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性化写作可能有违正统、规范、体系，可能会被认为对历史不负责任。但不可否认，以相对主义作为哲学基础的个性化写作应该成为贴近历史的方式之一，甚至对于文学来说，成为一种主要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相对主义是一个带有贬义色彩的词，含有妥协、中庸的味道。但在“我们的时代常被称为相对主义的时代”[16]，与追求本质性存在的绝对主义相比，相对主义就显出了它的宽容性、开放性和真实性，“如果说有什么客观真理的话，那就是相对主义较之绝对主义更为真实。”[17]如果说绝对主义暗含有某种理想气质的话，相对主义也不会走向消沉颓废。相对主义不会轻易下结论，不会盛气凌人、唯我独尊。它从来不会以公正的面目出现去做历史的裁决者，这体现了它对历史的尊重和评说时的严肃。也许相对主义和辩证法本就是一对连体兄弟，只不过一个高尚，一个低俗，名声不同而已。 如果说绝对主义抽取的是历史的骨髓，那么相对主义则保留了历史的面貌和躯干，这就是多元化历史的存在。多元化的视角让我们看历史时有一种“横看成岭侧成峰”的感觉，从而避免了对历史的单面化、绝对化认识。相对主义是多元化存在的前提，而“多元化实际就蕴含着相对主义。多元化意味着权威话语的消失，不再存有什么绝对的本质和至高无上的绝对真理，一切都处于过程中，一切都随时间而改变，因个体而不同。相对主义本质是个体主义、流变主义。”[18]因此，面对由个体的、情感的、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思想的、制度的等诸多合力形成的文学历史，相对主义提供了一个多元化文学史的展示平台。它既可以体现在不同文本之间，也可以体现在某个文本内部。它以宽容的态度将文学的碎片联缀起来，这可能会造成文学史叙事的矛盾、抵触、断裂，但这不是相对主义的错，而是因为文学史本身就处于一种浑沌状态。规律的产生是人类把握时间、空间、社会的方式和工具。历史只会提供一堆杂乱无章的现象，不会产生规律。当我们建构文学史时，也是重构自我的心灵史，是对浑沌历史的一次心灵感悟。对此，王晓明甚至直言：“我们没有必要把自己的生命价值全拴在那所谓学术的木桩上……既然历史已经铸就了你那种抒情的批评个性，为什么还要硬给它套一件思辨的外衣?”[19]
个性化写作的目的是要建构一种福柯称之为“总体历史”的历史。相对于传统的“全面历史”，“总体历史展开的却是某一扩散的空间。”[20]这个空间里没有可供阐释或起到凝聚作用的内核，也不会提供起源的本质和意义。那些历史事件悬浮于空间而不是排列在同一个意义平面上，并没有关联绝对性。这似乎有悖于惯常的历史方法，因为“好像在人们对溯本求源，无限追寻先源线，恢复传统，追踪发展曲线，设想各种目的论和不断借用生命的隐喻等做法习以为常之外，对于思考差异，描写偏差和扩散，分解令人满意的同一性的形式深恶痛绝。”[20]但情感上的喜好和理性主义的先天优越性，并不能取消这样一种断裂和差异的历史的存在。“一切事务背后都有着‘完全不同的东西’：不是什么无日期的、本质性的秘密，而是事物没有本质，或其本质是用完全不同的形象一点点制造出来的这一秘密。”[21]多元化的历史就是给历史以多维度而不是本质性的描述和解释。
也许，当我们放下对待文学的神圣感和焦虑感，以一种“余裕”的心态去面对，可能会更好地处理文学的历史问题。文学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产生于日常生活，又回到日常生活。只有在日常生活中，文学的价值才会真正产生出来。也许，程光炜先生的一句话会让我们对文学乃至文学史有一种重新的认识：“小说的真正的历史位置其实就是‘末技’，以平实的笔调叙说人生之变化多端，以玩赏的心态注目大千世界的光怪陆离，小说不过是放在枕边供人消遣的一件艺术品而已，而这种见解不过是小说在中国自出现一千多年来的一个普通道理。”[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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