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现代性特质与当下文学创作论析文学论文(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9-01-08

  “探讨中国现代性的颜面,有必要澄清一个常见的混淆:要么标举中国现代性的特殊国情,要么把它仅仅等同于西方现代性”,同时面对西方的现代性理论,“是否具有天然的合理性,是否存在一种非西方的现代性的出路,我们能否对西方的现代性本身作出合理的批判”,只有在不断的批判与反思之中,我们才能不断彰显中国现代性的独特内涵。

  文学的审美现代性本身就是作为一种否定思维的方式存在的,它并不是包治文学百病的良方。但是,当下的文学研究却常常把它神圣化、妖魔化了,一研究文学问题就喜欢贴上“现代性”的招牌,以示学术研究的前沿化,使富有活力的现代性理论走向庸俗;同时,一些学者以现代性的反思性为依凭,对一些陈旧过时的文学理论、文学现象进行从新包装,使正常的学术活动走向了伪学术的边缘,从而会导致文学理论的虚无主义。

  这些都是我们要时刻注意的。考察中国文学的反现代性思潮之源头,笔者认为,应为洋务运动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承认西方工具器物的现代性和普遍性,否定其作为本体文化上的现代性与普遍性。二十世纪初的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指出西方人过分追求物质而丧失精神道德的判断与指引。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等一系列著述中,倡导乡村重建理论,来避免西方现代性造成的官僚化、集权化等社会弊端。

  此外,二十年代出现的“国粹派”、“学衡派”等也都提出了不赞同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张。这些论点对五四文学主导性话语进行回避、置疑与消解,对西方现代性持有警惕应值得重视。但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在现代世界中,仍有某种绝对坚固的东西是现代动力所不能破坏的,就像大海不可能被它的波浪破坏一样。这就是现代社会格局本身。现代性动力的运动就是现代社会格局的波浪”,这种绝对坚固的“现代社会格局”是我们反思现代性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基点。同时我们要注意的是,“作为现代性动力的载体,文化话语可以持续否定任何事物;否定可以像一个主要的体育项目一样得以进行。游戏可能变得具有破坏性,变成愤世嫉俗的或虚无主义的”。

  理论的设立,不能限于理论自身的建构,更重要的指向实践。对现代性的关注,某种程度上中国文学的研究又重新找回自己的言说姿态和定位,重新肩负起自己应有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感。当前,随着商品市场的建立和完善,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文学脱离了唯政治意识形态的藩篱,文学出现许多新质和新变,其自身的现代性也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文学现代性的世俗化特色越来越浓厚。

  今天的中国社会虽然还处在现代化的初始阶段,但是现代化的步伐正顺应着世界潮流向前迈进,特别是当前高增长的工业经济、现代化的城市扩容、大规模的城乡一体化建设,必将为我国文学的现代性铺设深厚的时代背景和时代资源,使文学的现代性具有一个无限广阔的视角空间。但是,在社会现代化推进过程中,现代性给我们带来了工业文明和都市的繁华,也带来了工具理性、功利主义的盛行,“一个人不再会仅仅为了快乐而在一些无用的东西上接受教育,诸如音乐、诗歌和哲学。人们提供社会所需要的才干和能力。

  社会不需要的东西没有用途,也没有价值”。部分传统美德的消失,物质的生产和消费造就的繁荣,也造成了价值观念的混乱,财富成为鼓动一部分人衡量人成功与否的标志了。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特别是文学的商品化,在商业利润的刺激下,通过效益的经济杠杆,筛选掉不符合商业运行机制的文化形式,出现了写作的欲望化、身体化、私人化、平面化等等有背社会道德底线的倾向,文学消解了崇高和神圣的纬度,文学对社会的反思功能减弱甚至消失了。

  现代性追求中的个人的存在价值特别是积极的社会价值取向滑落到道德边缘,公平、自由、平等、正义等体现现代性的价值理念被商潮湮没,“商潮的涌起使人们乐于把文学定格于满足快感的欲望功能,人们因厌恶以往的仆役于意识形态的位置而耻谈使命和责任。

  对于世俗的迎合使文学(包括艺术)迅速地小市民化,庸俗和浅薄成为时尚。这种时尚使一些人怡然自得而不曾感到羞赦,以“乡下人进城’,文学题材为例,文学叙述上庸俗的反思、批判有时仍不能凸显现代人生的生活真谛,部分作品的叙述仍停留在前现代或传统的水平上,漠视城市与乡村的对立紧张的关系已趋向和谐发展之路,漠视乡下人的身份地位的显著变化,漠视城市对农村的接纳度提升的现实,而热衷于将目光投向歌厅、舞厅、酒吧等消费性场合,用有色眼睛看在这里的乡下人的生存只有卖弄风情才是唯一的生路,而忽视了这些场所文明的体现;热衷于将农民工进城视为一种盲目的流动,忽视对农民工进城的现实考察,总认为农民工是一种无理智的盲动行为,怀疑农民对当前的人才市场的信息把握能力(诸如通过各种招聘广告、老乡关系等等),始终将农民工进城当成无由头的外出冒险活动,从而使一些作品只满足于平面描述,缺少审视和深度开掘,无节制地渲染时尚,人物面目和情节故事被时尚之手紧紧拖住和捉弄,陷人了消闲解闷的时尚品,失落了真实。

  同时,一些作家流露出精英意识,身处事外的“超然”造成的旁观姿态使这些作家在描述农民工的时候不自觉的流露出一种优越感,知识者的精英话语控制着一切,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农民工的轻蔑和对底层苦难的玩味欣赏之意,而全然不顾及严重的社会不平等的存在与这种不平等的结构正不断被强化的现实。

  文学和文学理论应该如何体现自身的现代性特色,如何表现、反思工业社会压力下人们那种躁动不安、心理焦虑、神经紧张、变态行为等等的异化现象,如何关注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对那些只沉迷于物质享受而失却对精神提升的文学现象,对非理性的、反本质主义的、忽视人间真情的写作,我们必须加以重构与解释,它可以避免创作主体由于思维的偏袒而造成精神的定型化、凝固化,为文学跨越新的精神世界提供一种‘反促力’。这“反促力”就是文学的现代性的时代征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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