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不是在中国语境中成长的西方人来说，要还原中国古典诗歌及文化的生成语境是非常困难的，他们之间始终有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由于无法脱离自身文化母题的范围限制，就不能真正深入理解中国文学产生的背景和动机，但宇文所安天生与唐诗有一种不解的缘分，感性体验和理性思维并重的话语思维模式使他能够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发现我们常人容易忽略的东西，而他对诗歌的天才感悟力，对纷繁历史表象下内在结构敏锐的洞察力和感受力也使他对中国古典文化的认识越来越深入，也间接影响了中西方的很多学者。
最早认识到宇文研究中国诗歌新思路和新视角的当属李珍华和王丽娜，他们分别从宇文的文学史观念和对唐诗的翻译入手，肯定了宇文在审视中国古典诗歌时所采取的路径以及带给我们的启发。两年后，贾晋华撰文《<初唐诗)评介》表示对宇文著作翻译和引入的赞赏和支持。10年后，文敏在《不同文化的眼睛》中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欧文在所著《追忆》一书中，评介了李清照《金石录后序》，欧文的眼睛就在李赵夫妇‘美满生活’中发现了瑕疵。”川第一次发现汉学家对待中国古典文学的不同眼光。次年，何向阳撰文《重现的时光—读斯蒂芬·欧文《追忆》，惊异于西方学者新颖的视角和文化眼光。“在这部中译本不足170页的著作中，轻擦去蒙在石碑和箭锨、时间和往昔之上的积尘，借了典籍、碎片和记忆，在文明延续与文化传递过程里，讲述他所承认的‘永远不能完整’的‘有生命’的过去。时间在两岸呈现出奇异的光芒，其见识的锐敏、深邃，仿佛是引我们溯流而上的水。”从而对《追忆》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数年后，莫砺锋和刘健明相继发表书评，既承认宇文为我国古典诗歌研究所做出的贡献，同时也指出宇文所存在的误读和附会，在批判中接受和吸收。自从1983年宇文的著作首次引入中国，学者们对其思想的解读和审视就从来没有停。相比较而言，西方学者主要关注于宇文英译唐诗以及对中国文论翻译的研究，而国内学者则对宇文研究中国唐诗以及古代文学的思路和视角比较感兴趣，而且由其“文本细读”方法的运用归纳出中国古典文学不同于西方文化的“非虚构传统”特色。多年来，国内外学者在这条路上发现了不同寻常的美。
二、文学史观与唐诗研究
不同于以往程式化的文学史叙述，宇文以一种宏大的视野抛开现有的文学史话语模式，放弃诗歌全景式的直观描述，也不同于诗歌史只是由一部分重大诗人写成这一传统认知，他将眼光放在我们常常忽略的地方，试图找出隐藏在诗歌背后最真实、最原始的东西，重新激活文本内在的理路和思维，回到诗歌本身。他的唐诗史系列作品不仅回答了他自己所提出的问题，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思考。
傅漩琼在《初唐诗·序》中评价说:“宇文先生作于1977年的这本《初唐诗》，在中国学者之先对初唐诗歌做了整体的研究，并且从唐诗产生、发育的自身环境来理解初唐诗特有的成就，这不但迥然不同于前此时期西方学者的学风，而且较中国学者早几年进行了初唐诗演进规律的研求……宇文先生的贡献还是应该受到中国同行的赞许的。”
宇文在《初唐诗》中说:“我撰写这本书的初衷是为盛唐诗的研究铺设背景，但是我却发现，初唐诗比绝大多数诗歌都更适合于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研究。”由初唐到盛唐，再到中唐和晚唐，是他文学史观念的系列体现。而首次系统地研究宇文文学史研究法的是陈引弛，他称宇文有一种“史的观念”，“这种史的意识，是整个对初唐诗新看法的基础。并且这种史的观念如前已指出的更重于以未来回顾过去，以流反溯其源。它与当代阐释学思想暗合，与过去单而的由源至流，由过去到未来的思路有着不小的内在分歧。”〔与〕宇文有一种清醒的文学史意识，他在解答关于初唐的问题时也找到了研究盛唐诗的理路并发现了它们之间内在的联系。初唐有文学团体，盛唐时期依然有，而依照此想法，宇文还将盛唐诗分成了“京城诗”和“非京城诗”两大类，从而找到了一种文学史发展和演变的线索。
蒋才蛟在《对盛唐诗歌的重新解读—读宇文所安的<盛唐诗)》中从三个方而分析了宇文在《盛唐诗》中所透露出来的文学史观念:对唐代八世纪文学史的重写、对盛唐诗人的重新评价和文本的重新解读，从而对宇文研究盛唐诗的方法有了全而的理解和认识。王黎黎在其硕士论文中说:“宇文所安十分注重诗歌流变史的重新建构，着重评述不同时期唐诗发展演变的过程和前后因承关系。他将文学史视为一个过程，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汇集了各种已经发生的事实和尚未发生的可能，它是动态的，而非静比不动的，只有流变史才是历史的真而目。又从盛唐“京城诗”创作主体、创作内容和它与中国古代都市文学的关系三个方而阐述了宇文盛唐诗歌研究的方法。徐志啸则在《文学史及宫廷诗、京城诗—宇文所安唐诗研究论析》中说:“作者尽可能地将文学史的发展线索在阐述诗人和诗歌作品中予以融合，特别是没有孤立地就诗论诗、就人论人，而是努力做到了纵向诗歌发展的前后联系关照和横向作品的风格特点比较，这是很不容易的。”川韩军从语言的角度发现宇文在书写中国古代文学史时对内部“语言”模式的运用和突破。
宇文又将这种诗歌史意识和历史观贯穿于其整个唐诗史系列。成玮专门研究宇文在其《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所体现出来的“自我”意识，中唐之不同于其他时代的突出特点在于此时期的诗人们在努力建构一种独特的生存空间和话语体系，“宇文教授的深刻之处在于，他从这种抗衡中，偏又观察到了潜藏着的共谋关系:没有他者也就没有自我，自我与他者既界限分明又相需相济……天才灵感式的写作让位给反思式的写作，造成了中唐写作观的新变。”赵琼琼则专门对比合康三和宇文对中国中世纪的认识，以便理清宇文之所以如此重视所谓的“中唐”并积极探索其转折意义思路。杨春旭则以“晚唐诗”为切入点，探索宇文在研究中国古典诗歌时所采取的断片式分析策略。
早在2005年蒋寅就清醒地认识到了宇文研究唐诗的独特视角而不禁发出这样的提问:在宇文所安之后，如何写唐诗史?杨智则从宇文的文学史观中提炼出了文学史写作的四个“不等号”，他说:“好的文学史应该是一种生命的过程，是人类文学智慧的动态叙述，而不仅仅记录文学的知识，我们期望的文学史应该是融文学的灵动与优美、哲学的思辨与智慧、历史的逻辑与使命为一体的文学史”，并认为在“重写文学史”口号依然响亮的今天，这种新的思维方式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启示。2010年，王瑛在《历史意识与文学史写作—论宇文所安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中针对宇文的历史研究法和文学史写作中的历史观说:“文学、历史及对前二者的阐释，共同构建了文学史研究的显性在场……历史意识在更深的层次上影响了宇文所安的问题意识和方法论。”他认为宇文为我们的文学史研究提供了映照，历史意识的建构，也许是我们的文学史研究的入口和出口。宇文放弃了全景式的诗歌史视野，从而激活了单个的文学作品，重建了一种新的叙事方法。殷晓燕从宇文对怀古诗的研究发现了他在中国文学研究中“互文性”的运用。李佳和曲景毅也高度评价了宇文在《剑桥中国文学史》中所体现出来的文学史观念和意识。
2012年，刘璐的《宇文所安的唐诗史书写方式研究》也从解构传统文学史、建构唐诗史写作逻辑和重写唐诗史的实践三个部分解读了宇文唐代诗歌史写作的方法。史冬冬则发现宇文在书写唐诗史过程中的“破执”观念，他认为宇文的研究法“从文学史的中观层而，打破唐诗史的传统叙事和历史观念，提出了一些有意义的范畴，如初唐的‘宫廷诗’‘对立诗论’，盛唐的‘京城诗’等，以这些普遍性的范畴贯穿唐诗史的写作。”南京大学葛红之《多维视角的语篇分析—现代语言学视域的宇文所安唐诗史研究》更是从语言学角度，总结了宇文对隐喻、互文、诗史互证等方法的运用。宇文异域的独特视角和对传统文学史写作的大胆解构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写作范式，他对当下语境的合理想象也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参照。
三、比较诗学与跨语境文论研究
除关注宇文新的文学史写法和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大胆重构外，中国学者还注意到了宇文在解读中国文学时所运用的比较诗学研究法。他的《追忆》《迷楼》《他山的石头记》以及《中国文论》中评论的部分都是这种比较诗学方法论的体现，他不断发掘文本中的断片式美学形态，用残存的碎片整理并重构出全新的整体，从而得出中国文学“非虚构传统”的结论。
王晓路撰文《西方汉学界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述评》，总结西方学者认知中国文论的新思维和新视角，在谈到宇文的比较诗学研究法时，他说:“这些内化于一种文本的基本规则以及假定是某一种传统不断积累而形成的，它涉及到经典的作用、文化审美的变迁以及人文传统的惯性”“从这一角度对中西文本的解读方式加以审视”，就可以发现中西之间的差异。但他认为虚构与非虚构的差异被宇文过分强调了，我们必须认识到，“对于异于自身传统的不同文本的解读，绝不可停留在其表层结构之上，而须意识到其表述方式背后所支撑的完全不同的文化架构、文学及文论传统”“在进行文本解读时必须注意到文本的语境和史境以及话语生成模式的内在范畴，即不能完全受制于任何现成的概念立场，而须在实际的阅读体验中形成构成性理解。”可谓客观合理地评述了宇文的比较诗学研究法。
2003年，胡晓明在其《远行回家的中国经典》中说宇文的《中国文论》是“继理雅各、华滋生、康达维之后，中国经典又一次规模盛大的西方旅行。”同年，《社会科学报》也登了一篇名为《美国汉学:英译文论“返销”中国》的文章，来自不同高校的学者纷纷承认并赞赏宇文全新的研究视角和思路给中国学界带来了极大的轰动。
陈引弛认为宇文在《中国文论》中体现出的观念以及因而产生的关注文本本身活动的姿态背后，蕴含着现代西方从“新批评”直至“解构主义”都一直持有的聚焦于文学文本的基本理论取向，而这一姿态不能仅仅理解为西方理论立场的产物，而是宇文对中西文学比较后所获理论视野的结果。“一部以文本为中心构成的著作，最后可以导向与物质文化和社会史的联通，这可谓是过去百年文学理论在‘文本’和‘历史’的不同侧重之间辩证、综合过程的投影。紧扣文本，向历史敞开，文学、思想与文化史、社会交光互影，相互映照”，而这一文本意识必定会对中国学者带来启发。程亚林从中西差异入手，认识到宇文在把握中国文论时所采取的不同方法，“西方读者虽然承认诗歌基于诗人经验，但更尊重诗人加工改造经验的权利，所以诗歌文本被视为一种虚构，其含义总是被理解为隐喻性的而不是史实性的。中国读者则特别强调经验对诗歌创作的重要性，认为诗歌必然描写了诗人特定时空中的遭遇和心境，绝非虚构。”所以宇文也更重视作为独立客体存在的诗歌文本的文学意蕴和内在结构，“探寻诗人认知自我的特征。”黎亮则首先认识到宇文在《中国文论》中几个关键术语的把握问题，接着又去探寻这在中国古代文论中所激发的新质和超越审美的现代意义。浙江大学陈小亮也注意到了宇文对中国古典文学非虚构传统或者情境化历程的设想，也承认宇文在其中无法避免的文化误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