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笔记中语音现象方面的资料非常丰富，既有作者对语音现象主观认识的直接阐述，也有作者在叙述某一事件而无意记录下的语音信息;在内容上有宋代通语和方音的特征描述及相互比较，有民族语和外国语的对音记录，还有反应宋代时音谐音现象的记载等。这些语音资料虽然大多零散，但足可体现出宋人对语音的认识，同时对我们研究和了解宋代语言特别是宋代汉语语音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宋人的正音观
1.正音观念强，对标准音有清晰认识
正音，指合于规范的标准语音，即共同语语音。先秦时期已产生指称标准语的雅言、通语和凡语等称呼。《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郑玄注：“读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后义全。”何晏《论语集解》亦注：“雅言，正言也。”宋代社会经济、文化高度繁荣，亦把标准语音直称为正音。据《宋会要辑略》：“窃念达麻等化外，不谙天朝礼仪，全藉纲首陈惟安递年兴贩本番，译语至熟，正音两通。”(见《宋会要辑略·蕃夷四》“占城”条引《中兴礼书》)文中译语与正音相对，前者指需翻译的语言，后者即汉语标准语音。宋代各地汉语方音差别很大，受传统正音观念的影响，宋人也有自己的标准语音。宋人关于标准音的看法，在宋代笔记中有诸多记载。北宋名臣寇准和丁谓就标准音问题进行过讨论，据宋和平时所载：
(1)寇莱公与丁晋公同在政事堂。一日，论天下语音何处为正。莱公言：“西洛人得天下之中。”丁曰：“不然，四方皆有方言，惟读书人然后为正。”(和平时《谈选》，引自《说郛》)
寇准认为语音最正的是西洛(即洛阳),因为洛阳地理位置处于“天下之中”.而丁谓认为每个地方的方音都不足称为标准音，读书人所用读书音才堪称标准音。二人的观点看似分歧，然折衷即可得出北宋的标准音，即洛阳读书音。这正与汉魏晋以来贯以洛阳地区语音为共同语标准音的看法一致。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共以帝王都邑，参校方俗，考核古今，为之折衷。榷而量之，独金陵与洛下耳。”洛下即洛阳。《世说新语》中谢安作“洛生咏”,刘峻注引宋明帝文章志云：“安能作洛下书生咏。”此“洛下书生咏”即洛阳读书音，此读书音与汴洛地区语音当有差距，可能类似于今普通话和北京话之差别。
北宋灭亡，开封、洛阳一带被金国占据，南宋偏安一隅，以临安为政治中心。但大多数人仍推洛阳音为标准音。陈鹄和陆游分别说：
(2)乡音是处不同，唯京都天朝得其正。(陈鹄《耆旧续闻》卷七)
(3)中原惟洛阳得天下之中，语音最正。(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六)
陈鹄所谓“京都天朝”是指北宋都城开封，而并非当时政治中心杭州。他认为开封地区的语音纯正。陆游认为洛阳“语音最正”,洛阳和开封相差不远，语音相近(周祖谟，1966),两地语音可合称汴洛音。陈、陆皆为南宋人，特别是陆游，出生于两宋交替之际，不太可能生活在当时已属金国的洛阳，所以他们关于标准音的看法应属客观。尽管陆游认为洛阳音最正，但也认为并非无可挑剔：
(4)(洛阳音)谓弦为玄，谓玄为弦，谓犬为遣，谓遣为犬之类，亦自不少。(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六)
弦和玄，犬和遣，于《广韵》中皆有开合口区别，而在洛阳音中却属于同音字，且此类例子“亦自不少”,可见作为标准音的洛阳音在读书人心中也并非毫无指摘之处。
2.从不同方面审视语音的雅俗
雅俗，作为一组评价性概念，在传统文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宋代社会通俗文化繁荣发展，雅俗观念深入人心。从王灼《碧鸡漫志》中所谓“或问雅郑所分。曰中正则雅，多哇则郑。”到《宋史·袁豹传》所述“豹善言雅俗，每商较古今，兼以诵咏，听者忘疲。”可以看出宋人关于雅俗的审美形态和受众范围。所谓中正则雅，雅则中正。关于语音雅俗，宋人也有自己的看法。《宋景文公笔记》记载：
(5)古今语无雅俗，惟世之罕道者似雅，如古以大为大(音如舟拖之拖),则言大雅、大夫、大阅、大举类，不及今人言大(徒带反)之雅。古以车(音居)为车(昌遮反),汉以来乃言车(居),俗语则曰车(昌遮反),则今语为雅。(宋祁《宋景文公笔记》卷上)
古今语，又称“古雅之别语”,指残留在当时方言中的古语或古方言词。从所举的例子看，宋祁所谓的古今语是更多指语音方面。宋氏认为某些残留下来的古读与时音相比无所谓雅正或粗俗，只是世人罕用的读音看似更雅正。如例中所举“车”字，宋氏以上古念“昌遮反”,汉代后发展出另一读音“居”,但在宋代日常使用更多的读音仍是“昌遮反”,所以宋氏认为今读“居”音更为中正。
宋祁从古今语角度阐述了语音的雅俗。而南宋赵彦卫则从地域角度阐述自己对语音雅俗的看法。如：
(6)且四方之音不同，国、墨、北、惑字，北人呼作谷、木、卜、斛，南方则小转为唇音。北人近于俗，南人近于雅。若以四声切之，则北人之字可切，而南人于四声中，俱无是字矣。(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十四)
按，赵彦卫生活于两宋交替，虽为开封人(周祖谟，1966),但却出生于建康(今南京)(陶绍清，2006),他所说的语音现象也并不局限于南宋疆域，其所谓北人乃是中原人，即汴洛、河东等地区的人。赵氏认为“四方之音不同”,但却能就南北方音进行大致比较，并认为“北人近于俗，南人近于雅”.不过他所谓的雅俗并非简单指北人说话语音粗俗，南人雅正。赵氏所举例子“国、墨、北、惑”于《广韵》中皆属德韵(-?k),“谷、木、卜、斛”皆属屋韵(-uk)。德韵读入屋韵，这也许是当时北音的特点。而南音“小转为唇音”,根据所举四字声母分属见、帮两系，不太可能指声母全变为唇音，应同样针对韵母而言，指韵母主元音的圆唇化，具体音值已不得而知。因此其“北俗南雅”的看法，乃是基于南北两系语音发展的偏正而言。赵氏成长于南方，认为南音发展更趋于纯正。
二、宋人的时音观
1.反对拘泥旧韵，重视实际语音
随着语音的时代演变，隋唐时期与口语音系大致相符的韵书，到宋代与实际语音产生了很大脱节。宋初虽屡次制定和颁行韵书，特别是不断对诗赋用韵进行规范，但终究不能摆脱传统正音观念的束缚和《切韵》系列韵书的影响，官韵范本《礼部韵略》亦是如此。《礼部韵略》与当时实际语音之间差距之大，以至引起不少文人们的不满。据罗大经记载：
(7)杨诚斋云：“今之《礼部韵》，乃是限制士子程文，不许出韵，因难以见其工耳。至于吟咏情性，当以《国风》、《离骚》为法，又奚《礼部韵》之拘哉!”魏鹤山亦云：“除科举之外，闲赋之诗，不必一一以韵为较，盖今所较者，特《礼部韵》耳，此只是魏晋以来之韵，隋唐以来之法。若据古音，则今麻马等韵元无之，歌字韵与之字韵通，豪字韵与萧字韵通，言之及此，方是经雅。”(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六)
罗大经引用杨诚斋、魏鹤山等学者的观点，发泄了对《韵略》收音不符且用韵严格的不满。这种反对拘泥旧韵，重视实际语音的时音观是当时大多数文人所持有的看法。宋代学者不仅对《礼部韵略》收字方面的缺陷进行批评，还对它的分韵进行批评。最严厉的当属洪迈，他在笔记中如此阐述：
(8)《礼部韵略》所分字，有绝不近人情者，如东之与冬，清之与青，至于隔韵不通用。而为四声切韵之学者，必强立说，然终为非是。如撰字至列于上去三韵中，仍义训不一。(洪迈《容斋五笔》卷八)
正因为《礼部韵略》的种种缺陷，宋代学者在对《韵略》提出批评的同时，也不断对该韵书进行修订、增补。两宋修补《韵略》的着作很多，但大多亡佚(据李子君考察统计，名目尚存的有孙谔等增补本《礼部韵略》、黄启宗《补礼部韵略》、杨朴《礼部韵括遗》、毛晃父子《增修互注礼部韵略》、《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杨伯岩《九经补韵》等)。
2.强调音随时变，探寻古今音关系
虽然早在汉代已有学者注意汉语语音的时代差异，然一直未从根本上意识到语音的系统演变，更多把古今音异当成个别现象。为解决古诗文中的押韵不协调现象，古人提出“协韵”、“合韵”等概念，宋朱熹称之为“叶音”.这些概念是为了解决押韵协调而临时改变读音的方法，缺乏考证，研究结果也不符合客观性和规律性，并不能算作古音学研究。
由于吴棫等学者的努力，古音研究在南宋得以蓬勃发展。与北宋相比，南宋学者已在心中根植下“韵有古今”的概念，然后从早期文献特别是《易经》《诗经》等先秦韵文去探究古音，即以经证经，这当然都是受吴棫古音说影响。例如南宋洪迈根据文献进一步考证《学林》《叶韵补注》等着作中关于某些字古音的说法，据《容斋随笔》记载：
(9)王观国彦宾、吴棫材老，有《学林》及《叶韵补注》、《毛诗音》，二书皆云：“《诗》、《易》、《太玄》凡用庆字，皆与阳字韵叶，盖羌字也。引萧该《汉书音义》，庆音羌。”又曰：“《汉书》亦有作羌者，班固《幽通赋》‘庆未得其云已',《文选》作羌，而他未有明证。”予按《扬雄传》所载《反离骚》：“庆夭顦而丧荣。”注云：“庆，辞也，读与羌同。”最为切据。(洪迈《容斋随笔》卷七)
王观国博学多才，所着《学林》，“专以辨别字体、字义、字音为主，自六经、史、汉，旁及诸书，凡注疏笺释之家，莫不胪其异同”[1].其中也有很多考证某字古音读的内容，如“翰猷”“羮”“霓”“陬”等条目。王氏善于引用古代大量韵文材料，考证出某字的古读。然洪迈、王观国等学者对古音的阐释，大多只停留个别字目上，还没有根据古代韵文资料系统深入考察古今韵分合关系。“在《诗经》古韵研究上，明确地提出’古之本声‘说者是项安世。”[2]
(10)凡《诗》中“东”字皆协“蒸”字韵，“南”字皆协“侵”字韵……其所通韵，皆有定音，非泛然杂用而无别者，于此可见古人呼字，其声之高下，与今不同。……而世之儒生，独以今《礼部韵略》不许通用，而遂以为诗人用韵，皆泛滥无准，而不信其为自然之本声也，不亦陋乎。(项安世《项氏家说》卷四)
项氏能完全认识到“古人呼字，其声之高下，与今不同”,正是其积极审视历时音变的结果。也因此项氏不仅提出了字本声的概念和考求古音的方法，而且在古韵分部上也有研究。据项氏记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