和文化上的根源，是依托后者而衍生、发展出来的。针对有着几千年发展历史的传统中国哲学的特色，旅美哲人陈荣捷(Wing-tsitChan)认为“一言以蔽之……可以说是人文主义”(Chan,1963:3).说中国传统哲学是人文主义的，是说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人”身上，其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人”的问题。冯友兰(2000:7)先生从另外一个角度对此进行了阐述：“中国哲学家多未有以知识之自身为自有其好，故不为知识而求知识。
不但不为知识而求知识也，即直接能为人增进幸福之知识，中国哲学家亦只愿实行之以增进人之幸福，而不愿空言讨论之，所谓‘吾欲托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名也'.”中国传统哲学在论说方式上有着非常明显的主体性和实践性特色，强调人的感觉和悟性。一些外国学者同样观察到了中西哲学与文化的区别。如耶鲁大学教授诺思罗普(Northrop)曾将东西方文化思维一用“直觉的”(intuitive)、一用“设定的”(postulative)来加以区别，可谓深刻而精当。他具体分析到：“此前曾有人说，东方人关心的是事物的性质中能够立即加以理解的因素，而西方人则主要专注于学说上设定的因素。然而，更确切地说，东方人是用直觉来使用来自概念的学说，而西方人则倾向于通过设定来从概念中构建学说。”(Northrop,1946:448)西方论者对其论说对象总是采取一种理智的了解的态度，他们不仅喜欢用概念去思考，而且会从概念本身衍生出概念，其抽象分析和思考也由此层层推衍，似无穷尽。反观中国论者，则多不从概念出发，而是将自己的感受直接连通到所感对象，以期对之有一个通体的感受和觉摄，中间较少夹杂抽象的印象和概念。具体到翻译理论，我们发现中国的译家和学者(当代除外)都是直接讨论翻译本身，很少有人在翻译实践之外或之上展开抽象的思考，或将翻译同其他领域连通，从而引伸出更多的理论话题和探索领域。这种直接连通所感对象、通体感受的论说只能是实践的，即只能在论说者有过长时间的实践摸索之后才能有感而发。这也能解释为何中国不少译家和学者都主张只有亲身实践过的翻译者才有资格谈论翻译。如《英汉大词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