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诗》韵皆用古音，不可胜举，今择众音之聚者，举之以为例：“采苓采苓，首阳之巅。人之为言，苟亦无信。”此青字、先字、真字，三韵之聚为一者也。……通乎此十四例，则凡三百六篇之音，皆可以类推矣。(项安世《项氏家说》卷四)

　　按，项氏认为《诗经》在先秦都能用古音押韵，并以此将《诗经》中分属不同韵部的韵字(用今音说法)合并为一韵。例如《采苓》一诗，虽然它的韵脚苓、巅、信等字，在宋代分部属于青韵、先韵、真韵(以《广韵》言之),但由于它们用在同一首诗中押韵，所以项氏把它们“三韵之聚为一者”.

　　3.尊重古音旧读，纠正俗音误读

　　语言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语音也在一直处于变化之中。由于某些特殊原因，一些汉字保留着较为早期的读音，即在某些义项上沿用了古音。而一些专有名词，如国名、地名和人名等，是按照当时语音进行音译的，后人对这些译音不按照本读音去念，而是仍按照其历史的旧读音去念。宋代笔记中记载了不少这些特殊名词的读音，如《示儿编》引《学林新编》载：

　　(12)《学林新编》云：’蕃夷名号有他音不读作本字，故可汗(音榼寒),阏支(音烟支),谷蠡(音禄棃)……凡此皆为它音书亦不载者。‘《通鉴释文》：’敦煌(音屯皇),康居(下音渠),月氏(下音支),于寘(与阗同),乐浪(音洛郎),浩舋(音诰门)。‘梁武帝普通六年，万俟丑奴，音墨棋，虏复姓，丑奴其名。(孙奕《示儿编》卷二十一)

　　这些传统旧读与现代使用的一般音读并存，形成多音字。对于这些古音旧读，如果不了解其历史来源，极可能造成“误读”:

　　(13)至如胪传鸿胪之胪，音庐，而俗读音卢。颍川、颍考甫皆音永，而俗读音郢。璟玉、璟明之璟，音烱，而俗读音景，若此类皆非有假借音也，俗误读之耳。(王观国《学林》卷十)

　　按，胪俗读音卢，属于形声字的误读。形声字包括形旁和声旁，形旁与该字意义有关，而声旁则提示该字读音。形声字占据汉字大多数，虽然声旁可以提示汉字读音，但随着语音演变汉字的读音也在变化，许多声旁已经无法准确表示其所构成汉字的读音。如例中颍字，当时俗音误读作郢。颍，《广韵》余顷切，《集韵》庾顷切，以母清韵合口字;永，《广韵》《集韵》皆为于憬切，影母庚韵合口字;郢，《广韵》以整切，《集韵》以井切，以母清韵开口字。颍、永虽然一为以母清韵，一为影母庚韵，但当时以影、清庚都已经分别合流，所以两字为同音字。而颍、郢有开合口的区别，读音不同。随着“俗读”的发展，到明代《洪武正韵》颍、郢为同音字，同为庾顷切。璟被俗读音景，也是混淆开合呼的区别。

　　三、宋人的方音观

　　1.方言的概念宽泛，指称范围广泛

　　“方言”一词出现得很早，就文献记载而言最先见于东汉末年应邵的着作。晋葛洪《抱朴子·钧世》：“古书之多隐，未必昔人故欲难晓，或世异语变，或方言不同。”唐皇甫冉《同诸公有怀绝句》：“移家南渡久，童稚解方言。”均指汉语的地方变体。宋人所指方言，并非仅指汉语方言，也包括其它语言在内，范围广泛。有指称汉语的某地方变体即汉语方言，如：

　　(14)荆土方言谓父为爹，故云。(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

　　(15)余至延州，人至今谓虎豹为“程”,盖言“虫”也。方言如此，抑亦旧俗也。(沈括《梦溪笔谈》卷三)

　　按，荆土方言是指宋代荆州一带的汉语方言。沈括所指的方言，是延州(治今陕西延安)一带汉语方言。有指称民族语的，如：

　　(16)方言，古人有之。乃若广西之蒌语，如称官为沟主……(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四)

　　按，鲁国尧先生(1992)认为，《岭外代答》中所说的“方言”既指当时少数民族的蒌语，也指广西的汉语。还有指称外国语的，如：

　　(17)阇婆国方言谓真珠为没爹虾啰。(庞元英《文昌杂录》卷一)

　　(18)(鸡林)方言天曰汉木奈，日曰姮，月曰契，(原注：黒隘切)云曰屈林。(孙穆《鸡林类事》)

　　按，阇婆国故地在今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鸡林即当时宋代对朝鲜的称呼。例中所说“方言”,并非指汉语方言，而是外国语。从宋代笔记中可看出，宋人所指称的方言范围非常广泛，我们可以将宋人所指称的方言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方言仅指汉语方言，而广义的方言不仅包括汉语方言，同时可以指民族语和外国语。

　　2.方音区域称谓更具体，描写更详细

　　关于宋代方言区划，缺乏相关的历史文献记载，也没有像扬雄《方言》一类的方言学专着可供参考。但宋代笔记中有不少关于方音的记载，它们对于方音的记述间接反映出宋代汉语方言区划的事实。如：

　　(19)杨安国，胶东经生也。……一日侍仁宗，讲至“一箪食，一瓢饮”,安国操东音曰：“颜回甚穷，但有一箩粟米饭，一葫芦浆水。”(魏泰《东轩笔录》卷九)

　　(20)一岁，潭州试僧童经，一试官举经头一句曰：“三千大千时谷山”,一闽童接诵辍不通，因操南音上请曰：“上覆试官，不知下头有世界耶?没世界耶?”群官大笑。(释文莹《湘山野录》卷中)

　　例中的“东音”“南音”并非某种方音的具体称谓，而是相对于中原标准音所在的汴洛地区为中心各个方向方音的泛称。宋人在具体指称某地方言时仍会根据传统或按照地域的方式称呼该方音，如齐音、吴音等。这些方音与正音形成对比，引起文人学者们的格外注意，因此在笔记等着作中被着意加以描述。如：

　　(21)《经典释文》如熊安生辈，本河朔人，反切多用北人音;陆德明，吴人，多从吴音;郑康成，齐人，多从东音。如“璧有肉好”,肉音揉者，北人音也。“金作赎刑”,赎音树者，亦北人音也。至今河朔人谓肉为揉、谓赎为树。如打字音丁梗反，罢字音部买反，皆吴音也。如疡医“祝药劀杀之齐”,祝音咒，郑康成改为注，此齐鲁人音也，至今齐谓注为咒。官名中尚书本秦官，尚音上，谓之尚书者，秦人音也，至今秦人谓尚为常。(沈括《补笔谈》卷一)

　　由沈括记载可知，河朔人、齐鲁人、吴人、秦人方音分别被称为北人音、东音、吴音和秦人音。但这些称呼并非固定不变。宋代笔记中关于各地方音称谓的记载极为丰富。我们将宋代笔记中有关宋代各地方音称呼的资料搜集梳理进行简单地汇总，如下表：

　　从宋代笔记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的汉语方音除了作为雅音基础方音的汴洛音外，主要有齐音、吴音、闽音、楚语、蜀音、秦音等多种。然而宋代汉语方音到底有多少种，由于缺乏文献记载无从知晓。除了对汉语方音的称谓记述外，宋代学者对某地的语言种类结构能达到非常细致的描写。据南宋地理学家周去非记载：

　　(22)钦民有五种;一曰土人，自昔骆越种类也。居于村落，容貌鄙野，以唇舌杂为音声，殊不可晓，谓之蒌语。二曰北人，语言平易，而杂以南音。本西北流民，自五代之乱，占籍于钦者也。三曰俚人，史称俚獠者是也。此种自蛮峒出居，专事妖怪，若禽兽然，语音尤不可晓。四曰射耕人，本福建人，射地而耕也。子孙尽闽音。五曰蜑人，以舟为室，浮海而生，语似福、广，杂以广东、西之音。蜑别有记。(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三)

　　周氏把“钦民”的语言种类进行了非常详细的描述，这是宋以前未曾有过的。宋人对这些方音名称及其特点的详细描述，不仅是宋代经济中心南移和民族融合的结果，更是宋人重视语音现象和语音规范意识的表现。

　　3.方言存在巨大差异，成因多样化

　　原始汉语形成之初，也形成了原始汉语方言[3]5.因此汉语自古就有方言，今天的方言正是古代方言各自独立发展而又相互渗透和影响的结果。先秦时期的人们已经注意到汉语方言的地域差异并记录下来，这在当时的文献中时有展现，如《孟子》中所述“楚大夫之子齐语”一事可看出齐楚两国所使汉语方言差异之大，形同外语。直至宋代，我们还可通过文人笔记看到时人对方言差异的看法，如：

　　(23)方言，古人有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四)

　　(24)古人但随声取协，方言又多不同。至沈约以来，方有四声之拘耳，然亦正不必牵强也。(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一)

　　(25)南北语音之异，至于不能相通，故器物花木之属，虽人所常用，固有不识者。(洪迈《容斋四笔》卷九)

　　储泰松先生(2011)认为，唐代汉语方言以秦岭一淮河为分界线大致分为南北两大片，其地理差别已从前代的东西差异转变为南北差异。且南北方音的差别加大，而北方内部的方音差异缩小[4]122.而我们从洪迈的叙述中也发现南宋时期南北语音差距也很大，“至于不能相通”,这与今天的南北方音状况基本一致。

　　除了对方言差异的描述外，在宋代笔记中还可以看到一些关于汉语方言形成或来源的看法，如：

　　(26)《楚辞》言“些”,沈存中谓梵语“萨缚诃”三合之音，此非是。不知梵语何缘得通荆楚之间?此正方言各系其山川风气所然，安可以义考哉。(叶梦得《岩下放言》卷上)

　　(27)《小雅·庭燎》诗“言观其旗”,《左传》“龙尾伏辰，取虢之旗”,然则此“旗”当为“芹”音耳。关中人言清浊之“清”,不改“清”字;丹青之“青”,则为“萋”音……不知“旗”,本是“芹”音，亦周人语转，如“青”之言“萋”也，五方言若是者多。(陈鹄《耆旧续闻》卷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