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传统译论论说方式的肯定和守护还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前文说过，中国传统译论是同翻译实践紧密结合的。这种饱受当代学者批评、被认为是“对翻译实践的没完没了的技术分析和肤浅的价值判断”(Wang,2000:40)的文字看上去的确不那么“理论”和“学术”,但因为这种文字直接来源于实践，没有相当的翻译训练和经验是写不出来的，这无形中就是对译者的一种驱策。传统译论背后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重视实践、不尚空谈的传统，这一点，我们考诸历史，就会看得十分清楚。恐怕所有人都必须承认，中国历史上几次大的翻译运动发生时，并没有时下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翻译理论，但历朝历代的翻译家留给我们的翻译精品不计其数，至今仍是我们重要的文化资粮。不妨试想一下：如果当年的佛经译家们整日钻营各种名目的翻译理论，他们还会给我们留下卷帙浩繁、文字优美、内容博大精深的佛经文学吗?反观今日，理应成为翻译主力军的高校外文和翻译教师在时风的驱使下，不得不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对各种翻译理论的研究中，并以发表、出版达到一定“理论水准”、“学术含量”的文章、著作为最高追求，而自身的外文、翻译技能和实践则无暇多顾。这种局面不改变，中国的翻译事业令人忧虑。

　　成中英(1991:296)先生有感于中国学术界的现状，说过这样一番话：“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西方哲学的激荡下，往往容易陷入无所适从、进退失据的境地，不是把传统贬斥为明日黄花，已无所用于世;就是既未经深思熟虑，又缺乏适当的扩展视野，便盲目地致力于维护传统。”成先生这番话完全适用于今日国内的翻译理论界。笔者认为，在如何对待传统译论这一问题上，我们固不可妄自尊大，固步自封，但也不必妄自菲薄，在外来文化面前抬不起头。

　　须知，如果我们没有自己的根基，对自身传统的价值和特色缺乏信心，我们就很容易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迷失方向，成为盲目的追随者。当然，我们也绝对不应该成为文化保守主义者，拒绝同外部的文化系统进行交流和碰撞。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在承认并保守自身文化精神和价值的基础上，以开放、积极、平等的心态同其他文化系统进行交流，取长补短，互通有无，从而不断延伸自身的理论空间和理论视野，不断丰富自身的理论内涵，形成不同文化系统的良性互动，在翻译理论这一平台上构建人类不同文化精神的共通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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