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雪梅从“偏离道家‘自然观’、误读‘自然文论’和曲解‘自然’文学”三个方而阐释了宇文对中国文论的误读。史冬冬则认为这一构想主要是对中国古典文学中诗歌阅读传统的片而性描述，它概括了古人对诗歌意义的一种理解方式和倾向。尽管不能代表对中国古代文学阅读传统特点与模式的整体论断，但更重要的是他的研究模式，以中西方的双重视野，对诗歌文本进行细致的分析解读，从中提取出诸多可供参考的抽象命题，在中西碰撞的文化语境下开辟了中国文论向现代转型并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新途径。沈一帆着眼于中西方对真理追求和认知的不同，得出宇文“非虚构传统”实际上是西方传统中一个老问题的新版本的结论，并认为要理解宇文诗学建构的实际贡献，还要在西方汉学论述的历史参照中寻找答案。
张万民以比较的眼光发现了叶维廉和宇文对中国古典诗歌认识的不同，“叶维廉认为中国诗完全达到了‘无我’和‘以物观物’的境界，宇文所安则认为中国诗记录了诗人真实情感和真实经验。他们一个看到的是诗中无我，一个看到的是诗中全是真实的自我。然后，他们根据自己看到的图像拼出中国诗学的全景。”沿着他的思路思考，无疑会发现两个异域学者对待中国诗歌竟然是两个完全相反的结论，但如果仔细推敲，会发现他们二者立论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是不同的，所以结论不同就不那么稀奇了。卢永和也说:“作为中西诗学最原初的理论预设，‘诗言志’与‘A poem is som ething m ade’这两个定义的比较，寓示了中西诗学传统在理论原点上的差异。中西诗学分别从自己的理论原点出发，沿着不同的轨辙，在文学本体规定、作者与文本之关系、批评阐释等基础文学观念层而，各自衍生了一套圆融自足的理论体系。循此思路展开辨析，能够从理论源头上梳理中西诗学之间的根本歧异。”
汕头大学倪书华说《中国文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跨文化对话的平台，为我们打造了一条可以突破中西文论体系、在互动中通过双向阐发而产生新思想、新建构的门径。而张卫东则认为宇文已经由中国文论建构了一种汉语诗学的书写体系。李清良也说，宇文从中西文化的真理观和语言观出发，深入考察了中西阐释学的最初关注点和核心假定，并据此辨析了中西阐释传统关于作者一文本一读者之间关系的基本观念，值得中国学者思考和借鉴。王晓路也认为宇文这种解读和阐释体现了他尊重不同文化传统本身的态度以及尊重文学研究独有的生命体验与理性思维并重的话语思维模式，代表了中国文学研究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宇文突破了差异话语表述的艰难和文化互释的困境，为中国文论研究找到了新的思路。张燕从儒家和道家的角度发现中国传统诗艺中的争论，并认为宇文的视角给我们带来了这样的启示:只有透过价值争议语境中的诗艺存在这一维度，才能真正看清中国诗论传统，认识到诗论的“理论性”从何而来，归宿何在。王瑛也肯定宇文这种比较文学的视野和探究方法，虽然宇文的汉学研究不可避免地带上西方文化传统的视角，但他者的眼光往往能够发现一个文化传统之内的研究者所不能发现的意外惊喜，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就是在这种自我与他者的双重视野下洞见的。最难能可贵的是宇文不仅认识到了这一点，还努力消除东西之间的话语背景差异。郭西安则认为宇文的研究思路调和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张力问题，也解决了历史连续性与断裂性的对抗问题，但他所挖掘出的隐匿在一般诉说背后的焦虑所指向的时代和诗学自身的问题，很难说是对“历史实况”的绝对还原，而只能是另一种类型的“后设关照”，所以我们在接受海外汉学家所带给我们的启示的同时，也要警惕其背后值得寻味的困境。
2013年，《社会观察》刊登了一篇乐黛云的文章，高度评价了宇文在讲述中国文论时所采取的形式，即原文、译文再加注释的形式，这就“真正做到了从文本出发，改变了过去从文本‘抽取’观念以至排除大量与‘观念’不完全吻合的极其生动丰富的文学现实的错漏，并使产生文本的语境、长期被遮蔽的某些文本的特殊内容，甚至作者试图弥缝的某些裂隙都生动地呈现在读者而前。”
四、文本分析方法论
第一次提出宇文深受西方新批评研究法影响的当属程铁妞，她认为由于宇文处于异于中国的西方文化传承的背景，当他“遭遇”完全陌生的中国文学文本时，其谙熟的西方文化背景与陌生的中国文化之间便发生了剧烈的“碰撞”和“震荡”，吸引与排斥的张力使他在对文本意义的“理解”和“诊释”中不自觉地会运用其西学积累。陈小亮曾对此评价说:程文第一次揭示宇文所安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新批评方法的应用……这一批评特色在强调西方读者出于自身文化背景“读”的自由于中国文学传统考据式阅读之间，诗话的随意性与西方文化主流的精心构筑之间构成多重张力，并最终在两种文化碰撞中向其主体文化偏斜
张志国认为对于“文学传统与个人才能”二者之间互动关系的描述与辨析，构成了宇文所安诗歌史叙述架构的主导逻辑，“文本家族”观念与“对比阅读”“文本细读”方法的运用进而充盈了其诗歌史的“文本”肌理，所以在宇文独具魅力的叙述结构与叙述方式背后，隐含着“新批评”的内部文学史观。也看到了宇文对西方“新批评”方法的沿袭和运用。计美丽在其硕士论文中总结宇文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对“举隅法”的运用，并认为“举隅法”是对中国传统文学中诗歌创作和阅读习惯的描述，举隅是通过想象、借代等表现手法，建立人与自然的多重联系过程，宇文正是以他者的视角摒弃传统的“先见”，用文本细读的方法挖掘出潜藏在文本背后的一系列秘密。邹广胜同样看到了宇文所独具的后现代语境，并认为他的文章典型地体现了新批评的基本风格，通过文本细读解构传统观念，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参照。
邱晓和李浩具体而细微地阐述了宇文“新批评”文学理论在其唐诗研究过程中的不断运用，并认为这一方法不仅体现在他对中国古典诗歌史的重新建构上，还在于他对唐诗进行的语义学分析上，具体表现为他以文本细读方式对唐诗展开的复义语言研究、反讽诗学解读和“三部式”结构分析。作者在文中指出，尽管宇文的理论视野宏阔复杂，但西方现代形式主义文论对他的影响异常明显，尤以“新批评”理论的影响最为突出。宇文善于发现边缘化的个人书写和文本内部的“自足”，不得不说这与其西学渊源有密切关系。谷鹏飞则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以宇文对《文心雕龙》的研究为例，证明这种方法论当属于文学解释学而非新批评，新批评只是一种工具和手段，解释学才是最终方法论，正是运用这种解释学的方法，才使得《文心雕龙》在一种效果历史的辩证结构中走上了再经典化的道路，从而为探索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理论提供了可能。这种论证从不同角度考察都各有其意义，宇文在对中国古代诗歌进行解读时确实运用了文本细读的方法，而他对中国文论的概述又可以归属于阐释学领域。
宇文自己也曾说过:“偏爱文本细读，是对我选择的这一特殊的人文学科的职业好不羞愧地表示敬意。”因此他在具体审视中国传统文本所带给他的冲击和震颤时，总是能在细微处窥探到广阔的空间，这种微观的视角使他不仅关注“语言”和“文字”，也关注单个自足的“人”，所以能不断给我们带来启发。韩振华在《从诗意汉字到语体诗学—西方汉学家眼中的汉语诗学》中说:“借助精彩的文本细读，宇文所安帮我们恢复了对于汉语文本语义的感觉。”宇文所做的努力是解构的，但却不是破坏的，反而为我们重构了许多新的设想。对宇文研究较多的殷晓燕从三个方而剖析宇文在解读李清照婚姻关系时所用的文本细读方法:从“细读”中看出婚姻的变质、从“人称代词”的转换看出夫妻关系的裂痕、从“重点字词”推敲出李、赵婚姻的暗潮汹涌，可谓具体而细致地为我们展现了宇文究竟是如何运用西方“新批评”方法的。
作为一个域外读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必然存在着误读和过度阐释的可能，但他敢于抛却既有的想法，打破传统思维的禁锢，用文本细读的方法挖掘文字背后的东西，从而为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古典文学提供了新的可能。中国学者虽然认识到了这一点，但还未能用宇文这种微观的视角去发现文本内部的自足和张力。
五、翻译与译介法
宇文对中国文学的尝试首先在唐诗方而，他用文本细读的方法形成了自己的一种独特文学史观，又通过对中国文论的解读、用比较诗学的眼光发现了中国文学的“非虚构”传统，国外学者较多地关注宇文在英译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以及所带来的启发，中国学者则较少涉及宇文在翻译领域所做出的贡献。
在国内，主要有孔慧怡、蒋晖等涉及到宇文的译介工作，孔慧怡认为宇文利用文学选集来投射一个强烈的影像，一个古典文学传统的特色视野和宏观范畴，从而建构他心目中的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宇文所安投射出来的文学视野，一方而代表浓厚的个人观感，另一方而却也把古典文学传统包览无遗。”对宇文的唐诗译介工作评介颇高。2005年，席珍彦在其硕士论文中对宇文的学术生涯以及翻译思想和理论做了简单的介绍，并对其语言特色进行总结，肯定其对传播中国文化所做出的贡献。蒋晖则认为宇文行文的整个框架和文本的选择以及注释都别具一格，尽可能地接近中国文论的原貌，对东西方都有极大的启示。朱易安和马伟主要考察宇文对唐诗意象、节奏和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探寻其翻译手法的特点，认为宇文对西方读者展现了中国文学史的概貌，并立足于文化交流，以文化媒介者的姿态成为中国文学传统在异域的代言人。邓国军则持不同看法，他的着眼点主要在宇文对中国唐诗及古典文化的误译现象，并认为宇文对中国古代文论的核心范畴还缺乏哲学背景的考虑，对抽象范畴的翻译存在“硬译”现象。最近，西南大学王震在其毕业论文中梳理了宇文的中国文学思想，考察了它在中国流传的土壤和路径，并客观地评价其功与过。
六、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