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底，在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召开的元代文学与文献研究论坛上，我对新世纪以来特别是近些年来元代文学研究的形势，做了一个乐观的评估：与古代文学研究进入新世纪整体上活力有些减退不同，元代文学研究近些年出现了可喜的局面。我当时用四个“新”字概括：新人、新著、新思路、新面貌，“新”不断涌现，研究不断深入，元代文学研究的格局，相比10年多前出现重大变化。“四新”，新人是关键。“新人”有一群。我当时列举新的研究思路，其中就包括任红敏承担的国家项目、教育部项目、河南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所展示的思路，这部《忽必烈潜邸儒士与元代文学发展》就是其中之一。这样的研究思路，在20世纪没有出现，在本世纪最初的几年也没有见到，只有到了近些年，元代文学研究全面兴起之时，类似的题目才不断涌现。这对于一个学科或一个学术方向来说，是很值得高兴的。

　　10年前我初来南开，2007年首次招收博士研究生，红敏是我第一届两名博士生之一。当时给我印象特别深刻也让我感动的，是她的坚毅和勤奋，这种坚毅，其程度超过有担当力的男人。勤奋更不必说，她几乎所有可利用的时间都用来读书和写作。她与同门的师弟、师妹们一起，经常沟通、切磋，相互鼓励，交换信息，共同营造了和谐向上的风气，各自都取得了好的成绩。客观地说，她入校时未显示特别的优势。毕业时，参与她论文评议和答辩的先生，都给予她很高评价。由于她与她同门之友这样刻苦的努力，他们在博士毕业后的几年里，都很快崭露头角，被研究界认可。目前活动的中国元代文学学会、中国辽金文学学会，红敏都是理事。朋友们见到我，总要提到我这几个学生，夸赞几句。这给我带来的不少愉快。

　　红敏的博士论文是有关忽必烈金莲川幕府文人的研究。这是元代文学研究非常重要的课题，但长期以来没有引起研究者的重视。

　　有元一代，有几次文人向政治中心的大聚集。每一次聚集，都可以看做是元代文学发展史的重要节点。其中最为重要的应该是第一次，即忽必烈以太弟之尊开府金莲川(这里后来成为元朝的上都)，招纳了大批幕府文人。《元史》的记载是：“岁甲辰，帝在潜邸，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北中国的大批精英汇聚于此，有的留在幕府，有的在幕府中过渡后被派往各地治理地方。在忽必烈即位后，这其中不少人成为他的心腹股肱之臣，为他谋大事、规大政。文化政策之制定，更是有赖这些人的谋划。世祖时期的文化政策取向，奠定了整个元代文化政策的基础，世祖潜邸文人的文化主张，由此影响了整个元代文化与文学的走向。一般说，元政府在文化方面积极主动的作为不多，这与其前之宋、其后之明，形成鲜明对比。我将这种状况概括为“文倡于下”，政府少有文化建设，也少有推动文化发展的措施，从另一个方面说，是政治很少干预文化。当然，元政府在文化上并非完全缺位，并非没有文化政策或者政策导向，导向不仅有而且发挥着作用，确实影响了元代文化与文学发展的走向，由此形成了元代文化与文学的一些基本特点。

　　《元史·赵良弼传》记载赵良弼与忽必烈的谈话：首先是赵良弼进言：“宋亡，江南士人多废学，宜设经史科以育人材，定律令以戢奸吏。”这些都被忽必烈采纳。又：“帝尝从容问曰：‘高丽小国也，匠工奕技，皆胜汉人。至于儒人，皆通经书，学孔孟。汉人惟务课赋吟诗，将何用焉?’良弼对曰：‘此非学者之病，在国家所尚何如耳。尚诗赋则人必从之，尚经学则人亦从之。”忽必烈这段话中匠工、经学、诗赋的顺序，显示的是在他心目中位置的顺序。元承金，金代科举以词赋取士，金之士人长于词赋，重文。金亡后，北方文人反思亡国教训，认为“事虚文而弃实用”是重要原因。入元，学术与文学尚实，成为基本趋势。这一趋势正好与兴起于漠北的蒙古政权的需要相契合。但要改变北中国人才的结构，还不是短时间可实现的。改变文人的学术趋向，要靠朝廷用人政策和文化政策，要发挥政策的导向作用。忽必烈面对北中国的人才现实，其困惑在此，赵良弼建议的用心也在此———以政策所“尚”引导士人弃词章而取经术。

　　不管是在潜邸时期还是即位之后，忽必烈的用人导向一直是明确的。其弃文求实的取向，直接从对科举的态度上体现出来。姚燧《董文忠神道碑》记载了至元八年有关科举的一次御前论争：“侍读徒单公履欲行贡举，知上于释崇教抑禅，乘是隙言：‘儒亦有是科，书生类教，道学类禅。’上怒，已召先少师文献公、司徒许文正公与一左相廷辩。公自外入，上曰：‘汝日诵《四书》，亦道学者?’公曰：‘陛下每言：士不治经究心孔孟之道，而为赋诗，何关修身?何益为国?由是海内之士，稍知从事实学。臣今所诵，皆孔孟言，乌知所谓道学哉?而俗儒守亡国余习，求售己能，欲锢其说，恐非陛下上建皇极，下修人纪之赖也。’事为之止。”这位徒单公履是金进士，尽管以经义科中选，但他是重词章的，元世祖建国号诏书，就是他的手笔，实为词章之士，而“先少师文献公、司徒许文正公”是姚燧的伯父姚枢、老师许衡，他们是怀卫学派的代表，是义理之士。这一论争，是词章之士呼吁恢复科举借以争取地位，因而与义理派学者发生的冲突。这一冲突一直延续。《元史·杨恭懿传》载，至元十二年，“侍读学士徒单公履请设取士科，诏与恭懿议之。恭懿言：‘明诏有谓：士不治经学孔孟之道，日为赋诗空文。斯言诚万世治安之本。今欲取士，宜敕有司，举有行检、通经史之士，使无投牒自售，试以经义、论策。夫既从事实学，则士风还淳，民俗趋厚，国家得才矣。’奏之，帝善之。”还是徒单公履，另一方则是许衡在关中时的朋友，义理派学者杨恭懿。这次看得更明白。词章之学在当时始终不被重视，词章之士也少为朝廷所用。当时北方词章之士以元好问为代表。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金代文学研究，主要集中于元好问，而元好问研究所关注的，是他的所谓大节问题，贬之者攻其北觐忽必烈，且请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维护者强调其未曾仕元。矛盾的双方都只从元好问一方着眼，争论他对新朝的态度，而没有考虑忽必烈对元好问的态度。

　　当时决定元好问出处的，不是元好问本人，而是忽必烈。对于忽必烈，元好问的姿态已经做足，北谨，上儒教大宗师尊号，剩下的事，他无能为，主动权不在他。也就是说，他是出是处，不在于他仕与不仕，而在于忽必烈用与不用。他之未仕元，不是他不仕，是忽必烈不用。清人沈德潜的一句话说到了关键：“元世祖未尝欲其仕。”(《宋金三家诗选·遗山诗选例言》)元好问诗写得好，无奈忽必烈压根就不明白诗有什么用，或者说不知道为什么要作诗。这样的用人趋向直接影响了后来科举政策的制定。仁宗皇庆二年十一月《行科举诏》称：“举人宜以德行为首，试艺则以经术为先，词章次之。浮华过实，朕所不取。”这是元政府对经术与词章的态度。力争恢复科举的徒单公履此时已不在世，他恐怕没有想到，他争取的科举恢复了，但词章却依然受排斥。这种排斥，在《行科举诏》中表述得尚不十分明确，所谓“词章次之”，似乎词章还有一定地位，如果看当时中书省的上奏，就不一样了。皇庆二年(1313)十月中书省奏：“……学秀才的，经学、词赋是两等。经学的是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勾当，词赋的是吟诗课赋作文字的勾当。自隋唐以来，取人专尚词赋，人都习学的浮华了。……俺如今将律赋、省题诗、小义等都不用，止存明经内四书五经，以程子、朱晦庵注解为主，是格物致知修己治人之学。这般取人呵，国家后头得人材去也。”《元典章》和《通制条格》都载有此奏。这样的用人取向和文化政策，对元代文学的发展，影响是巨大的。而所有这些，都奠基于忽必烈潜邸幕府时期。潜邸幕府文士，是其大政的规划者。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认识忽必烈潜邸时期、潜邸文人对元代文学发展的影响，就明白了很多问题的根蒂。任红敏此著的价值在此，其对元代文学研究的独特意义在此。

　　元代文学的研究，我及我的同辈，能做的有限。我们师辈所期待于我们的，现在我们又要期待他们了。可以高兴地说，他们会比我们做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