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陆谷孙先生就说过：“若无100万字的翻译经验者，免谈翻译研究。”(何刚强，2005:3)不仅如此，许多有名的译论一直以来广为流传、受到业界普遍认可，其原因往往不在它们说理多么透彻、逻辑多么严谨，而是论说者的语言有很高的艺术性，能够将翻译的道理圆熟、婉转地描述出来。读者透过这种艺术性的语言，能够感受到论说者对翻译的实践有着精深的把握和穿透性的理解，而如果读者本身是翻译实践者的话，他/她即能够对这些文字产生一种共鸣。与此对照，西方论者则更多地透出一种学术气，他们追求的是将道理说清楚，而且论述的过程一定要严谨，符合逻辑，层层推进。

　　牟宗三先生曾用“理性之运用表现(functionalpresentation)”和“理性之架构表现(constructivepresentation)”来概括中西哲学的不同。在他看来：

　　“中国人喜讲情理或事理，是活的，所讲的都在人情中;理是与情或事混融在一起的。所讲的是如此，而从能讲方面说，则其理性也是混融的，不破裂的，所以其表现是运用的表现，不讲那干枯的抽象的理性。”(牟宗三，2010:47)中国哲学的这种“运用表现”的特质反映在翻译理论方面，就是中国传统译论从来没有从如何翻译这一问题岔出去，讨论其他同翻译相关的问题。它基本上就是围绕翻译的实践问题不厌其烦、周而复始地讨论，因而呈现出一种内联性、纵深性的发展形态。在中国学者看来，翻译理论的目的就是解决实际的翻译问题，舍此无他。这一特点，即使在当代也还在相当大程度上存在着。

　　如上个世纪末我国翻译界曾对是否需要引进西方翻译理论有过较为热烈的争论，持否定意见者大有人在，其理由就是“西方译论抽象难懂，且研究的大都是印欧语言之间的转换关系，与中国的翻译实践相距甚远”.(郭建中，2002:128)此外，中国人自古即重视人和自然的统一和谐，认为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有其生命和价值，且在源头上同人的生命是一体的，因此，中国哲人的论述亦呈现出一种综合的精神。西方则不同，他们最初关心的是自然，因而采取的是一种客观的、超越的态度，人和自然是一种二元分立的状态，二者之间始终有一种张力，表现在学术研究上，就是一种客观的、扩张的、分门别类的精神。唐君毅先生曾用“重文化之类别”与“重文化之统”来概括中西哲学与文化的区别，他认为：

　　“中国文化精神中一往超越之精神不显，抽象的分析概念之理性活动不著，个体性之自由意志之观念不强，而学术文化之分门别类、主义派别之多，亦不如西洋。西洋学术文化之重分门别类与主义派别之多，皆西方人分析概念之精神之表现，并所以使个人之特殊的性情、气质，得以自见于社会文化世界者……此分类之精神，在社会则显为阶级之对立、职业之对峙，在文化则成各种类之文化领域、主义、派别。然在中国，则……重各类学术文化之精神之融合，而以具体之人物或人格之成就、民族文化之延续为目标。”(2005:12-13)中西哲学的这一不同在中西译论领域同样表现得十分明显。传统中国译论没有发展出西方那样严整的学术体系，除了较为笼统的“直译派”和“意译派”,也没有形成复杂的派系。反观西方，虽然在现代以前也没有形成泾渭分明的诸如“语言学派”、“文艺学派”之类的划分，但论者讨论的视角和范围却一直有着十分明显的类别区分。比如美国翻译研究学者勒菲弗尔(AndréLefevere)所编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ASourcebook(Routledge,1992)一书，收录了从公元前106年到1931年西方众多有关翻译研究的重要文献，可谓西方传统译论有代表性的一本资料汇编，其所选文章按主题分为七类，分别为：意识形态的影响、赞助人的作用、诗学、论域、翻译与语言发展和教育、翻译技巧、中心文本与中心文化。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西方译论自古即有较为明显的领域划分。顺带缀上一笔的是，西方译论的这一特点在现当代表现得更为明显：西方的现当代翻译研究可谓派系林立、名目众多，而且还处在不断分化和创新的过程之中。究其原因，都是缘于西方哲学与思想“重文化分类”的特质。

　　4我们该如何看待中国传统译论

　　对中国传统译论的讨论文章近些年频现各种语言和翻译类学术期刊，梳理其中观点，可以发现两种基本上对立的态度。一种认为我们应当珍惜、呵护中国传统译论，并使其成为构建中国当代翻译理论体系的重要或主要资源。如王宏印、刘士聪(2002:8)认为学界应对传统译论“进行科学而有效的现代诠释，使其顺利地朝着中国翻译学的理论体系和现代形态这一理想转化”.孔祥立(2013:111)认为对于传统译论，我们应该“尽量减少批判其不足，而是多去发掘其长处;不要弃之不顾，而要努力继承与发扬”.张佩瑶(2008:5)认为：“知识体系的构建，不能没有历史这根栋梁;知识体系要完整，必须包含对传统的认识;历史与传统应该互相观照、合二为一。能够这样，一个知识体系更会流露出独特的个性、一定的自信与自豪，以及明确的文化身份。”

　　张女士还认为传统译论有益于国家整体文化实力的提升：“传统译论不但有助于本土翻译学响应时代需求，即软实力的构建这种需求，同时还有助于本土翻译学响应无论是反西方中心主义思潮带来的学术及文化需求，还是西方一般知识分子因中国崛起而对阅读中国所产生的浓厚兴趣。”(同上：6)与上述学者的观点不同，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中国传统译论存在着严重的局限和不足。如有的学者认为：“根植于中国实用主义价值取向学术研究传统，尤其是语言学研究’小学‘土壤上的中国传统译论，只注重翻译理论的指导作用，不注重理论的认识功用，从而把一门具有丰富内涵、综合性学科特征的翻译研究简约到对翻译技巧的’旬月踯躅‘和翻译标准探讨上的翻来复去，这不仅不利于翻译研究的健康发展，而且囿于研究视角的单一和对翻译本质认识上的狭隘，即使对这两个命题的探索，理论上，鲜有突破、缺乏创新、停滞不前;应用价值上，也未能如传统译论者期待的那样给翻译实践提供真正意义上的指导。”(司显柱，2002:40)更有学者担心，如果我国翻译界走不出传统译论的范畴，“仍然局限于应用研究，关键词仍然是’对等‘、’忠实‘之类……中国翻译研究系统只能在世界翻译研究多元系统中占据边缘位置”(张南峰，2001:66).

　　笔者认为，关于对中国传统译论的定位的争论今后还会继续下去。这是好事，因为只有在公开、自由的辩论中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和认识传统译论，才能更清楚地看清中国翻译理论今后发展的方向。在此，笔者不揣谫陋，也想谈谈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中国传统译论的发展形态，就其主流而言，有其民族的、文化的根源，也可以说有其历史必然性。与西方翻译理论相较，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具有更加明显的人文主义色彩，其理论脉络是纵向的、深度的，而不是像西方译论那样表现出横向的、广度的学术形态。

　　从这一意义上讲，对二者进行简单类比并得出谁先进谁落后的结论也许并不妥当，正如我们不能对中医与西医或国画与西洋画孰优孰劣作出简单判断是一个道理。因为中国翻译理论同西方翻译理论并不是在一个坐标系上发展的，二者本身就缺少共同的判断标准。它们代表了两种非常不同的思想体系和思维方式，反映了不同民族在各自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不同的人文心态和文化面貌。须知语言、历史、文化以及社会风习等都不是僵死的、外在的客观事物，而是生生不息的民族生命和精神的表现。对中国传统译论的态度，说到底是民族文化的传承问题和对文化自我的认识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够顺风而转、随势而趋，只根据客观外在的事实为价值标准。

　　我们理应珍视、守护我们的传统，让内具于中国传统译论的中华民族独特的人文精神不断传承下去。同时，我们还需要认识到，中国传统译论所折射出的人文精神和人文价值在本质上同西方翻译理论所折射出的科学精神、科学价值并不是彼此冲突、彼此不容的，而是可以互相借鉴、互相补充、互相完善。

　　我们在守护文化自我的同时，也需要以开放的心态参与同世界同行的对话、交流，以人之长补己之短。就表述方式和理论形态而言，中国传统译论同现代翻译理论相比，严重缺少理论的系统性和形式化的演绎方式，需要改变。具体而言，中国传统译论需要从“圆而神”的内容式、体认式形态扩至“方以智”的外延式、概念式形态，从“如何译”的规约形态扩至“何为译”的描写形态，也即以宽度的、横向的发展充实、开阔原有的范畴和内容。对传统译论中涉及的理论命题，我们需要从理论构建的高度重新加以梳理和提炼加工，运用现代演绎方式进行理论阐释或形态转换，使其具有当代译论条理明晰，逻辑性、抽象性强的特点。

　　5余论

　　吕俊(2014:1)在谈到目前我国译学研究的困境与出路时，指出：“在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译学研究陷入了一种迷茫状态，犹如一条失去主河道的河流，向四下漫溢，既看不到主流，也看不到流向。”他认为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在于中国译学研究的“跟风”现象：“我国的译学研究……不是从译学内部发展规律上下功夫，总是图方便地看看邻家在干些什么，也不管这些事与译学究竟有怎样的关系，反正我们也没闲着……我们的研究者缺乏学科的独立意识和学术的自主性。”(同上：2)对于吕俊指出的中国译学研究的现状，笔者深有同感。至于其背后的原因，我们还可以从另外的角度进行思考。在笔者看来，中国译学研究的深层次问题，在于我们过快地、全局性地倒向了西方的学术研究范式，认为只有西方那种概念式的、分析式的、抽象性强的研究才算得上学术，才有理论的分量，而中国传统译论则“徒有理论之虚名而无其实，只是经验的堆砌而已”(转引自谢天振，2004:10).近些年，在国内的语言和翻译类学术刊物上，传统译论那种兴发式的、感悟式的、即事显理的文字几乎已经绝迹。同国内主流意见相反，笔者认为这绝非中国译学发展的福音。否定、排斥中国传统译论，即是否定、排斥我们的文化传统和思维传统。一民族有一民族之擅长。就哲学而言，西方哲学自古希腊以来，几乎每一哲学家都穷极思辨，其著作界说严整、论证细密、析理繁复，因此凡以西方哲学的标准去衡量中国古代的思想著作如《论语》、《道德经》者，无不觉其粗疏简陋、不成系统。但如果换个角度，我们也可说西方哲学著作缺少中国思想作品中那种灵动、隽永、超逸的文学和艺术旨趣。上述哲学上的区别同样反映在中西两大译学传统之中。我们今日对自身文化传统的批判和指摘很大程度上缘于当今世界西方拥有主导话语权，因此我们认为一切学术标准也应该向西方看齐。这是很让人遗憾的。放弃传统、一边倒地去从事总体上我们并不擅长的概念式分析和抽象的、外延式的理论研究是时下中国译学研究陷入困境的最根本原因。这类似于要中国人放弃米饭炒菜而去天天吃牛排土豆---消化不良是必然的。笔者并非反对中国学者去从事西方式的学术研究---不但不反对，而且认为我们必须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但我反对一窝蜂地全面倒向西方式的研究而放弃我们自己的传统。中国学者中自然不乏精于西方学者那种外延式的、宽度的抽象理论研究者，正如中国人中也有人喜欢甚至适应吃牛排土豆一样，但这种人毕竟是少数。我们自然应该给这少部分学者提供充分的舞台和空间，让他们发挥自己的能量，使中国译学研究同西方学者同步，双方保持良性互动。但同时，我们不应该一切以西方为标准，轻视乃至全然放弃我们自己的传统。传统译论中那种主体感悟式的充满灵性和文学趣味的论说方式应该继续有其存在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