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对“儿童”的认识有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的过程。英国教育学家大卫帕金翰的《童年之死》、美国传播学者尼尔波兹曼的《童年的消逝》都用相当长的篇幅阐释了人类对儿童观的认识过程:“童年不同于婴儿期，是一种社会产物，不属于生物学的范畴。至于谁是或不是儿童，我们的基因里并不包含明确的指令。”①在古希腊人看来，儿童和青少年两个词汇的含义是含混不清的，甚至可以包括从婴儿到老年的任何人。而在亚里士多德时代里，人们对杀害婴儿的行为也没有任何法律和道德上的约束。由此可以看出，儿童观的出现是人类社会发展到某一阶段的产物。人类社会儿童观的转折以文艺复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此前，儿童在人类发展历程中是一个被忽视的存在，儿童的价值和权利不为人们所认可，完全是成年人的缩影。儿童的各种行为以成人为标准，还没有构成完全独立的个体化存在。在生活中，儿童被限制各种自由，包括游戏娱乐。文艺复兴之后，西方文化走出了封建主义和神秘主义的困境，人文主义思潮日渐成为社会的主潮。人的主体性、人的价值越来越受到尊重，儿童也开始受到新的关注。人们开始关注儿童身心的和谐发展，将儿童视为有着特定人格的主体性存在。此后，英国哲学家洛克的天性“白板”的儿童观、卢梭的“发现”儿童观、美国哲学家杜威的“儿童中心论”等将儿童视为与成人同样的人，开始儿童的个性和人格建构。

　　在儿童观的发展过程中，媒介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印刷术的发明，将人与人之间的知识差距拉大，有读写能力和没有读写能力的界线将人划分为成人和儿童。到了15世纪，学校的建立和儿童日益受到保护，让儿童成为“未发展成形的成人”。此后，随着电报、电视等传播媒介的迅速发展，各种信息的数量和质量开始在全社会迅猛发展起来，儿童与成人之间界线的历史根基发生了新的变动。中国儿童观深受西方文学观的影响，在发展进程上与西方儿童观有着相似性，但又存在着自身的个性差异。王海英在《20世纪中国儿童观研究的反思》一文中认为，中国的儿童观在20世纪经历了四个阶段，即传统儿童观、现代儿童观、国家儿童观和世界儿童观。如果我们对这四种儿童观从“儿童”视角考察，就会发现这一演变过程经历了一个“成人本位———儿童本位———成人本位———儿童本位”的历程。在中国传统儿童观中，儿童往往被视为成年人的附庸，是成人的财产，是“缩小的成人”。“往昔的欧人对于孩子的误解，是以为成人的预备;中国人的误解，是以为缩小的成人。”②在西方文化和儿童观的影响下，现代中国文化的“儿童本位”的儿童观开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被引介和发展起来，并首先在儿童文学创作和研究中开了先河。解放后由于受意识形态影响，人们对儿童的认识又回到了成人本位(国家本位)上来，儿童成为受教育的客体。直到改革开放后，儿童观才开始出现了新的转向。“从家本位的儿童观、国本位的儿童观到儿童本位的儿童观，世界本位的儿童观，20世纪人们对儿童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跨越式的变迁过程。”③尽管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努力，中国现代儿童观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但是强大的传统封建文化和社会的影响依然存在。各种儿童观念的冲突影响着儿童教育和儿童文学的创作、传播和接受。因此，在当下文学中出现对同一儿童文学现象褒贬不一、争论不休的现象是非常合理也是十分必要的。

　　现代中国儿童文学观的确立，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源自近代中国学人对西方儿童文学观的引进。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大量引进西方儿童文学和文化思潮的基础上，“儿童的发现”成为现代中国儿童文学的起点。受这一思潮的影响，当时的鲁迅、周作人、郑振铎、叶圣陶、冰心、茅盾等文学家纷纷致力于儿童文学的倡导、创作和出版，现代中国文学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儿童文学经典，如冰心的《寄小读者》、叶圣陶的《稻草人》、张天翼的《大林和小林》等。在这些文学经典中，儿童不再是成人进行教育的对象，而是被作为与成人平等的朋友、知心人来参与故事叙事的。“先进的儿童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人的发现’相整合，就萌生了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儿童文学。”④但是随着后来民族危机的日益加重，当关注现实、关注时代、拯救中华民族成为时代的主题时，作家们开始将儿童文学写作转向对“现实批判”，因此革命儿童文学成为三四十年代文学创作的重镇。叶圣陶的《古代英雄的石像》、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黄谷柳的《虾球传》等成为这一时期儿童文学创作中的经典之作。特别是《三毛流浪记》对社会现实的鞭挞、对善良乐观的小三毛的塑造，赢得了一代又一代小读者的欢迎。解放后，儿童文学成为宣传政治思想、教育儿童的工具，出现了《小桔灯》、《小兵张嘎》、《闪闪的红星》、《宝葫芦的秘密》等时代经典作品。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被赋予了太多的政治意识形态因素，教化功能变得非常突出。到了新时期，伴随着“文学的回归”和“人的回归”，儿童文学观开始回归“儿童本位”，各种不同的儿童文学开始出现在文坛。

　　随着改革开放特别是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儿童文学的译介和创作方面出现了多元化的格局。创作领域出现了郑渊洁、梅子涵、黄蓓佳、杨红樱、孙幼军、沈石溪等重要作家，他们在创作中坚持“儿童本位”的文学观，从自己熟悉的生活和风格出发，创作出了大量为儿童喜爱的文学形象，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创作观念。但是我们还不能说，他们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文学观和创作观。纵观新时期三十年儿童文学的发展历程，儿童文学观的建构性努力主要体现出以下几种趋势。

　　(1)“为人性”的文学观。新时期以来文学完成了从“阶级性”到“为人性”、从“工具”到“审美”的转化，关注人、尊重人、探索人的心灵成为文学创作的时代主题。这一创作观的倡导者和坚守者是著名儿童文学家曹文轩，他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一直坚持书写儿童善良美好的心灵。在《文艺报》的一篇题为《文学应给孩子什么?》的文章中，曹文轩集中表达了自己的儿童文学观，认为:“儿童文学的使命在于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无论是道义感、情调还是悲悯情怀，都是作为文学打造人类精神世界的根本，因此也是儿童文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讲道义的文学是不道德的。不讲道义的儿童文学更是不道德的。”曹文轩的“人性”文学观强调的是一种美的存在，要用美好的人性去为儿童打造一个美好的“底子”。所以，他在不同场合不断强调儿童文学创作中的“人性”、“精神的底子”和“阳光写作”等关键词。在一次纪念丹麦作家安徒生的发言中，他对安徒生的童话创作做出了自己的解读:“因为他为我们创造了美感，这恐怕是安徒生与其他作家有所不同的一个地方。他始终把美作为文学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来营造。”①当然，这只是曹文轩依据自己的文学观念做出的文学解读，但这一观念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触摸到儿童文学创作的根本。

　　(2)“少儿本位”的文学观。所谓“少儿本位”的文学观就是在文学创作中，作家将少儿视为独立的个体，以少儿作为创作的本体，而不仅仅是被教育的对象。新时期儿童文学创作中，坚守这一文学观念的有秦文君、杨红樱等。秦文君在《小丫林晓梅》自序中说:“但愿这本书也能传导我的文学观，以少儿为本位。”秦文君的“儿童本位”文学观就是怀着真诚的心灵去为少年儿童写作，就是要“更多考虑少儿的视角，少儿的情调，少儿的喜怒哀乐，少儿的审美，少儿接受文学的规律”，“所有艺术上的探索都要围绕这个根本，忘了本，所有的动力都变得微不足道。”秦文君的文学创作中，处在成长期的少儿有着鲜明的个性，有着自己的欢乐、苦恼和困惑，例如《男生贾里》、《女生贾梅》、《小丫林晓梅》等。杨红樱的“儿童本位”文学观更多地关注儿童文学的趣味性和阅读性。“她的写作姿态放得很低，将自己放在与小孩子一样的平台上，用他们的眼光去观察，用他们的思维去思考，用他们的语言去表达。”②例如“淘气包马小跳系列”，通过一个个短小的故事塑造了一个有个性、有创意、充满各种奇思妙想的小学生形象。“我一直都保持着童心。孩子就是我的全部世界，孩子在我心中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我对其他都无所谓。”③

　　(3)“超越童心”书写。与大多数新时期儿童文学作家不同的是，郑渊洁的童话创作完全是自学成才。这就意味着他的写作更多地远离了来自社会的影响，便于从儿童角度来思考他的文学创作理念，而不是接受了某一现成的文学观点。在郑渊洁看来，他的童话就是让儿童在阅读过程中发现自己;通过塑造一个虚拟的童话世界，让孩子的天性获得最大的舒展。由于其特殊的人生经历所致，郑渊洁的童话中对传统教育观念充满了批判和挑战。他只上过小学四年级，后来的学习完全是靠父母的指导才完成的。这种儿童观反映在他的童话创作中，集中表现为作家对童话主人公那些充满想象的各种奇妙思想所作的极度张扬和对现实世界中种种僵化体制的无情批判。郑渊洁认为:“一个人在童年时期最重要的事情是玩，儿童是通过玩来认识这个世界的。”所以，郑渊洁笔下的皮皮鲁、鲁西西、舒克和贝塔等形象，都是天性爱玩好动，满脑子都是奇思妙想，例如骑着竹竿上天、操作地球控制机、在零食王国检阅零食大军等。

　　在今天这个日益多元化的时代里，人们对儿童文学的评价也有着各自不同的观点和思考。譬如批评界对杨红樱创作的争论，就是十分突出的一例。很多学者从纯文学、主题设置、故事情节、出版传播、商业化等角度对其创作展开褒奖或贬斥的评价，甚至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其实，这恰恰是儿童文学走向多元化格局的一种表现。“我认为儿童文学应该有一个多元化的批评标准体系。因为现在的儿童文学创作和出版已经日益多元，只有对于不同类型的作品施以不同的评价体系，当代儿童文学创作才可能得到公允的评价，儿童文学批评和创作之间的互动才可能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①当我们在为新时期儿童文学走向“儿童本位”而热情欢呼时，那么，究竟何为儿童本位?儿童本位的文学观在作家创作和文本中又是如何体现的?可是，如果我们对新时期儿童文学创作实绩做一个整体评判就不难发现，儿童文学创作只能说努力朝着多元化前行，还未完全形成真正的多元。所以，对“回归儿童本位”、人性美、现实世界和自我表现等文学观念需要展开深入反思和做出建构性的努力，是今后儿童文学真正多元化发展必备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