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科构建的意义上说，文革文学对于当代文学的意义在于，它是学科建构中无法绕开的一段历史，以下是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当代文学史写作中的文革文学的论文范文，供大家阅读参考。

　　摘要:随着多向度研究视角的衍化,“文革文学”的研究趋势不断趋向“历史化、现象化”, 探究视线从叙述性话语向思想性反思沉潜,其独异的学科研究品格不断被提及并进一步强化,从而得以构筑自身的学科话语体系。

　　关键词:文革文学 叙述 历史化

　　“文革文学”(包括“十七年文学”)已日益成为学界关心的话题。有论者认为这是90年代以来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文学史意识觉醒”的一个标志。尤其是近几年来关于“文革文学”的研究出现了“历史化、现象化”的总体趋势,而这一“趋势”背后正深刻意味着我们如何在对当代文学的新的观照中重建当代人的历史观和世界观。这才是评说的意义所在。如福柯所言:“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时代,而是讲述话语的时代。”

　　文学史在“写作”的层面上是一种“叙述”,而所有的叙述,都有一种隐蔽的目的在引导。对文革“破坏性”和“残酷性”的叙述,成为打倒“四人帮”后的“主流话语”。正如戴锦华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权威结论这一历史定位,“无疑以充分的异质性,将‘文革’时代定位为中国社会‘正常肌体’上似可以彻底剔除的‘癌变’,从而维护了政权、体制在话语层面的完整与延续,避免了反思质疑‘文革’所引发的政治危机;但完成一次深刻的社会转型所必需的意识形态合法化论证过程,却必须以清算‘文革’为肇始。”[1]而考虑到“文革十年”的政治生活为文学留下的印记,只要进入这个领域,就无法将“文革文学”从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剥离出来,这使得人们心头的疑云日渐升起:这时期是否存在文学?有没有进入文学史的价值?甚至更为极端的做法,在检讨这一时期政治运动同时,就像泼婴儿的洗澡水,连婴儿也一起倒掉了。为此20 世纪80年代的文学史叙述中,被贴上“公式化”、“概念化”、“政治化”标签的“文革文学”,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而将其屏蔽在“历史”――“文学史”的大门之外 。对“文革文学”的“屏蔽与盲视”似乎成了80年代文学史叙述的“规律”。许多学者以“新时期文学”“接续”了中断了数十年的五四文学传统,重新建立了以“五四文学”为“元话语”,以强调个人和人性的启蒙话语为依据,而将“文革文学”作为“他者”排斥在“当代文学史的叙述”外。这一文学史叙述一方面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新时期文学”与政治同样具有高度的“共谋”关系;另一方面,将“新时期文学”与“文革文学”进行鲜明的“断裂”处理,仍是延续一种非好即坏、将问题简单化、庸俗化的思路,根本谈不上研究的客观与深入。

　　事实上,这种文学史的叙述方式只是一个更为宏大的以二元对立方式建构的有关“启蒙”与“救亡”、“个人”与“民族国家”、“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历史叙事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十七年”与“文革”的文学史叙事以“救亡”、“民族国家”、“政治”为主体,否定了“启蒙”、“个人”、“文学”的意义,“新时期”的文学史作则以“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为他者,建构了以“启蒙”、“个人”、“文学”为主体的“新时期文学”。尽管两种文学史观的结论不同,但其背后的思维方式却是如出一辙,仍旧是沿用“二元对立”的方式来对“二元对立”进行“反思”,无疑陷入了这样的历史反讽,我们还是固执地在以反思的名义拒绝反思。无疑这样的文学史叙述是有着很大的局限与弱点,因为它是以一种先在的价值立场与偏见的评说代替学术化和客观化的科学分析。

　　80年代中期至今,对“文革文学”的研究显然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其原因是:国外研究不断地介绍到国内来,冲击了国内的“文革文学”研究;社会语境多元化趋势的发展,个人的价值选择有了充分的自主自由,这对“文革文学”的研究是个极大的触动;过去被否定的作家如浩然在90年代重新浮出历史的地表,“革命样板戏”也公开流通;文革时期不能公开发表的、与当时主流文学创作具有对抗性的写作,地下诗歌如“白洋淀诗群”等在80年代后期引起了人们相当的注意;以及人们意识到文学是不平静的,并非铁板一块,清一色的,而是复杂充满“变数”的。正如洪子诚论述道:“当代”文学的决策者的立场、观点虽有其内在逻辑, 但也不是没有变化。这种前后并不总是一致的情况, 也是“多层性”现象存在的原因。而激进的文学力量推动“一体化”过程的实验的、不确定的性质, 以及他们在这一过程中遇到的难题(特别是, 动用哪些人力的、艺术的资源来创建他们所理想的新型文学) ,都会在预期和结果, 理论和实践之间出现裂痕, 而不会都那么一律和清晰。[2]正是这些合力共同作用,推动着人们对“文革文学”的处理走向历史化、现象化的趋势。

　　另外关于当代文学史写作的讨论一直不绝如缕。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关注焦点在“写什么”和“如何写”上。“写什么”就是一部当代文学史应该涉及哪些内容; “如何写”就是对所写内容应具体以什么样的价值视角进行阐释。这实际上涉及的是文学史价值模式建构的问题。这样到了90年代文学史的叙述方式必定要以80年代文学史叙述方式作为“潜在”的超越对象。具体落实到当代文学史对“文革文学”的处理上,我们会发现随着人们文学史观念的更新,“文革文学”在文学史中的叙述得到了加强,强化了它的历史品格和学术性,将文革文学从政治范畴挪移到文学范畴、学术范畴,减弱其政治品格。这主要体现在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和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分三章专题性论述了“文革文学”,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也专章论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学。尽管如昌切认为由于《教程》“偏重思想启蒙,经常把完整的作品分割成互不相容、互相抵触的两个部分,分而论之,抬一面压一面;也经常故意压低一统文坛的显在文学的调门,抬高受压抑的,以及当时基本或完全没有发挥社会作用的潜在文学的声音。”[3]但显然洪子诚和陈思和在凸现各自对研究对象的独到见解时都以还历史最大的真实为自己的目标,在“文革文学”研究的里程碑上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文革文学”研究规范的建构,确立了“文革文学”研究的学科话语体系。

　　从学科构建的意义上说,“文革文学”对于“当代文学”的意义在于,它是学科建构中无法绕开的一段历史,是“当代文学”客观存在的一个阶段。“文革文学”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而是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不可解脱的一个环节。通过“文革文学”的研究,我们可以认识到“十七年文学”的归宿和“80年代文学”的总体格局。而过去甚至当前“当代文学研究的结构失衡(“文革文学”研究的“严重缩水”)一方面源于研究者的意识形态的偏见,另一方面――或许是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因为研究者缺乏在今天讨论这种文学方式的知识能力。”[4]这里的“知识能力”显然包括了学科史研究的学术品格。在学科史研究中力求学者“回到历史情境去”以冷静、客观、理性地去研究“文革文学”,即提倡“更复杂地回到当代文学历史中去”。

　　在我们生活的“后革命时代”,尽管50-70年代文学在“现代性的压抑”的理论中,多少已经成为“文化陈迹”,但是许多问题事实上不仅应该而且必须进行认真而科学的研究。因为文学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必然折射出时代的精神面貌。为此文学史研究者必须将“文革文学”还原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尽可能客观地考察“文革文学”的出现意味着什么,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中国人为什么要如此想象世界和自身,“清理”作为一种话语言说方式的“文革文学”是怎么建构起来的,当时的人们为何要以这样的话语方式进行言说,这种言说方式是如何影响和制约着后来文学的发展,同时梳理“文革文学”与这一时期的政治权力究竟构成一种怎样的互动关系。而不能主观武断地以当下所谓的文学“真实”、“艺术性”的标准来衡量“文革文学”,无视或否认这些文学存在的意义,无视或否认对它展开研究的必要,更不能一概予以否定。这不是荒诞地力图否定相对确定的真理、意义、文学性、同一性、意向和历史连续性,而是力图把这些元素视为一个更加深广的历史――语言、潜意识、社会制度和习俗的历史的结果――而不是原因。[5]诸如对待“文革文学”中的红卫兵诗歌,我们不能因为其夸张、疯狂的姿态而一概予以否定,不能因为其畸形的病态及“病态”言说而放弃客观的审视研究。当我们以这样的方式进入“文革文学”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在“自觉”靠拢作为“当代文学”学科建设“枢纽”的“文革文学”研究,赋予了“文革文学”研究以学科研究的品格。

　　另外,对文学史上“文革十年”,“研究它们,毫无疑问是在品评一份美的涩果,是在沉痛的反思人类的文明何在,及其何以断裂与堕落。这对于美,还是对于人类来说,都不无裨益”。[6]“文革文学”也许糟粕多于精华,但无疑为“20世纪中国文学”留下了一份特殊而“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透过这些“极端的年代”文学去挖掘在灾难岁月里人民得以经受苦难洗礼的精神资源同时探寻那个令人不堪回首的时代的国人的扭曲的灵魂与贫困、病态的精神世界以反思我们民族和文化的悲剧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