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有限的文学史资料在文学史写作中越来越硬化的时候，回到历史场景作为一种方法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尊重和尝试，以下是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当代文学史写作思维方式转变的论文范文，供大家阅读查看。

　　摘要：随着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历史性、合法性及“当代文学”这一概念的不断质疑以及历史语境的变化，“当代文学史”的写作思维方式也应该发生相应的转变。本质主义、科学主义的写作思维方式以追求本质性的历史叙事而遮蔽文学史的丰富面貌，这种思维方式从一开始就与作为“历史中间物”和心灵产物的文学史写作不相契合。因此，以相对主义为基础的个人化写作能更恰切地适应所描写的文学史对象。

　　关键词：当代文学史;写作思维方式;个人化写作

　　引言

　　关于文学“史”的观念，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学东渐之时在对西方知识体系的认知基础上形成的。从那之后，一种理性的科学认知思维方式在文学的知识传播过程中占据着支配性作用。而在此之前，文学是作为一种情感或是经验被审美地把握。当情感或是经验转化为理性的概念时，对文学的把握就成为一门学问进入科学研究的视野。于是，“从文学观念的转变，文类位置的偏倚，到教育体制的改革，课程设置的更新，‘文学史’逐渐成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知识体系。作为一种兼及教育与研究的著述形式，‘文学史’在20世纪的中国，产量之高，传播之广，蔚为奇观。”[1]

　　在20世纪初，文学史是作为传播文学知识的辅助课程出现的。到了50年代，出于国家、民族叙事的需要，中国现代文学不仅作为一门学科而存在，其地位明显地高于其他文学科目，而当代文学更因其与当下语境的紧密关联而在现代文学之上。然而到了80年代，一切都颠倒过来，现当代文学失去了曾经的辉煌。当文学疏离了借以展开叙事的政治之后，文学史的自救行为就是多元文学史观的出现：启蒙的、文化的、思想的、现代性的、人道主义的等等，丰富了人们对文学“史”的认识。当然，伴随着文学束缚解除的欣喜，是对文学史写作的争论。最近几年，这种争论逐渐转化为一种焦虑意识，那就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科历史性与合法性问题。重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科的合法性，文本研究的缺失，20世纪文学的命名，文学的边缘化，解构思潮的冲击，文化研究的越界，甚至还有学科课时的压缩等等，都成了，20世纪文学研究危机的表征。一个具有元历史叙事性质的命题就这样处于一种“历史的合谋”的场域。那么，在这种状况下，20世纪文学史——尤其是距离我们时间更近的当代文学史该如何应对呢?

　　一、本质主义、科学主义与文学史写作

　　不断被重写的当代文学史除少数能取得人们的认可之外，大多是千人一面——所运用的史料基本相同，结构基本相同，甚至思维方式也基本相同。并且，那少数写得较为成功的当代文学史也仅是被认可，而非认同。看来文学史的写作确实是吃力不讨好。之所以如此，最主要的还是文学史写作中的本质主义思维所致。本质主义不是一件坏事，但对于文学来说，它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文学史是历史，但它又是一种特殊的历史，特殊之处就在于，作为言说对象的文学是作家心灵的产物。勃兰兑斯曾将文学史作为人的灵魂史来描绘：“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2]勃兰兑斯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就是他个人品性与理论品性相结合的产物，其中有些观点也许不为人所赞同，但却是著者与历史上的文学心灵契合的结果。而按照本质主义的方式对文学“史”加以处理，就会和历史上各种精神主体心灵里流出的精神之河相抵触。正因如此，海德格尔认为：“向历史要求精确，就会与精神科学的特殊严格性观念相抵触。”[3]，所以，“纵观我国解放后出版的一系列文学史著作，很难说有几部是生机灵动、构思独特的”[4]，这是对研究对象缺乏心灵感悟所造成的冷漠所致。一部精神的历史，如果没有著者心灵的投入，很难说它是成功的。当前，本质主义正在成为文学史书写的障碍，即以影响比较大的洪子诚的文学史而言，“也许更令洪子诚们感到难以适应的是，宏大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因追求文学研究所谓的‘科学性’，再次更改了先前重审美、重情愫、重人文的研究理路，而表现出一种把文学的同质性、整一性看作是内在的本质景观的本质主义倾向。”[5]

　　当有限的文学史资料在文学史写作中越来越硬化的时候，“回到历史场景”作为一种方法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尊重和尝试。所以近几年来的期刊研究、文学体制研究、史料的收集和整理大有方兴未艾之势，极大地拓展了文学研究领域，并在某些方面取得进展。但是，由于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仍受到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牵引，试图在研究对象的背后去挖掘出那种制衡文学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所以近几年来较少有有价值的文学史著作出现。近来不断有学者发文对“当代文学”概念进行讨论，表明了“当代文学”作为整体概念的内在逻辑断裂。伴随着“当代文学”概念的破裂，“当代文学史”的整体性、本质性叙事也应该受到质疑。

　　与本质主义相随的，是科学主义。当一切学问冠以科学的名义，似乎就获得了通向真理的坦途。科学之光带给人们的不仅是知识和真理，更是一种信心和信念。在文学史的写作中，如果不按照体系、逻辑来结构篇章，就会失去科学根据，充其量只能是稗史、野史而非信史，难入大雅之堂。但是，疑问也随之而来：“历史是否必然会产生某种‘规律’?历史的不同阶段之间是否必须具有某种连续性?”[6]尤其是相对于精神现象的文学史来说，科学——哪怕前面冠以“人文”的字样——是否将文学史乃至文学批评引入一种作茧自缚的状态呢?

　　科学按照“必然”展开自己的逻辑论述，这样，它就势必将“偶然”因素剔除出去或者压抑下去，以保证科学话语的自足和完备。但是，文学的发展毕竟不像科学论述的那样链条清晰、层次分明，它充满了断裂、偶然和悖论。恩格斯说过，“偶然性如果不在历史中起作用的话，历史就会变得很奇怪了。”可是，我们的文学史偏偏将这些偶然遗忘了，按照自己的理解去对丰富的文学现象分门别类，然后为我所用，而不管文学的真实存在状态。比如，当代好多作家对评论家将自己划为某个流派并不满意，可又有哪个评论家尊重过作家的这种说法呢?文学史依旧是在“寻根文学”下划一批、“先锋文学”下划一批、“新写实主义”下划一批。这样一来，批评家完成了对文学史的跑马圈地、“殖民”划分，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显得秩序井然、有条不紊。而那些无法归类的作家作品就被人为地谋杀，从此在文学史中沉寂下来。比如路遥，除了陈思和的“教程”给以一节的内容，其他的文学史要么一笔带过，要么连提都不提一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要文学“史”呢，还是要作家作品呢?

　　退一步来讲，即使文学史有着某种“科学”的东西在里面，可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这种科学意识能否始终贯穿下去呢?现在有论者认为，“文革”期间“地下写作”发出的是一种真实的声音，由此，“地下文学”进入文学史视野。可问题在于，那些公开发表的声音就是虚假的吗?曹禺说：“我走到哪里都带着一本《毛主席语录》”，这句话是真实还是虚假呢?可以说这是曹禺急于向主流意识形态表态，可谁又能证明这方面的真实呢?就凭曹禺不断改写自己的作品吗?这种做法是具有普遍性还是迫于形势?如果具有普遍性，为什么孙犁就没有转变呢?如果是迫于形势，何其芳、冯至的转变又该怎样解释呢?变与不变的背后有没有必然规律呢?个人的性格、气质是不是在其中起到关键性作用呢?那些从理论上看来具有必然性的东西其实在当时看来是不是具有偶然性呢?比如周扬、胡风等人的个人恩怨对文学的发展是否也起到一种潜在的影响呢?还有，“文革”之后就没有“地下文学”了吗?为何它们就进入不了文学史呢?是因为话语的不真实吗?如果真实，那就应该得到和“文革地下文学”一样的待遇。如果不真实，那么，判断这种不真实的主体是哪些人呢?他们怎样保证他们的标准是客观的呢?再有，科学主义培养了一种贵族意识、精英意识。比如，当代通俗小说尽管拥有大量的接受群体，但却进不了文学史范畴。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了：文学史到底是谁的文学史?在这里，科学只是注意到了“净化”，而忽视了“愉悦”也是人的情感之一。其实，“在中国文学的传统里，小说和词曲(包括戏曲)更是小道中的小道，就因为是消遣的，不严肃。不严肃也就是不正经;小说通常称作‘闲书’，不是正经书……鸳鸯蝴蝶派小说意在供人们茶余酒后的消遣，倒是中国小说的正宗。中国小说一向以‘志怪’、‘传奇’为主……这个‘奇’正是供人们茶余酒后消遣的。”[7]今天的批评者将文学的地位抬得很高，从某个方面来说，这是对话语霸权掌控的一种策略和实践方式。如果从宽泛意义上说，文学是带给人精神愉悦的东西，那么，通俗文学做得更好。即使退一步来说，文学是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或精神层次的东西，那么，这样的文学只能属于少数人独有。在此意义上，文学史面对的就不再是人们的共同的精神现象，而成为少数人的专有。

　　因此，科学主义能否成为以心灵、精神展开的文学史写作的标准尺度大可怀疑。[8]就好像李昌集先生批评的：“我们不断地在提倡培养自己的‘问题意识’，可当‘问题意识’被强行由规范组合成了一个必然性脉络的标识，并被严格组合进了学科类别时，历史的动态感就会不断地被这架可怕的机器所绞碎、粘贴，再按照深层结构或必然规律的内在要求排列、归类，最后抽缩成一串串干瘪的历史教条。”[9]

　　二、“历史中间物”与“回到历史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